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以後，全國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紅軍達到10萬人，農民赤衛隊有數百萬人；建立了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縣蘇維埃政權已有300多個；黨員數量增加到12萬人，大城市的產業支部由98個發展到229個；青年群眾組織有160萬人；赤色工會會員超過10萬以上；互濟會組織達86萬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白區）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復和發展。1930年5月，蔣、馮、閻軍閥中原大戰的爆發，給革命造成了有利時機。與此同時，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於革命有利的形勢下，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隨後，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8月初，“決定堅決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的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二軍團攻打武漢，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紅十軍進攻九江，紅七軍進攻桂林，幻想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8月6日，又將黨、團、工會的領導機關合併，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和北方局、長江局、南方局、江蘇總行委。

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給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中心城市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都失敗了。剛剛恢復起來的白區工作，又遭到摧殘和破壞。紅軍也遭到重大傷亡，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洪湖根據地喪失殆盡；紅七軍由6000人銳減到2000人，喪失了右江根據地。

對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黨內許多同志進行了抵制和鬥爭，在白區的惲代英、何孟雄和在蘇區的毛澤東、方誌敏、賀龍、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過批評或抵制。特別是毛澤東不但沒有機械地執行“左”傾錯誤，而且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然而，許多同志都被“左”傾錯誤領導者視為“右傾”、“保守”而受到打擊。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也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和指責。從1930年6月至9月三中全會之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有過較長時間的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多次召集會議討論有關中國問題，通過許多關於具體策略問題的決議案，如《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的最近組織任務》、《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提綱草案)》、《國際對於中國蘇維埃問題決議案》、《國際對於中國農民問題決議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實討論執行。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對革命發展的形勢，在程度上與速度上都有過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在共產國際批評之後，從1930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經過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已經糾正了部分“左”傾錯誤，如停止武漢、南京暴動，停止武漢、上海同盟罷工，恢復黨、團、工會獨立領導機構和指揮系統，開始策略上必要的轉變。1930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奉命回國，行使結束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使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向忠發、徐錫根、張金保、羅登賢、周恩來、項英、余茂懷、瞿秋白、李立三、顧順章10人，候補中央委員王鳳飛、史文彬、周秀珠、羅章龍4人，中央審查委員阮嘯仙和候補審查委員張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長江局、滿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團以及全總黨團等的代表賀昌、陳郁、鄧發、李維漢、林育英、陳雲、王克全、李富春、溫裕成、袁炳輝、陸定一、胡均鶴、吳振鵬、聶榮臻、潘問友、鄧穎超等20人。擴大的三中全會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羅登賢、項英、徐錫根、溫裕成7人組成主席團。

全會的議事日程共有四項：1．中央政治局報告及政治狀況和黨的任務問題，也就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1930年7月23日的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問題。此外還要討論共產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農民運動、蘇維埃問題兩個議決案。2．組織問題。同時一併討論共產國際東方部對於中國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3．職工運動問題。4．補選中央委員及選舉政治局。

向忠發作了《中央政治局報告》，指出：“在國際與中央一致的路線之下，中央確實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錯誤”，但“在每次的錯誤中，都得到國際堅決的指正”。周恩來作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指出：“中央的錯誤不是路線上的錯誤，而是在正確路線之下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共產國際代表也作了發言。李立三對中央過去的策略與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作了檢查發言，他承認：“我們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錯誤的地方是對革命的力量與發展速度有了不正確與錯誤的地方。”他說：“在六個月以來，中央許多政治上與策略上的決定，我個人的經驗比較更多，因為在政治局我寫的文件與提議都比較多。因此這些錯誤，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他從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量，黨的總路線，蘇維埃區域，黨內鬥爭等九個方面，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以後，堅決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錯誤，才能夠得到教訓。”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結論》。項英作了《職工運動問題的報告與結論》。吳振鵬作了《組織問題中青年團代表的副報告》等。

會議通過了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7月對中國問題議決案的《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對於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議決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產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產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志書》等。會議還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會後全會還補發了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出的《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和《蘇維埃蘇區土地農民問題議決案》。

為宣傳三中擴大會的精神，1930年10月12日發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號》。《通告》指出：“全會認為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是與國際的路線一致的，只是在這複雜的政治變動中，中央政治局卻犯了不少的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通告》表示：“三全擴大會的成功，將要更加鞏固黨的發展，將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壓迫與進攻，將要成為黨戰勝黨內一切“左”傾的尤其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觀點的利器；全黨在這個基礎上將要更有力量來迎接日益生長的革命新高漲，來領導已開始的革命戰爭，來爭取革命在全中國的勝利。”

會議通過的四個主要決議案的基本內容如下：

一、充分肯定共產國際指示的正確性，接受國際的指示，承認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正確，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傾錯誤。《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最近對於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糾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確的”。擴大的三中全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的這種指示”。《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也表示：“全會接受國際的指示，認為國際的指示完全是正確的，政治局在執行這些指示上的動搖懷疑態度是不正確的。這些錯誤使政治局走上冒險的道路。”全會“承認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政治局在6月11日的政治決議案中，“犯了些冒險主義的與左傾的關門主義的錯誤(僅僅是策略上的錯誤)。”具體來說，就是“對於時局有過分的估量，對於不平衡發展的觀察不清楚，忽略蘇維埃根據地的重要，忽略工業區域日常鬥爭和政治問題的聯繫；”政治局沒有充分的估計到：“目前統治階級還沒有完全削弱完全破產；於是對於帝國主義反革命統治崩潰的形勢和可能，對於革命勢力的現狀和革命形勢發展的速度，都有過分的估量。”

二、錯誤地認為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堅決反對取消派和調和派。《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指出：“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然而，有些同志還採取調和態度，說右傾路線並沒有形成，事實上阻礙黨反對右傾的鬥爭，所以，提出“黨必須同時反對調和主義，然後才能無情的克服這種右傾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危險”。決議還提出：黨“必須堅決的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傾，反對右傾和調和主義，尤其要集中火力打擊主要的右傾危險。”

三、提出黨的主要任務，批評黨在組織工作和職工運動中的錯誤。《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提出黨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和發展各蘇維埃區，集中農民鬥爭的力量，加強無產階級對於工農紅軍的直接領導，去組織革命的戰爭--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同時，積極的擴大中心城市工人群眾的鼓動和組織工作，發動並領導全國反動統治區域裡面各種方式的群眾革命鬥爭，爭取極廣大的勞動群眾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加強並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著重檢討說：“行委在黨內的組織是不適當的，並立即恢復團的獨立系統與工會的經常工作。”還批評“黨的組織軍事化”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職工運動議決案》指出，黨在職工運動中，對工人鬥爭形勢有過分估量，因此在組織政治罷工時，“偏重工人武裝的技術上的組織和訓練”，沒有注意把武裝訓練工人的任務和領導群眾日常鬥爭的任務聯繫起來，而且和赤色工會的發展隔離起來，“反而形成放棄組織罷工而等待暴動的現象”，“尤其是各級‘總行委’的組織方式和運用的錯誤，事實上代替了赤色工會的領導機關，妨礙了工會群眾的獨立指導系統”，使“工會領導機關的行動和工作停頓起來”。

會議根據“六大”以後黨的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的犧牲和病故等變化情況，補選了中央委員7人：溫裕成、李維漢、陳郁、徐錫根、陸文治、賀昌、鄧發。

補選了候補中央委員8人：袁炳輝、陳雲、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黃平、惲代英、陳潭秋。

補選了中央審查委員2人：寧迪卿、康生。

改選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項英、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關嚮應、張國燾；

候補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羅登賢、徐錫根、盧福坦、溫裕成、李維漢、顧順章、毛澤東。

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李立三在會上也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承認了錯誤。這次會議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但是，對於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左”傾錯誤和政策，未能加以絲毫觸動，致使會議未能從根本上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思想實質進行清算，後來重犯更大的“左”傾錯誤。

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後，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這封信突然改變了過去對李立三問題的態度，認為李立三的政治路線是和國際執委的政治踐線互相對立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了《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這是補充三中全會的決議。12月9日，政治局又作了一個決議。12月23日中央又發出緊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卻明確指出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是路線的錯誤，而不僅是策略的錯誤，並承認了三中全會對待李立三問題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因此，擴大的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