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驪英

1914年，沈驪英受美國一位女教育家資助，前往著名的衛斯理女子大學攻讀植物學，（Wesleyan College是為了紀念英國聖公會牧師、與其弟同創衛斯理宗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而創立的一所女子大學。）得理學士學位，復入康納爾大學研究農學兩年，立志獻身科學，報效祖國。返國后出任蘇州振華女校教務主任。1930年與沈宗瀚結婚，出任浙江省建設廳農林局農藝組技師，該局隨後改名為省農林總場、省立農業改良場，沈驪英選集全省稻麥單穗數萬個，舉行單穗行試驗，奠定浙江省稻麥育種基礎。1933年起任職於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八年零一個月之久。

選育良種需堅毅的努力，沈先生投身於此，孜孜不倦。她常冒大風雨，赤足行走於泥濘中，逐一審察試驗之作物。1936年的一天，正當狂風暴雨的時候，沈先生冒著暴風雨，在麥地中實地觀察，當時發現有一丘麥子不能被暴風雨所殘毀，她把這一種麥子命名為“中農二十八”。抗戰開始后，以妊娠之身，帶子女三人，開始流亡。途中親攜歷年試驗記錄和種子箱，自寧而湘而黔，輾轉數千里，抵達四川榮昌縣。其間，她堅持田間試驗和研究工作，親手作記錄，參加小麥播種和收穫，還要照顧幼兒，防空襲、躲警報。過度的勞累使沈先生在1938年得了雙腿劇痛症，腿痛得難以舉步，就請人把她抬到田間去工作，晚上回來，常常疼痛難忍，暗自流淚。但次日一早又照常不誤。8年中，沈驪英以驚人的毅力，選育出9個小麥新品種，產量較當地農家品種高20%～30%，且成熟早，抗逆性強，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推廣，中國迄今只有兩個品系的小麥是以人名來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驪英之名命名的小麥品種，這就是廣為人知並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驪英1號、3號、4號5號和6號小麥。這些品種，直到沈驪英去世后10多年仍在上述地區廣泛種植，為糧食增產做出重大貢獻，深受群眾的愛戴。

由於過度辛勞，積勞成疾，1941年10月7日上午十一時許，沈先生在榮昌寶城寺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實驗室中，因突發性腦中風，倒下來后延至午後二十即告氣絕，年僅四十四歲，留下子女共四人，時長子君山年僅九歲。來不及看見母親最後一面的沈君山被人從教室內把他叫出去，看到母親已經躺在門板上，身上覆蓋著白布。因為母親死不瞑目，有人要沈君山幫忙讓母親閉上眼睛，茫然的沈君山照著做了。

六十多年後，有人問沈君山：如果時光能夠倒流，再回到當時的情景，他想對母親說什麼？當時將近六十八歲、頭髮已經花白的沈君山沉吟片刻，微紅的眼眶中快速掠過一絲閃光，緩緩的說“母親，您應該可以瞑目了”。沈君山認為，母親去世時不能瞑目，可能是擔心她的孩子與她的工作，如今，母親的研究成果已經備受肯定，而她的孩子們也都好好的長大成人了。有子女四人，驪英去世時長子君山年僅九歲。

沈驪英留有著作22種，大半譯載於英、美作物育種學和生物學雜誌，常為各國學者所引證。沈驪英的丈夫沈宗翰博士，是世界聞名的中國農學家，原中央農業實驗所所長。沈驪英對沈宗瀚事業的成就具有不可分割的作用。被譽為“助夫之事業成功為第一，教養子女成人為第二，自己事業之成功為第三”的最典型、最模範、最聰明、最識大體的賢妻良母。

民國三十年十月七日沈驪英卒后，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重慶各界沉痛追悼，馮玉祥，李德全夫婦、鄧穎超，鄧初民、張申府、史良、謝冰心等前往弔唁。董必武作五言長詩哀輓，詩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鄧穎超在《中國婦女光輝的旗幟一一沈驪英女士》一文中讚揚她是“一位埋頭苦幹，努力精研，孜孜不倦，奮鬥終生的最優秀的女科學家，又是一位克勤克儉，公忠愛國的女志士。”；冰心的紀念散文《悼沈驪英女士》中褒揚沈驪英是一位自強不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踏踏實實的科學工作者；現代中國農業科學的先驅者錢天鶴先生譽之“驪英先生為農業界不可多得之科學家，其地位之高，在今日甚少有人可與之井駕齊驅。”；費孝通先生以《一封未拆的信——紀念老師沈驪英先生》表達自己對先生的崇敬之情；陶行知先生1946年10月在在蘇州振華女校畢業典禮上講話中特別推崇沈驪英先生“對於（小麥）品種的改良方面，有著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偉大的貢獻”、“我們稱她是“麥子女聖”、“希望貴校能繼續產生像沈驪英先生一樣的女聖，產生不被暴風雨所摧毀的女聖”。

【悼沈驪英女士】

冰心 發表於1942年1月《婦女新運》第4卷第2期

民國十四年夏季，我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暑期學校里，得到北平燕大一女同學的信，說“本年本校有一位同學，沈驪英女士，轉學威爾斯利大學，請你照應一下。”

我得徠著信很歡喜，因為那年威大沒有中國學生，有了國內的同學來加入，我更可以不虞寂寞。

暑假滿后，我回到威大，一放下行裝，便打聽了她住的宿舍，發現她住的地方，和我很近，我即刻去找她，敲了屋門，一聲請進，燈影下我看見了一個清癯而略帶羞澀的臉。說不到幾句話，我們便一見如故了。我同她雖沒有在燕大同時，但是我們談到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同學，我們的校園，談話就非常親切。當天晚上，我就邀她到我的宿舍里，我從電話里要了魚米菜蔬，我們兩個在書桌上用小刀割魚切菜，在電爐上煮了飯。我們用小花盒當碗，邊吃邊談，直留連到夜深——我覺得我歡喜我這位新朋友。

那一年我們大家都很忙，她是本科一年生，后修功課相當煩重，我正在研究院寫畢業論文，也常常不得閑暇，但我們見面的時候還相當的多。那時我已知道她是專攻科學的。但她對於文學的興趣，十分濃厚。有時她來看我，看我在忙，就自己翻閱我書架上的中國詩詞，低聲吟誦，半天才走。

威大的風景，是全美有名的。我們常常忙中偷閑，在湖上泛舟野餐縱談。年青時代，總喜歡談抱負，我們自己覺得談得太誇大一點，好在沒有第三人聽見！她常常說到她一定要在科學界替女子爭一席地位，用功業來表現女子的能力。她又說希望職業和婚姻能并行不悖，她願意有個快樂的家庭，也有個稱心的職業。如今回想，她所希望的她都做到了。只可惜她自己先逝去了！

十五年夏，我畢業回國，此後十九年中便不曾再見面，只從通訊里，從朋友的報告中，知道她結了婚，對方是她的同行沈宗瀚先生，兩個人都在農業機關做事，我知道驪英正在步步踏上她理想的樂園，真是為她慶幸。

去年這時候，我剛從昆明到了重慶，得了重傷風。在床上的時候，驪英忽然帶了一個孩子來看我。十餘年的分別，她的容顏態度都沒有改變多少，談起別後生活，談起抗戰後的流離，大家對於工作，還都有很大的熱誠。那時婦指會的文化事業組的各種刊物，正需要稿子，我便向她要文章，她笑說，“我不會寫文章，也不會談婦女問題，我說出來的都是一套陳腐的東西。”我說，“我不要你談婦女問題了，我只要你報告你自己的工作，你自身的問題，就是婦女問題了。”她答應了我，暮色已深，才珍重的握別，此後她果然陸續的寄幾篇文章來，分發在《婦女新運》季刊和周刊上，都談的是小麥育種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能表現她的人格的，便是那篇《十年改良小麥之一得》。

今年春天的一個星期日下午，她又帶了一個孩子來看我，據她說沈宗瀚先生就在我們住處附近開會，會後也會來談論。

那天天氣很好，大有春意，我們天東地西，談到傍晚，沈先生還不見來，她就 告辭去了，那是我們末次的相見！

本年十月里在報紙上，忽然看到了驪英逝世的消息，覺得心頭冰冷，像她這樣的人，怎麼可以死去呢！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驪英都是一個極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謂之不平常，也許就是她自己所謂的“陳腐的一套”。女科學家中國還有，但像她那樣肯以“助夫之事業成功為第一，教養子女成人為第二，自己事業之成功為第三”的，我還沒有聽見過。這正是驪英偉大之處，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養子女，她就不能說這種話，假如她自己沒有成功的事業，也就不必說這種話了。

在《十年改良小麥之一得》一文里，最能表現驪英工作的精神，她相信我們婦女的地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議去爭來，而是要用工作成績來獲取的。驪英和我談到種種婦女問題，她常常表示，“婦女問題，已過了宣傳時期，而進入工作時期”。她主張“女界同志一本自強不息精神，抓住社會埋頭苦幹”，她主張“自問已勞儘力為國家服務，而不必斤斤於收穫之多少”。這種“不問收穫，但問耕耘”和“多做事，少說話”的態度，也是驪英最不平常之處。

驪英對於她工作的成就，處處歸功於國家之愛護與友人之協助，我覺得這一點也不平常。抗戰期間，普通是困苦的環境多於順利的環境，而有的人很頹喪，有的人很樂觀，這都在乎個人的心理態度。驪英是一個“已婚女子”，以“生育為天職”，同時又是一個“公務員”，“親理試驗乃分內事”，在雙重的重負之下，她並不躲避，並不怨望，她對於下屬和工友，並不責望躁急，並不吹毛求疵，她處處表示“欽慰”，表示“這工友不可多得”，她處處感謝，處處高興，這是她平日精神修養的獨到處，使她能夠以“自信心與奮鬥力與環境合作，渡過種種的難關”。最後她積勞成疾，“卧床兩月，不能轉動，心至煩躁不耐”，這是我對她最表同情的地方。我年來多病，動輒卧床休息，抑鬱煩躁，不能自解。而驪英卻能“看得淡，看得開”，以“卧病實與我為有益”。因為她以生病為讀書修養之機會，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處。她的結論是“我等當保養體力爭取長時間之勝利，不必斤斤於一日之勞逸而貽終身之痛苦”。這是句千古名言。我要常常記住的！

今天是重慶婦女界追悼驪英的日子，驪英是最值得婦女界追悼的一個人，我願意今日的婦女青年都以驪英的言行為法。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會，但是在床上寫完了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裡稍稍覺得溫暖。我萬分同情於沈宗瀚先生和他們的子女，我相信在實驗室里，在家庭中，在她許許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滿的！然而驪英並沒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業，還有沈宗瀚先生來繼續，她對於婦女界的希望，我們要努力來奔赴，驪英有知，應當可以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