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山詩集

徠李義山詩集有相當數量的作品，直接觸及時政，表明了詩人鮮明的政治態度和不同尋常的膽識。如《有感》、《重有感》等，有力地抨擊了控制朝政的宦官；《壽安公主出降》等，直斥禍國殃民的藩鎮，並諷刺了朝廷姑息強藩的行為。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李商隱的詠史詩，也有很高的成就。它們記錄歷史教訓，並希望當政者以此為戒，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如《富平少侯》、《南朝》、《北齊》等，鞭撻了歷史上封建帝王的驕奢荒淫；《瑤池》、《賈生》等，諷刺帝王追求神仙的虛妄，並顯露出詩人的胸襟抱負；《馬嵬》、《龍池》、《華清官》等，更是直接把矛頭指向本朝皇帝，具有很強的震撼力。

李商隱最有特色的，是標為“無題”或取作品中個別詞語作為題目的愛情詩。這些詩，用華美的詞藻、和諧的音調，構成優美的形象，傳達出真摯婉轉的情思，極富感染力。但它們意蘊含蓄，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這些註解“大抵刻意推求，務為深解，以為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這些詩，除了少數可能別有寄託外，大部分交織著詩人對生活、愛情、身世等，種種複雜感受的言情之作。“昨夜星辰昨夜風”，“相見時難別亦難”等，表達了對愛情的希望和矢志不渝的追求，膾炙人口，極具代表性。

李商隱以近體詩成就最高，他繼承杜甫錘鍊嚴謹、沉鬱頓挫的特色，糅合齊梁詩的濃艷色彩，又受李賀詩中幻想象徵等的影響，形成了情致深蘊、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這是藝術上的獨闢蹊徑，對唐詩的發展具有重要貢獻，並對晚唐、宋初乃至清代的一部分詩人，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李商隱的詩，也存在用事用典過多，意義晦澀難懂的缺點。宋代的西昆體作家，片面地發展了這一缺點，使詩歌創作中的形式主義趨於嚴重。

李商隱因受牛李黨爭影響，被人排擠，潦倒終身。其詩揭露和批判當時藩鎮割據、宦官擅權和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朽糜爛，有《行次西郊一百韻》、《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所作詠史詩多托古以斥時政，《賈生》、《隋宮》、《富平少侯》等較突出。無題詩也有所寄寓，至其實義，諸家所釋不一。

關於《李義山詩集》，有明汲古閣刻本和《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均為三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間毗陵蔣氏刻六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七卷。

《李義山詩集》主要注本，有清初朱鶴齡《李義山詩注》三卷。這是現存刊行中，最早的李詩箋本。此外，還有沈厚塽將何焯、朱彝尊、紀昀三家評語，輯入朱注本中，編成《李義山詩集輯評》。清代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所注詳備，最受稱道，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李商隱（約812或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李商隱為開成二年（837年）進士，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弘農縣尉、秘書省正字等職。當時牛、李黨爭激烈，李商隱被捲入旋渦，在政治上受到排擠。晚年的李商隱，先後三次在桂州、徐州、梓州隨人作幕僚，抑鬱不得志，死於滎陽。

李商隱為晚唐詩人，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他與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溫李”。李商隱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中排行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有二十二首，數量位列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