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翥

（1898年-1954年），字鐵翹，號天驕。生物學家，神經解剖學家，古典詩人，書法家。湖南望城（今長沙）人。

歐陽翥(翥，音zhù)1898年生於湖南望城一個書香家庭。童年時代跟從祖父歐陽笙樓、父歐陽鵬習四書五經與古文史。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改為國立東南大學），初讀國文，繼學教育學，后又轉攻心理學及動物學等學科，1924年畢業於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生物學系，獲理學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助教，研究動物學。1927年曾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從事短期研究工作。1929年赴歐留學，先在法國巴黎大學研究神經解剖學，后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動物學、神經解剖學和人類學，1933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2年至1934年間在柏林威廉皇家神經學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34年秋回到中國，任中央大學生物學系教授，抗戰時隨校遷渝，其間妻卒，后未再娶；1938年起長期擔任系主任，並曾擔任理學院代理院長、師範學院博物系系主任；1949年中央大學更名南京大學，仍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年春患眼疾等症，並因和新政治社會不合，痛心學問後繼無人，5月25日夜投井自殺，時年56嵗。

歐陽翥是一位科學家，也是一位國學家，像胡先驌一樣，被稱為少有的“橫跨人文藝術與科學兩個領域的大師級人物“。科學方面，他曾致力於生物學、人類學、神經學、解剖學、心理學等領域，曾任中國科學社、中國動物學會、中國人類學會、中國解剖學會、中國心理學會、中國民族學會等多種學會的理事，同時是國際人類學會、國際神經學會會員。藝術方面，他曾是享譽江南的書法家。在國學領域，他有不少研究成果。他一生創作了大量古典詩作。作品有《退思盦詩草》六卷，《退思盦文稿》兩卷，《退思盦詩抄》十三卷，《退思盦雜綴》三十六卷。

近代西方殖民國家人種論認為中國人大腦不如西方白種人，學者為此發生學術爭論，這是近現代科學史上的著名公案。歐陽翥便是這一公案中力駁此種論調的中國學者。1934年7月，歐陽翥回國前和中國學者吳定良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第二屆國際人類學大會。會上，英國殖民主義學者Shellshear Joseph Lexden作《中國人腦與澳大利亞人腦的比較》的論文講演，宣稱“中國人腦有猴溝，曲如彎月，與猩猩相近，進化不如白人高等“。

歐陽翥在會前已經在英、法、德、荷蘭等國搜集證據，在會上，根據搜集之材料力駁Shellshear的觀點，在科學的證據面前，許多與會的專家認為此種黃種人腦比白種人腦低等的觀點站不住腳。這位來自中國的神經解剖學家自此聞名於世。回國后，歐陽翥在中大生物系繼續從事神經解剖學的研究，先後發表了《人腦直回細胞之區分》、《人腦島回新特種細胞》、《關於形細胞之新發現》、《靈長類視覺皮層構造之變異》等20餘篇論文，分別在國內以及德、英、美、法、瑞士等國發表。

1936年，歐陽翥在德國發表《人腦之種族問題》（Uber Racsengehirne Zeitsch Ressen Kunde Bd.Ⅲ S, 26.1936）一文，從外形大小、重量到內部結構、顯微解剖等諸多方面，論證了黃種人和白種人的大腦並無顯著差異，雄辯地駁斥了西方種族主義學者詆毀黃種人腦結構和功能不如白種人的謬論，從而改變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心理。在國內，他常做有關人腦的演講，普及科學知識，消除一些國人的民族自卑心理。

1954年春天，歐陽教授就感到眼睛出問題，後來日趨嚴重，到南京鼓樓醫院和第五軍醫大學醫院檢查，不能發現病因。1954年4月24日，南京大學報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我校生物系名教授歐陽翥，現患眼病日見嚴重，迭就南京鼓樓醫院及第五軍醫大學醫院檢查，不能發現病在何處。茲據開見病況，請予介紹前往北京蘇聯紅十字醫院診治等情。”

1954年5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中央直屬機關衛生處回復：“同意歐陽翥先生來京診病……至所詢何種人員及病情可予介紹一節，不拘何種人員及病情。惟需函轉我處考慮，同意時即通知來京日期，否則即說明不同意之原因，供作參考。”

知道北京同意其到京看病的消息后，5月11日，歐陽翥給學校寫了一封信：“敬啟者，昨日接到中央衛生部、中央直屬機關衛生處通知單並學校證明及介紹信，使翥有至北京就醫之機會，足見政府及學校對於工作人員之關懷，非常感激。但往北京有以下各點請學校援助（一）翥在北京無熟人，至京住旅館則費用必多，翥手中存錢無多，不審可請工會補助或藉助否。（二）因眼病之影響引起其他病象，翥之心臟原來擴大，但血壓不高，近來感覺心跳加速，夜晚失眠，手腳稍見浮腫，食量減少，身體疲軟無力，精神不安等，而車行辛苦，不審對病體有妨礙，如無妨礙則去，時擬買軟席車卧鋪，翥以病以瘦弱不能多動，不審可由學校備函代向鐵路局接洽否。（三）衛生部通知僅言接洽初診券，翥之身體情況既如上述，自以住院為宜，藉此作一總檢查一併治療，庶有早日恢復健康之望，如聽說吃飯洗澡一切皆須排隊等候甚久，恐病體不能支持。”

1951年5月11日南京大學馬上給高等教育部去函，希望歐陽翥教授到京能立即住進北京紅十字醫院。“我校生物系教授患眼病擬赴北京蘇聯紅十字醫院診治，前經我校報請，鈞部接洽，茲已接到中央衛生部、中央直屬機關衛生處寄來通知單，同意於五月二十六日左右到該處領取診券，前往該院診治，至見，鈞部既衛生部對教育工作人員之關懷。當經轉達歐陽翥先生知照。茲復據其報告謂：‘近日眼病引起其他病象，如心跳加速夜間失眠，手腳稍現浮腫，食量減少等，且經濟不寬，北京亦無熟人，如在就診期間住於旅館，則飲食房租之費既巨，而於病僚亦有妨礙，懇中央衛生部轉商蘇聯紅十字醫院，特准住院診治，或者准予到京后即入住該院。’”

接到南京大學的來函后，中央高等教育部學校人事司回函：“歐陽翥教授要求住北京蘇聯紅十字醫院事，據了解是很困難的，需待歐陽翥教授到院診療后，並按其病歷，交該院蘇聯專家研究后才能確定。”南京大學於5月18日回函高等教育部人事司，退而求其次，請求照顧歐陽翥在京生活，“念其病體遠來，人地生疏，希多照顧。尤其對於住宿問題，懇請協助解決”。

歐陽翥知道到北京后無法立即住院后，於5月19日決定不赴北京，在南京鼓樓醫院治療。5月22日經鼓樓醫院檢查，得出結論：“經臨床檢查，X光透視，血、小便檢查，患有老年性動脈硬化症。可休息，少吃油鹽，當常來本院診治看病。”至於是否能到北京，該院建議：“若行遠路，多勞累則可能生心肌變化。去北京立即住院是可以的。若到北京不能立即入院，改變生活環境，等候，缺乏照顧，可能有變化，是不可以的。”

5月22日後在家靜養，也還參加系裡的會議。“有一段時間，幾天不見他到系裡開會，也未請假，到他的住處也找不到人，生物系才派人到處尋找，最後在他院子的水井裡發現了他的屍體”。

歐陽翥教授死後各方的反映，耐人尋味。根據王覺非回憶，“校領導得到消息后，感到在當時國內國際形勢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剛公布，這樣一個著名教授自殺身亡，校黨委可能被上級指斥為未能很好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所以主動進行檢討。”在檢討時，孫叔平副校長聲淚俱下，驚慌失措。隨後，校黨委向南京市委作了報告並進行檢查。“誰知報告送到當時的市委書記柯慶施那裡后，柯慶施卻大發脾氣，把歐陽翥教授大罵一頓：‘死了活該！共產黨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他不但不好好工作，來報答黨和人民，反而自殺，他這樣死是對共產黨示威，應該加以批判！’孫副校長聽了柯慶施這些話，精神立刻輕鬆下來。黨委召開了全校教師會議，傳達了柯慶施的講話。隨後他在全校教師大會上談到此事時說，歐陽翥是由於眼疾，情緒悲觀而尋短見，這樣做很不應該。這是對他自己不負責，對人民不負責的表現”。“教師中，當有人聽說柯慶施對歐陽翥的死非但不表示惋惜，反而破口大罵，頗為心寒”

孫叔平、陳毅人在1954年6月1日給華東文委黨組的報告中分析歐陽翥自殺原因有四條：

1.病情日益嚴重，尤其在5月22日診斷之後，認為自己的病情已無法治療挽救，對今生工作絕望，遂萌死意。他曾經說“眼睛一有問題，什麼都完了”，“眼瞎不如死掉”。

2.一人孤單，在病中感到孤無親人，無依無靠，缺乏生趣，消極悲觀，生病後感觸很深，“過去以為一個人很自由，現想想無一親人。”

3.病情發展很快，心理變化敏感多疑，如一團員助教到醫院查問情況，原是好意，他就以為人家怕他裝病。對生活問題也超乎常人的細緻的考慮，如到北京甚至考慮大小便是否方便……

4.在上述病情日益嚴重、孤獨、敏感等痛苦中對亦不夠信任，有距離，顧慮久病後的生活出路、處境。如寫信給其弟弟望在瞎后養他，特別注意勞保條例，同時又有“無功不受祿”封建觀念，認為不能做工作就不應享受待遇，麻煩別人等思想，在這些思想下疾病孤獨的痛苦均無力剋制，感到沒有出路，以致走此絕路。

在這份報告中孫叔平、陳毅人也代表黨委做了初步的檢討：“現在發生了這樣一個事件，在南大、南京以及科學界，都會產生一些不良影響。這是該由負責的。願意接受組織的檢查、批評、以至處分。在生物系中，有幾位老教師借題發揮發泄不滿，併發起在系內舉行一次“檢討會”，把歐陽之死歸於教學改革和一位團員助教給他刺激，不照顧等。其中個別的還發表一些誣衊言詞。準備在幫助正派的人澄清認識與端正態度后，進行嚴正的批判，但考慮到他的自殺並不完全是由於對新中國現實不滿，而主要是由於對生命絕望，且顧慮後事，而且他在學術上還有一定成就，在學術界還有相當影響，經請示省委，還是為他治喪，妥為營葬。這一事故的發生，對是一警號，說明對老教師真實思想情況是認識不足的……”

中共華東局宣傳部把這份報告在7月12日轉發給所屬各省市委宣傳部和華東各高校黨委，基本上肯定了南京大學黨委的意見，並指出：“這一事件反映了某些老教授受舊社會思想影響甚深，感情甚為脆弱，致一旦遇到了某些意外事情，容易產生悲觀絕望的情緒。希各高等學校今後特別加以警惕，加強對老教授的團結和政治思想教育，對他們的工作生活多加以關心，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但歐陽翥教授之死在科學界還是引起了紛紛議論，1954年8月13日，《人民日報》讀者來信組給南京大學寫了一封信：“曾接到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崔之蘭來信，對你校歐陽翥教授之死提出質問。信中說，歐陽先生並非死於你校教職員宿舍，而是投井自殺。其自殺原因傳說不一。他並認為這件事件有弄清之必要，如南京大學有關當局對這一不幸事件確有責任，領導上應該檢查處理，以教育群眾，如沒有責任，也應該根據事實，通知歐陽翥先生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