杜亞泉

杜亞泉1873年9月14日生於浙江會稽縣東關鎮倉塘鄉（今上虞長塘）。他的父親十分重視培養他讀書，盼望他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16歲 中秀才。21歲肄業於崇文書院。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應蔡元培之聘任紹興中西學堂數學教員。1900年秋到上海，創辦中國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學——亞泉學館，培養科技人才。同時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科學刊物——《亞泉雜誌》半月刊。又編輯《文學初階》，為中國最早的國文教科書。1903年，返紹興與人創立越郡公學。翌年秋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歷時二十八年。早年又攻理科，商務早期理化書、博物教科書大多出自他手。主編《東方雜誌》，改為大開本，增加篇幅和插圖，從東西文報刊選譯最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思潮。並開設“科學雜俎”欄目。對於國際時事，論述詳備，成為當時很有影響的學術雜誌。他發表的譯著論文達300多篇。始終堅持科學的立場，於人生觀和社會觀，於理智支配慾望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學與東方傳統文化結合為最後目的，實為中國啟蒙時期的著名愛國學者、編輯家。1920年辭去《東方雜誌》主編兼職，專任理化部主任。

杜亞泉以其刻苦自習的知識和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先後主編並出版了《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都是該學科的第一部大辭典。1924年，出資在上海創辦新中華學院，並任教。兩年後停辦。1932年，淞滬戰役中，他的寓所與商務印書館俱被焚毀，全家回鄉避難。在家中指導商務同仁及侄兒編輯《小學自然科學辭書》及大量的各類教科書，為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奠基，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科學文化遺產。1933年12月6日在家鄉逝世。著有《人生哲學》、《博史》、《杜亞泉文選》等。譯有叔本華的《處世哲學》等。

從舊學轉向新學

杜亞泉1873年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一個殷實家庭。他的父親十分重視培養他讀書，盼望他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他也自幼勤奮好學，起初致力於訓詁和清初大家之文。夏夜在庭院內圍帳挑燈以讀，冬日在屋內掩窗僅透一線光以讀，廢寢忘餐，常被人看成是痴子。

杜亞泉的 青年時期，正是清政府政治腐敗、列強入侵、民族危機深重的時代。當時舉國上下，特別是知識界變法圖強、救亡圖存的思想浪潮十分高漲。懷有熾烈愛國心的杜亞泉，在維新變法思潮的激蕩下，不能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學習道路。他的結論是舊學救不了中國，必須“翻然改志”，講求實學以救世濟民。有一段文字記敘了他的這一轉變：

“甲午之秋，中日戰耗傳至內地，予心知中國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將日益亟也。蹙然憂之時，方秋試將竣，見熱心科名之士，輒憂喜狂遽，置國事若罔聞知，於是嘆考據詞章之汩人心性，而科舉之誤人身世也。”

自是而後，他毅然違背父意，棄科舉，自學數學，由中學轉向西學。他閱讀當時製造局翻譯的科技書籍，覺得“天下萬物之原理在是矣”。於是傾心研究，漸對西學產生濃厚興趣。1898年，杜應蔡元培之邀，任紹興中西學堂（今紹興市第一中學前身）算學教員。他一邊認真教學，一邊如饑似渴地吸收先進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他學習的面極廣，除理化外，還讀了動植礦物以及醫學等自然科學書籍。由於他自學能力特強，“雖無師，能自覓門徑，得理化學之要領”。

他曾經將物理化學的各種實驗逐條錄出，準備在教學之暇，攜帶器具藥品，到市場、名勝等大眾聚集之處作演說表演，使老百姓能“驚眩變化之奇妙，增長事物之智識，響慕學問之旨趣，藉以為開通風氣之助”，認為這是“開民智之良法”。

杜亞泉覺得僅藉譯本研究學問，“如溝之無源，如丘之無脈”，必須直接閱讀外文原版書籍。又認為在外國文化中，日本文化與中國相近，更值得學習。於是就與學堂同事延請日人講授日文，不久就掌握了翻譯日文的本領。從此便能更多更快地從日文書籍接觸到西方科技知識和民主思想，科學與民主的意識在他腦中日益深入地紮下了根。

據蔡元培回憶，杜亞泉雖專攻數理，頭腦冷靜，但探尋哲理、針砭社會之熱忱，卻也急不可遏。在中西學堂任職時，常在用膳時與別的教職員討論國家大事。他和蔡元培往往偏於革新方面，他們提倡民權、女權，提倡物競爭存的進化論，與一些舊學精深但傾向保守的教員進行過多次辯論。終因齟齬之積累，致受袒護舊派的校董的警告，蔡憤而辭職，杜也相繼離校。

杜亞泉少習舉業，十 六歲中秀才。廿一歲肆業杭州崇文書院。1895年甲午戰敗，他受深刻刺激，思想劇變，決心講求實學，以救世濟民。因此棄舉業而改學算學，由中法而西法，讀李善蘭、華蘅芳二人的著譯。1898年應蔡元培之聘，任紹興中西學堂算學教員。此時他利用教學餘暇，又自學理化、博物和日文，並對中國傳統學說開始有所懷疑。1900年他去上海創辦亞泉學館，同時出版《亞泉雜誌》（半月刊）。1903年他返回紹興創辦越郡公學，任校長兼理化、博物教員。1904年應張元濟之邀，出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時間長達28年之久。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和他的寓所均毀於戰火，全家逃回故里，以變賣家產度日。在貧病交迫中，他仍堅持編著科學書籍，並任稽山中學的義務教員。1933年12月，因患肋膜炎無錢醫治而不幸去世，享年六十歲。

蔡元培與杜亞泉是道義相交的摯友，杜去世后，蔡在《杜亞泉君傳》中對他的治學精神有一段生動的描繪：“君身頎面瘦，腦力特銳，所攻之學，無堅不破；所發之論，無奧不宣。有時獨行，舉步甚緩，或諦視一景，佇立移時，望而知其無時無處無思索也。”杜亞泉就是憑他深邃的眼光，獨到的見解，探索的精神，在中國近代文化學術史上，創造了四個“第一”：

1900年，杜亞泉在上海創辦“亞泉學館”（次年改名“普通學書室”），刊行科學書籍，培養科學技術人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

1900年杜亞泉在創辦亞泉學館的同時，出版《亞泉雜誌》（后改名為《普通學報》），內容多為數理化論文和知識性文章，深受中國知識界的歡迎。清兩廣總督陶模對《亞泉雜誌》尤為讚賞，他曾命下屬官員普遍訂閱。這是中國近代第一份科學雜誌。

1901年，普通學書室除繼續出版科學書籍外，又編寫出版語文、史地等教科書，其中杜亞泉所編的《文學初階》，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國文教科書。

1918年，由杜亞泉主編、13位專家合編歷時12年、全書達300餘萬字的《植物學大辭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專業辭典。

杜亞泉深知，要 強國必先普及科學，而普及科學的根本途徑在於辦教育。因此，他從1902年開始，就在辦刊物的同時，致力於科學書籍和教科書的編著出版。普通學書室一創立，他就延聘翻譯和精通西學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陸續編譯了諸如《普通數學》、《普通化學》、《普通質學》、《普通礦物學》、《普通植物學》、《普通動物學》、《普通生物學》、《普通英文典》、等中等學堂教科用書。這些教科書的內容全都反映了當時西方科學的最新水平，對中國科教界來說，具有很新的創意，對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杜亞泉編著教科書具有革新的精神，使教科書適應新的時代。這裡舉一個《文學初階》的例子：《文學初階》是杜亞泉於1902年編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專供蒙學堂用的讀本，一部共6冊，供3年學習之用。當時清朝政府“興學堂”，但仍規定“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杜置清廷法令於不顧，一改“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傳統教材，首創按語言規律，從實詞入手，由淺入深，循循善誘，然後由實而虛，由單字而句子，由兒童身邊常見事物各種淺近知識，再到聲光化電、中外史地人物，再進而到倫理修身，以及激勵奮發讀書學藝以振興中華等內容。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此書已明顯地拋棄了唯有讀書高和讀書為做官的思想，並對忠孝仁愛等傳統的倫理道德賦予了新的民主的內涵。這套課本現在能見到的最晚印次是1906年，即流行前後不少於5年，這個“壽命”是它以前各種課本所沒有的。該書“拋棄經學中心和貼近兒童生活，使教育具有生活氣息，具備近代概念的普通教育內容。新式教育提倡多年，課本建設摸索多年，至此才大致走上正道”。“這部書從教育學的原理講，是中國小學課本史上劃時代的一部課本”。

杜亞泉在編纂教科書時，不忘宣傳愛國主義思想，以激發青年人振興中華之志。他編纂出版的《普通新歷史》，在其“總論”中有一段話：“前清時代，中國割地開港，幾為白種人所分割。今已肇建共和，從此舉全國之力，振興庶務，廣求智慧，以光我古國之聲名，駕五洲各國而上之，非國民之責任而何?”在該書“凡例”中又說：“近世全球交通之會，中國民漸漸與世界相見，優勝劣敗，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間，誠千載一時也。中國民之眼界，斷不可僅注於國內數十朝之興替沿革中，須考察種族勢力之強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為大家警醒振拔之標準。”這本歷史教科書極受學界歡迎，在短短5年中，即重印28次。

後來，普通學書室也因經費短缺等原因陷入困境。而此時，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則在當時社會上興學堂浪潮的機遇中獲得了發展，正在羅致人力，擴大業務。1904年秋，杜亞泉應商務的創始人夏粹方、張元濟之邀，被聘為商務的編譯所理化部主任，一心致力於科學研究和編譯工作，而普通學書室也併入了商務印書館。從此，杜亞泉在“商務”服務了28年之久，長期通過出版工作來實現他的科學理想。

杜亞泉在“商務”的前些年中，幾乎全力撲在教科書的編譯工作上。他編譯的教科書，範圍從初小到高中以及師範學校，內容包括動物、植物、礦物（三者當時也合稱博物）、數學、物理、化學、生理及農業等，還有部分學科的《示教》、《教授法》。據後來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編的王雲五稱，杜“編著關於自然科學的書百數十種”，其中有相當數量是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初期所出理科教科書及科學書籍，大半出於先生手筆”。

一是編 纂《植物學大辭典》。該書為中國第一部有影響的專科辭典，由13人合作，杜任主編。自1907年開始編撰，1918年出版，歷時12年，1934年再版。此書收載中國植物名稱術語8980條，西文學名術語5880條，日本假名標音植物名稱4170條，附植物圖1002幅，全書1700多頁，300餘萬字。蔡元培為之作序說：“吾國近出科學辭典，詳博無逾於此者。”時任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主任的美國科學家祁天錫也認為：“自有此書之作，吾人於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據，而奉為指南焉。”

二是編纂《動物學大辭典》。該書由5人合作，杜任主編。自1917年開始編撰，1923年出版，歷時6年，1927年四版。全書共250餘萬字，所收錄的動物名稱術語，每條均附註英、德、拉丁和日文，圖文並茂，正編前有動物分布圖、動物界之概略等，正編后附有西文索引、日本假名索引和四角號碼索引。該書與《植物學大辭典》同為中國科學界空前巨著，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三是編著《化學工藝寶鑒》。該書於1917年3月出版，至1929年12月已出第九版。書的內容包含重要工藝30餘類千餘種，自家庭日用以至工廠製造，各種化學工藝如合金、鍍金、冶金、玻璃、琺琅、人造寶石、陶器著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均有詳盡的說明。編此書的目的，在於為國貨製造家們提供一份技術參考資料。

為了推動中國的科學教育，杜還在編譯出版教科書的同時，重現科學實驗儀器和設備的製造。在他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開辦了標本儀器傳習班，招收學徒，授以技術，培養自製儀器、標本、模型的人才；他本人也曾親自在傳習班中講課。此外，他還發動並資助自己的子侄輩開工廠從事儀器文具的生產。例如他支持表侄周榕仙在上海開了一家中國儀器廠（現地質部所屬上海地質儀器廠的前身）；支持堂弟杜春帆在上海開了一家墨水製造廠“天然墨水廠”（1949年後與其它廠合併為上海墨水廠）。

鑒於杜亞泉在科學傳播普及上的貢獻，有人稱他為科學家，他謙虛地回答說：“非也，特科學的介紹者耳。”

杜亞泉是一個憂國憂民而又具有科學頭腦的人，他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思考是嚴肅而冷靜的，而且勤于思考，善於思考。據蔡元培回憶，杜“有時獨行，舉步甚緩，或諦視一景，佇立移時，望而知其無時無處無思索也”；而且他“腦力特銳，所攻之學，無堅不破，所發之論，無奧不宣”。杜亞泉對於各種社會現象，不僅有敏銳的洞察力，而且敢於公開闡明自己的見解，不人云亦云，不畏懼權威。一旦形成自己的觀點，就鍥而不捨，不輕易放棄。他把這視作自己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辛亥革命后政治並不清明，封建軍閥勢力的割據，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腐朽的封建意識與資本主義思想交織熏染，使社會精神道德日益衰敗，人們思想極為混亂。當時中國愛國的有志之士，政治意識和求知慾望正日益發展，杜亞泉也深感需要有一種工具“以救國人知識之飢荒”，並加以“誘導”。正在此時，商務印書館為刷新《東方雜誌》，聘杜亞泉兼任主編。這對他來說，真是一個天賜良機。於是他一方面對《東方雜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方面自己筆耕不輟。

《東方雜誌》為月刊，創始於1904年，初僅為選報性質，彙編朝廷文告及報刊文章之類。杜任主編后，擴大篇幅，活躍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對國內外形勢、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學術思潮等，無不作詳明迅速的編載，並發表評論文章。同時，增設“科學雜俎”等欄目以傳播科學知識，增設“談屑”等欄目以針砭時弊，《東方雜誌》從而面貌一新，成為當時中國銷量最大、最有影響的綜合性雜誌。

在1911—1920年任《東方雜誌》主編的9年間，杜曾用“傖父”和“高勞”筆名，撰寫論文、雜感和譯著約300餘篇。他的文章，內容範圍很廣，哲學、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倫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從實際出發，有批評，有建議，批評則尖銳直率，觸及時弊，建議則獨具慧眼，切合國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發人深思。杜亞泉的政論文章中，常有一些獨到的見解，給人以啟迪。例如他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的原因》一文，談到中國社會過剩的勞動階級，即歷史上的遊民階級力量強大，他們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合，對抗貴族階級勢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們自己也就逐漸貴族化了。這種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會革命，只可謂之帝王革命。而中國的知識階級，今日“尚輾轉於貴族遊民二階級之勢力中而不能自拔”，“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遊民為伍”。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於社會革命，則是缺乏發生的社會基礎。文章指出：“歐洲之社會革命，其基礎於哲學上之思想，既深且遠；其關於生產上、政治上之運動方法，又甚周備，即吾國之知識階級中，亦罕能言之；勞動階級中，更無從得此知識，其不能發生自無疑義。”他斷言：“若今後之知識階級，猶不肯斷絕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於產業階級、勞動階級中以與之結合，而惟與貴族化之遊民為伍，則貴族勢力與遊民勢力，將日益膨脹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可言?”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若只知謀求個人政治上的發展，而不與產業階級、勞動階級相結合，則中國將談不上什麼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在《未來之世局》一文中，他預見“國家的民主主義末期……社會中發生一有力之新階級，即有科學的素養而任勞動之業務者。此等科學的勞動家，以社會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國家社會間一切機關、職業，悉落於勞動家之手”。此時的政黨，“無計可施之伎倆”，而軍隊也“不得不撤除”，戰爭“不得不停止”；“於是國家的民主主義，一變而為世界的社會主義”，“人類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給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進其福利，皆為社會事務。”這裡，他已朦朧地看到了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以及社會主義的美好遠景。

在《中國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預言，中國的新勢力，在於那些“儲備其知識能力，從事於社會事業，以謀自力的生活”，“標準於舊道德，斟酌於新道德，以謀個人之自治”的人。這一類年輕有為之士，“懲於戊戌以來諸先進之種種失敗，始有所覺悟，於是去其浮氣，抑其躁心，乃從社會生活上與個人修養上著手。將來此等青年，益益遍布……當舊勢力頹然傾倒之時，其勢力自然顯露，各方面之勢力，自然以此勢力為中心，而向之集合。”“現今文明諸國，莫不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中國將來，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則吾人之所深信者也。”這就是說，他認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在於努力掌握知識能力，潛心社會事業，關心國家前途，有道德、有覺悟、不浮躁、講實幹的年輕一代。

又如在《減政主義》一文中，他指出：“一國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順其發展之進路而勿障礙之，即使社會可以自由發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貿貿焉擴張政權，增加政費，國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國民之增擔負也愈速。干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社會衰而政府隨之”。這種理論，不正與我們改革開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相暗合嗎

深入研究杜亞泉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杜亞泉不僅在自然科學方面是一位先驅，而且正由於他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貴的科學思維的方法與習慣，使他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也能嚴格遵守實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維方式，從而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以西方哲學中的“接續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認為歷史是繼往開來、不可割斷的，故在政治上主張調和，主張開進與保守（這裡的“保守”指“不事紛更，而非力求復古”）相結合。他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專制，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他對社會改革是真誠而堅定的，但是他主張漸進而反對激進。他在對西方文明的審視中，既覺察到資本主義的弊端，也隱約地看到了人類社會“未來的文明”“必趨向於社會主義”，它必是與勞動階級聯繫在一起的。

在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杜亞泉還翻譯了大量日該國的以及通過日文轉譯的西方國家的專著、評論和各種重大事件的報道。例如《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美國之新國民主義》、《墨西哥革命成功之偉人》、《日本明治時代之進步》、《歐美社會黨之消息》、《婦女參政權運動小史》等。據章錫琛回憶，他還經常在《東方雜誌》上介紹摩爾、歐文、傅立葉、聖西門等的空想社會主義，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和叔本華的《處世哲學》等全部譯出，分期刊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於1912年翻譯過日本著名社會主義理論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連載於該年5月至9月的《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一號至第九卷第三號，后被收入《東方文庫》叢書，單本發行。此文在《東方雜誌》發表時，較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還早8年。

杜亞泉在離開《東方雜誌》后，人已進入老年，但他絲毫沒有鬆懈奮鬥的意志。這時，他除了做好日常的理化部主任的工作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辦教育，一是著書。

興辦教育，栽培社會需要之人才，是杜亞泉一生的一個重要理想和追求。早年他與蔡元培在紹興辦中西學堂，后在上海創辦亞泉學館；1902年，應浙江南潯龐清臣之邀出任潯溪公學校長，1903年，又與紹興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余、壽孝天、宗能述等創辦越郡公學；在任紹興七縣同鄉會議長期間，還辦了小學3所。杜的這些辦學活動，多因經費不濟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在時間很短。但他辦學之志，始終未泯。後來他又想在紹興諸葛山麓辦一中學，“嘗與朋儕言及，作何設備，作何措施，如何進行，如何擴張，如何由中學以晉大學；並謂苟得如願，雖終其身服務於是校，並子侄亦終其身服務於是校，均所不惜。談至酣暢時，興高采烈，幾欲克日觀成”。終因格於情勢，沒有如願。

1924年，杜終於在上海自費創辦了新中華學院，培養從事科學、實業人才。他自己及子侄均任教課，並自任訓導之責。雖曠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時間，扣減薪水，也不介意。他痛恨官僚買辦，常教育學生千萬不要做買辦。他深惡社會學風之頹靡，力主敦樸，鼓勵學生畢業後到農村去，從事教育及農村合作事業。當時有些學生想到美國去，他頗為擔憂，他說他並不是反對他們去美國學習，只怕他們學成回來為洋人做買辦。他還很關心學生的健康。學生飯菜里有老得像竹的筍和長了斑斑黑點的茭白，他發現后就自己貼錢，囑廚房給學生加菜。然而，這樣辦了兩年半，斥資8000餘元，家中積蓄盡罄其所有，杜原有商務股票若干，全部出售，仍不足數，終負債二三千元，學校也只好停辦。

關於著書，杜亞泉一生編寫過不少，最“慘淡經營”者，則為《人生哲學》。據蔡元培介紹杜編寫的教科書雖然都是自然科學方面的，但是他始終不肯把自己的注意力囿於數理化的圈子中，“而常好根據哲理，以指導個人，改良社會，三十餘年，未之改也”。在新中華學院時期，他在學生中開設了人生哲學課，以開發青年的思想。學校停辦后，他根據講課內容，又搜取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中新穎警切的理論，加以擴充整理，歷時六七年，編成《人生哲學》一書，作為高級中學教科書，於1929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由於杜所治為科學的哲學，與懸想哲學家當然不同”。他“以科學方法研究哲理，故周詳審慎，力避偏宕。對於各種學說，往往執兩端而取其中，如唯物與唯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於倫理主義取普泛的完成主義，於人生觀取改善觀，皆其折衷的綜合的哲學見解也。”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商務印書館被炮火焚毀，杜亞泉寓所同時遭災。“商務”停業並解僱職工，杜也率全家避難回鄉，變賣家產度日。然而他對社會的熱心，仍未因此而稍挫。在鄉間，他自費創辦了“千秋出版社”，聘用離館舊同事和兩個侄子，拖著老邁的身體，繼續從事科學編著工作。他寧肯不添置必須的衣物，將“商務”發給的遣散費400餘元，悉數購買參考書籍，從上海運至鄉間，埋頭編譯，在一年多時間裡，完成了70餘萬字的《小學自然科詞書》的編撰。此書收錄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所必須的辭彙2000餘條，包括天文、氣象、物理、化學、礦物、醫學、動物、植物、化工、農業、建築、食品等23類，對於補充小學自然科教師的科學知識，可謂十分詳盡。此書於杜去世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最後貢獻於社會的一部著作。杜亞泉可以說是以著述貢獻於科學事業而終其一生的。

在鄉間編詞書的同時，他還每隔一周乘船去紹興縣城，為稽山中學（今紹興第二中學前身）義務講課，孜孜不倦。講課內容有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等，並宣傳抗日救國。此外，他還在鄉間支持群眾打擊惡霸豪強羅厚卿，幫助鄉間革新教育。

由於操勞過度，本已顯得消瘦蒼老的杜亞泉終於病倒。1933年秋患了肋膜炎。他在病中仍沒有停止對他的事業和他始終關心的各種問題的思考。一天晚上他思慮過度，徹底不眠，次日體溫增高，病勢轉沉，於12月6日去世。杜亞泉本無財產積蓄，“平時賣文所入，除供簡單生活費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費，因此身後蕭條，無分文遺產”。病篤時無錢醫治，死後借棺入殮。

是年6月，杜亞泉曾赴紹興龍山詩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韻詩，末兩句云：“鞠躬盡瘁尋常事，動植猶然而況人。”實為他一生為人的寫照。

杜亞泉不僅是一位文理百科無所不通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編輯家和翻譯家。

他的專著有《化學工藝寶鑒》、《博史》、《高等植物分類學》、《下等植物分類學》、《人生哲學》等。科學論文多達數百篇，其中以化學為主。袁翰青編著的《中國化學史論文集》中就收錄他的論文四篇。中國至今沿用的化學元素中文譯名，也出於他的首創。

他創辦上海亞泉學館、紹興越郡公學、上海新中華公學。專著有《格致教授法》、《博物學教授指南》、《小學自然科詞書》等。此外，還有《算學問答》、《化學問答》、《珠算開方法》、《電學試驗》等大量教學輔導性文章。

他除早年編輯《亞泉雜誌》外，在長達28年的亡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期間，還致力於編譯出版理化、博物、哲學、政治、法律、經濟和醫學方面的書籍，並由他主編出版《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等大型辭書。

他在兼任《東方雜誌》主編的九年中，大量翻譯了西方科學著作。自然科學有《蓋氏對數表》、《動物學精義》、《定性分析》、《食物養生法》等。社會科學有《社會主義精髓》、觸司女參政運動小史》、《戰爭哲學》等。

杜亞泉雖專心著述，但也十分關心國家命運和社會改革。為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帝制運動始末記》、《天意與民意》等文章，進行無情的鞭撻。1914年他連續發表《個人之改革》、《接續主義》、《破除幸福之目的》等一系列文章，闡述其社會改革的思想。

杜亞泉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為了在上海出資創辦新中華公學，不惜低價出售他商務印書館舊占股份，甚至負債二三千元而不悔；為了反對清政府出賣蘇滬、滬杭甬鐵路修築權，他奔走呼號，並以自己的薪俸供紹籍友人回鄉納股；為了保障紹興旅滬同鄉的權益，他發起組建“紹興七邑旅滬同鄉會”，被選為議長。

杜亞泉樂於獎掖後進，提攜青年。1900年他擔任浙江省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考試的主考，並負責數理科的出題。當年他鼓勵竺可楨應試，后竺被錄取，卒成著名的氣象學家。胡愈之初進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曾得到前輩杜亞泉的細心指導，胡愈之終生感激不已，稱他為忠厚長者。

杜亞泉為人剛正不阿，自奉儉樸，好學不倦，樂於奉獻，可為後人楷模。他臨終前不久，曾赴“龍山詩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韻詩，末兩句云：“鞠躬盡瘁尋常事，動植猶然而況人。”他畢生為中國文化教育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實為他一生為人的真實寫照。

為維護理性而論爭

由於長期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入侵，國弱民貧，社會黑暗，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群眾中積壓著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改變國家貧弱面貌的迫切願望，有識之士急於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在這種氣候下，極易在群眾特別是青年中，形成一種浮躁的、激進的思潮，主張極端的激烈的變革，而且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於是，杜亞泉的冷靜觀察、深思熟慮，就顯得似乎過於穩健、持重，從而被認為過於保守了。

然而，杜亞泉是一個十分重視理性思維的人，他始終堅持自己經過認真思考後得出的觀點。他又是一個好辯善辯的人，平時常與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評論時局。據當時一起在座的周建人先生等回憶：杜很愛講話，講起來總是興緻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談，常涉及各種問題，科學的、社會的；他的意見常和別人不同，爭辯起來，總是他的聲音蓋過別人，他那蒼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還說，杜在與人爭論時，“總是一面點著頭，將說畢時還帶著笑，這笑透進對方的心裡，會使人覺得自己的判斷不正確起來。”

杜的這種性格，在他主政《東方雜誌》以後，就不可避免地捲入與人的筆墨論戰。這種論戰，有文字可考者，最早為1918年與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以後是1919年底與蔣夢麟的關於何謂新思想的論爭，1920年與余雲岫關於中西醫學的論爭，1927年初與李石岑的關於新舊倫理觀的論爭，以及1927年10月與朱光潛的關於情與理的論爭等。

這些論爭具體內容雖不同，但從實質上看，都是圍繞兩個根本問題展開的：一個是東西文化問題，一個是理性問題。而這兩者又是有關聯的，杜亞泉對東西文化的態度和觀點，也是他理性思考的結果。茲分別介紹如下：

關於東西文化問題的論爭

杜亞泉與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問題論爭的焦點，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當時傳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處理兩者的關係。杜亞泉認為要振興中華，必須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對一切照搬、全盤否定該國的傳統文化；認為東西方文化應該取長補短，融合調和。陳獨秀則主張徹底剷除中國傳統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

杜亞泉雖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於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被戰爭觸目驚心的現實所震驚，思想發生重大變化，意識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並反過來重新審視中國固有文化，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足以彌補西方文化之不足者。

1917年，他在《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以為其經濟目的不在充足社會生活所需要之資料，而在滿足少數人生活之慾望。因而生產過剩，競爭激烈，軍備擴張，物質主義大熾，推而演之為強權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甚至戰爭萬能主義。“道德不道德之判決，在力不在理”，“戰爭之責任，不歸咎於強國之憑陵，而諉罪於弱國之存在。”所以，他認為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於西方國家的經濟衝突，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觀念。他對中國人民傳統的愛和平、講中庸、尚仁義、重民本及均貧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這也是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當然，他也很明白，不學習西方，不足以救中國的貧弱，所以他一再強調對該國的傳統文化必須有“確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長，補我之短”。

1918年4月，杜亞泉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迷亂的現代人心》，批評了西洋文明在中國產生的一些不良影響，認為要救濟中國，絕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統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統者則明？之，其間有錯出者則修正之。一方面儘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於吾國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東方雜誌》又發表了錢智修和平佚著譯的文章，他們都肯定中國傳統文化而批評西方文化的缺陷，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進派。

同年7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明確表示“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兩者根本相違，絕無折中之餘地”。“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國情等鬼話來搗亂”。接著，陳又先後於同年9月和次年2月，接連在《新青年》上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和《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二文，對杜等進行了嚴厲抨擊。杜亞泉雖於同年12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答〈新青年〉雜誌記者之質問》予以回駁，但由於商務印書館當局顧慮與當時徹底反傳統的主流思潮相衝突會影響該館的聲譽及營業，竭力勸杜亞泉改變觀點，停止反駁，並決定改換《東方雜誌》主編入選，杜被迫只好於1919年底辭去《東方雜誌》主編之職。此後，杜雖未再直接對陳作出回應，但仍通過發表文章闡明自己的觀點。例如，他在辭去主編前，在《東方雜誌》發表《新舊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確表示：“現時代之新思想，對於固有文明乃主張科學的刷新，並不主張頑固的保守；對於西洋文明，亦主張相當的吸收，惟不主張完全的仿效而已。”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中國既為人類之一部分，對世界未來文明之創造，亦應有所貢獻。“苟以科學的法則整理而刷新之，其為未來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無疑義。”可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念是很堅定的。

現在看來，杜亞泉和陳獨秀當時都在為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而努力，不過杜代表的是穩健的中年知識分子，而陳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進派。有人說他們之間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與反對新文化之爭，這是不當的。

杜亞泉和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問題的論爭雖未繼續下去，但影響很大，很多學者都卷了進去，延續時間很長。王元化先生曾評論說，當時論戰“思想之開闊、論點之堅實、見解之深邃，往往難為後人所超邁”。80多年過去了，如何看待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如何以科學法則刷新之？如何吸取西方文化？兩者能否融合併在此基礎上創造有益於人類的新文化？這些問題還是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的。

杜亞泉對中西文化的觀點，後來又反映在中西醫藥的問題上。1920年，余雲岫在《學藝》雜誌上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一文，徹底否定中醫理論，不久，杜即撰文《中國醫學的研究方法》予以反駁。

余雲岫認為，中醫的“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都是說謊，是絕對不合事實”，“要斬釘截鐵把這點以偽亂真空言欺人的勾當，一起看破”，“一切打空”。杜亞泉則認為：“中醫的陰陽五行六氣三候之類，決不能說它全無道理，只是它們沒能用科學的名詞和術語來解釋。若是有科學知識的人，肯把中國醫學的理論細心研究，必定有許多地方，與西洋醫學結合，恐怕還有許多地方，比西洋醫學高些呢。”他還用西醫關於循環系統、神經系統的理論，對中醫理論的出發點血、氣二字，進行科學的闡述，用中西醫對照參考各種疾病不同的看法與稱謂，逐一分析對比，找出內在聯繫。並建議：“現在學西醫的，或是學中醫的，應該把中國的醫學，可以用科學說明的，就用科學的方法來說明，歸納到科學的範圍之內；不能用科學說明的，從‘君子蓋闕’之義，留著將來研究。”而在這之前，杜還曾在《中西驗方新編敘言》一文中提到：“醫學中精到之處，中西學說，若合符節”，“融合而貫通之，實為現今學者之責任”。看來，杜亞泉或許是提倡中西醫結合的第一人呢。

關於理性問題的論爭

杜亞泉在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受到挫折以後，雖然他的政論生涯基本上停止了，但他對理性的信念，仍然有著執著的追求，所以後來當他看到有違反理性的言論時，仍然忍不住要講上幾句，與人辯論一番。1919年10月，蔣夢麟在《時事新報》發表《新舊與調和》一文，提出“新思想是一個態度”的觀點。次月，杜亞泉即在《東方雜誌》發表《何謂新思想》一文，提出不同意見，展開爭論。到了1927年，杜亞泉又在《一般》雜誌上先後與李石岑、朱光潛就新舊倫理觀、感情與理智等問題有過激烈的辯論。這些辯論，中心內容都是關於理性問題，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何謂新思想？蔣夢麟認為：“新思想是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是向那進化方向走的。”他說：“抱新思想的人，既視現在的生活為不滿足，現在的知識活動為不能得到充分愉快，所以把固有的生活狀況與固有的知識就批評起來。”“態度變了，用官覺得方向就變，感情也就變，意志也就變，理性的應用也就變。”杜亞泉則認為：“態度非思想，思想非態度；態度呈露於外，思想活動於內；態度為心的表示，且常屬於情的表示，思想為心的作用，且專屬於智的作用。”他說：“思想者，最高尚之智識作用，即理性作用，包含斷定推理諸作用而言；外而種種事物，內而種種觀念，依吾人之理性，於事物或觀念間，附以從前未有之關係，此關係成立以後，則對於從前所附之關係，即舊思想而言，謂之新思想。”他舉例說：人權由於天賦，主權屬於人民的民主思想，對於皇權神授的思想而言，是新思想；反對階級剝削的民主的經濟思想，對於民主的政治思想而言，是新思想；生物因生存競爭而進化，對於生物為上帝創造之說而言，是新思想；人類互助進化的思想，對於競爭進化之思想而言，是新思想；公產之社會主義，對於因襲未變之個人的經濟思想而言，亦謂之新思想。杜亞泉嘲笑當時“學時髦”的人，對於舊思想、舊習慣，不論是非善惡，都主張推翻，說這個就是新思想，是“假冒新思想的人”。

二、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原動力是什麼？蔣夢麟認為，感情和意志是造成新思想的原動力，而徒有抽象的理性，是造不出新思想來的。朱光潛也認為，行為的原動力是本能與情緒，不是理智。他說，理智之來，常不在行為未發生之前，而在行為已發生之後，人們為了為行為解釋辯護，才找出種種理由來，這就是理性化。杜亞泉反駁說：“以感情與意志為思想之原動力，先改變感情與意志，然後能發生新思想，是將人類之理性，為情慾的奴隸。先定了我喜歡什麼，我要什麼，然後想出道理來說明所以喜歡及要的緣故，此是西洋現代文明之根柢，亦即西洋現代文明之病根。我喜歡他人的土地，要用武力來侵略他，就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競爭主義來說明；我喜歡他人的產業，要用資本來侵略他，就用親善和平協助種種道理來說明。其結果一切哲學科學，都變成武人及資本家的工具。此種活思想，乃聽人隨其情慾而活用的思想，其價值何在?”?

三、人的生活是受感情慾望，還是理智的支配？李石岑認為：“理智產生於慾望，人類為求慾望之圓滿發展，才有理智。”“理智不過是慾望的一種工具，是生命保存和生命擴張的一種工具。”“慾望是因，理智是果，慾望是主體，理智是客體。”他說，理智抑制慾望是舊倫理，而慾望支配理智是新倫理；從前的道德說是從理智出發，是禁慾主義，現在的道德說是從慾望出發，是導欲主義。杜亞泉則認為，人類的慾望與動物的本能不同，它是從理智產出；理智是因，慾望是果，單有慾望不能產生理智。他還指出，禁慾與導欲，不過是同一事件的兩面看法罷了。一個成人的行為，通常總是從幾個慾望中，經心意的選擇后，才決定實行；選擇的結果，一個被選的慾望因理智的作用而得到滿足，其餘落選的慾望，就不能不受理智的抑制。可見理智對慾望的禁、導是同時存在的。理智若沒有禁慾的能力，同時也就沒有導欲的能力。理智的責任就是“輔導那較為自然較為正當的慾望，來壓制那不自然不正當的慾望”。

四、理智在生活中的價值。朱光潛認為，理智的生活是很狹隘的，如果純任理智，則美術、宗教、愛情對於生活就毫無意義。杜亞泉反駁說，理智和情感，都是人生所不能沒有的；我們主張以理智指導情意，正是有了情意，所以要指導；人類唯有理智，才知道美術、宗教和愛對於人生的意義。所以藝術、宗教的發達，愛的普遍，仍然是理智的功勞。

朱光潛又認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刻薄寡恩的；人類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則不特人生趣味剝削無餘，而道德亦必流為下品。他說：“純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純任理智的人縱然也說道德，可是他們的道德是問理的道德，而不是問心的道德。問理的道德迫於外力，問心的道德激於衷情，問理而不問心的道德只能給人類以束縛，而不能給人類以幸福。”杜亞泉指出朱把“心”與“理”對立起來的錯誤。他說，理性原是人類精神中的一個要素，決不能把“理”提出在“心”之外；“情是盲目的，沒有擇別道德的本領；道德不道德，總要靠理智來擇別。”因此，“人類應該開發理智來指導感情，隨處修養，到了工夫純熟，才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做到情理一致。”

朱光潛還認為：“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是極微末，極薄弱的。”他說：“宇宙的生命、社會的生命，和個體的生命都只有目的而無先見。”所謂有目的，是說生命是有歸宿的，是向著某固定方向前進的；所謂無先見，是說在未歸宿之先，生命不能自己預知歸宿何所。杜亞泉則認為，無先見是生命的原始狀態，而在生命進行的過程中，情況就會發生變化。他承認，人一生行為的結果，可以先見可以預期的，原不過一小部分，大部分還是不能先見不能預期，所以有許多人還迷信命運氣數以及神佛等。他說：“我希望我們人類，理智日益發達，把不能先見不能預期的部分逐漸縮小，可以先見可以預期的部分逐漸擴大，這就是我們生命潮流中努力的傾向。若是因為現在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薄弱，而要窒聰塞明，任情縱慾，其結果不是發生聽天由命不求進步的保守主義，就是發生專事破壞不顧一切的工團主義了。”

朱光潛嘲笑尊理智抑感情的人在思想上是開倒車，是想由現世紀回到十八世紀（指十八世紀的理智主義——筆者注）。杜亞泉反駁說，從前的哲學，全求諸理智，從前的心理學，以理智為一切行動的根源，這確是錯的。但是近來附和現代哲學和現代心理學的，卻變本加厲，蔑棄理智以徇情慾，這卻是大錯特錯了；宇宙意志、生命意志都是盲目；理智原是後起，由生命的意志產生，但理智產生以後，它就負起了支配生活和指導行為的責任；“我以為尊理智抑感情的倒車，至多開到十八世紀，尊感情抑理智的倒車，卻要開到原生動物的時代了。”

上述的這些論爭，如果從哲學的角度看，可以歸納到一點，就是我們對事物的認知，究竟應該從客觀的事實出發，予以理性的思考，還是從主觀的意志出發，任憑感情的驅使。杜亞泉的根本態度是始終一貫的。胡愈之先生後來以《東方雜誌》編輯部名義撰寫的《追悼杜亞泉先生》一文中，有過一段很確切的評述：“先生始終沒有放棄科學的立場，其對於人生觀和社會觀，始終以理智支配慾望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方科學與東方傳統文化結合為最後的目標。所以從思想方面說，先生實不失為中國啟蒙時期的一個典型學者。”

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杜亞泉的思想理論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他錯誤地把中國的某些傳統思想與社會主義混淆起來。他認為孔孟的“親親愛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及使“黎民不飢不寒”等主張，說明“社會主義乃吾國所固有”。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缺乏科學的分析。他並不是沒有看到傳統文化中存在著流弊和糟粕，也認為對傳統文化要“科學的刷新”，但他並沒有講清哪些需要刷新，哪些應該保存併發揚。特別是他有時在提到傳統的倫理道德時，仍然用“君道臣節、名教綱常”這一籠統的概念，容易引起人們的誤會和反感；儘管他實際上已經在許多論述中剔除了其中包含的封建糟粕，並在自己的言行中加以抵制和反對。他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本性也缺乏足夠的認識。他雖然看到了西方社會“經濟勢力全操縱於少數階級之手”，看到了西方社會的競爭、擴張、強權、侵略，構成了對人類生活的威脅，並導致了世界大戰，但並未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相反冀望用道德力量消除它們。他特別主張以中國的傳統文化去克服西方社會的弊病，認為它“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

杜亞泉先生生於1873年逝世於1933年。他是近代傑出的科普教育家、翻譯家，中國文化啟蒙時期的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奮好學，博覽古今之群書，建樹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在中國首創科學雜誌——《亞泉雜誌》，首創化學元素譯名，首譯數學《蓋氏對數表》，並參與漢語拼音之首創工作。他大力提倡科學、熱心培養人才，對理想執著而理智地追求為人們所敬佩。蔡元培說他是“以科學方法研究哲理，周詳審慎，力避偏宕”。胡愈之曾說，得到了他的細心指導，並稱他是忠厚長者，治學嚴謹，辦事踏實。但就是這樣一位中國科學界的先驅卻被人說成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文化界守舊派的代表，直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在許多著作中把他說成是“既是介紹自然科學的先驅者，又是新文化運動的落伍者”（上虞89年版《縣誌》），並稱這種矛盾現象為“杜亞泉現象”。

這是一種歷史的誤解，也是對這位科學巨匠的冤屈。這種誤解產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的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一場論戰。“五四”以前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急驟變化史，每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以引進西方先進科技為特點的“洋務運動”在甲午海戰中的慘敗使人們認識到政治制度的改革才是中國的出路。康梁維新的挫折及辛亥革命雖以共和代替帝制但仍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中華大地上到處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因此很容易使人認為改革失敗原因在於不夠徹底，因而普遍形成一種越徹底改革越好的急躁心態。這一急躁心態表現在如何對待中西文化這一問題上就產生了以陳獨秀為代表《新青年》派。他們主張“徹底論”即“中西文化絕無相同之處，西學為人類公有之文明”，而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反對中西文化融合。與之相對立的則是杜亞泉為代表的《東方雜誌》派，主張“調和論”即“中西文化各有特點，應該相互調和，融合西學於國學之中。”杜亞泉將西方文化歸為“動的文明”，認為西方“重人為，重外向，尚競爭”。他將中國文化歸為“靜的文明”，認為中國“重自然，重內向，尚和平”。他認為動靜應當互補，各取對方之長處以補自己之短。杜亞泉的觀點由於受到當時歷史條件限制很難被人們所接受，但隨著時間的遷移這種“內外向互補”觀點逐漸為中外學者所普遍讚賞，在他之前尚無人使用這一觀點，他可謂提出此觀點的第一人。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討論中國傳統文化時勢必會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思想。這正是人們對杜亞泉誤解之根本所在。對於社會改革杜亞泉從不反對過，也不反對引進西方文化。他在《個人之改革》一文中闡明了他的改革觀點：“吾儕自與西洋社會接觸以來雖不敢謂西洋社會事事物物悉勝於吾儕，然比較衡量之餘，終覺吾儕之社會間，積五千餘年沉澱之渣滓，蒙二十餘朝風光之塵埃，癥結之所在，學謬之所叢，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掃除之。”他清楚地表達了改革是他的信念。在實施改革中他主張改革不應放棄維繫中華民族文化幾千年的精神支柱——儒學，應將西方文化調和於儒學之中。他認為中西方文化在本源上存在著較大差異，西方文化以“我”為本，所以崇尚自我，發展個性，人與人之間關係劃得很清，開口權力義務，閉口法律關係，父子夫妻間都要算賬。而儒學以“他人”為本，即“克己為人”之說，崇尚君賢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人人克己為人，使兩方調和而相濟，並不是專壓一方。但是他的這種想法，孔子的這種精神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裡根本無法實現，反而被統治者演化成呆板的禮教綱常以用於偏倚一方。

中西方文化調和是一種極其複雜的事，其中有不少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或爭論不休，其稍有疏忽很容易鑄成錯誤。要讓西方文化融入傳統民族文化必須發掘可與西方文化接軌的傳統資源，但在許多方面傳統資源十分貧乏。比如民主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制度，但傳統思想是重修身，故民主理論在傳統資源中極為稀薄，而集權是幾千年統治之基本經驗，據此杜亞泉以儒學為基礎，提出“統整”之說，認為必要的集權是治國之本，民主過盛會導致內亂。陳獨秀正是抓住了他的“克己為人”、“統整”之說，在高舉“打倒孔家店”的旗幟下，指責杜亞泉“謀叛共和”、“妄圖復辟”。

梁啟超在《中國人自覺》一文中說“須知凡一種思想總是拿它的時代來做背景，我們要學的，是學那種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學它派生的條件，因為一落到條件，就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對於杜亞泉的“克己為人”、“統整”之說也應放到時代的背景中去考察。他的統整是出於處在當時軍閥割據、列強瓜分的岌岌可危形勢下要求統一的迫切心情，是一種憂國憂民的思想反映，絕不能上到“謀叛共和”這種原則高度去批判。“統整”論的根本精神即使於當今社會裡也仍很有借鑒意義，因為民主與集中是一對辯證矛盾統一體，只強調民主而不講集中也同樣不利於社會的發展。而“克己為人”的精神其糟粕確被歷代帝王所利用，致使數千年來“個性不得伸展、社會亦不能發達”，若將“克己為人”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與人之間互相謙讓，不僅應是當時社會所提倡的人際關係，也是當今社會所應遵循的待人準則，所以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丟開本質只顧條件地將杜亞泉“克己為人”之說上升到“妄圖復辟”高度去興師問罪，似乎也有失偏頗。

《杜亞泉文選》（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10)

《人生哲學》（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9)

《博史》（上海 : 開明書店　1933)

《杜亞泉文存》（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有機化學》（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4)

《下等植物分類學》（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3)

《高等植物分類學》（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3)

《動物學大辭典》（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4)

《共和國教科書植物學》（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0)

《化學工藝寶鑒》（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17初版，1932國難后1版）

《食物與衛生》（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4)

《妖怪學講義錄總論》（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0)

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譯家 杜亞泉墓葬，位於上虞市長塘鎮塘里村。

杜亞泉1900年在上海自費創辦“亞泉學館”個中國首份通俗科普期刊《亞泉雜誌》，成為刊物介紹西方的第一人。1904年應聘任商務印刷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編輯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植物學大辭典》和第一部《動物學大辭典》，繼而又編寫出版了《蓋式對數表》 、《 生理學》 、《 動物學》 、《 礦物學》 等10 多部科學著作。從1912 年起又兼任《 東方雜誌》 主編。1933 年12 月6 日病逝，葬長塘鎮塘里村。

杜亞泉墓呈圓形。四周川石塊砌築，墓頂置草皮泥。直徑6 . 50 米，通高4 米左右。墓正面平直，前鑲墓碑，碑1 . 60 米，高0 . 8 米，鐫刻：“杜公亞泉一八七三一一九三三暨薛、王夫人之）子均、垠在、執，女能、棟、和敬立 一九八四年重修；馮亦摩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