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俊
清朝揭陽知縣
周士俊，清文宗咸豐三年(1853年)，榆中縣金崖邴家灣出了一位有名的進士。他不僅謀政有方，而且膽識過人，尤為可貴的是清朝政府在洋人面前奴顏媚骨，對民事黑白不分的時候，他竟能以浩然正氣秉公辦事，這就是至今為人稱道的周士俊。
周士俊少年時家境貧寒，連私塾都上不起，叔父見他好學，便省吃儉用，將看水磨湊下的錢擠出來供他念書。周士俊的老師飽讀詩書，要求甚嚴。一次，老師在課後檢查周士俊背書，周士俊因遺漏了其中的幾句話，遭到老師的嚴厲批評。這次教訓后，周士俊學習大大長進，並於1853年高中進士，授為廣東長樂知縣。
周士俊赴任前，專門去向老師辭行，老師一見周士俊，要行跪禮，周士俊一把扶住，將老師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則仍像學生時那樣垂手端立，懇請老師指點。老師說：“你現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記兩句話，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點頭稱是。
廣東長樂縣分上中下三坊，上、中坊由於土著居民和外來客商長期鬧糾紛，多次發生大規模的械鬥，不但死傷了好多人，而且一些村戶的房屋也被焚燒一光。周士俊到任后，經明察暗訪，採取果斷措施，將帶頭鬧事的人全部逮捕法辦，依法懲治了禍首，這才平息了事態，使上、中坊恢復了祥和與安寧。下坊雖沒有打架鬥毆的，可因地勢低洼，幾乎每年都要鬧水災。當災民攜物乘船遷避時，當地的一幫惡少便集結在一塊，乘機打劫搶掠，好多災民為此丟了財物不說，有的甚至被打傷、打死。周土俊聞訊后，專門成立了巡邏船隊，一遇水災便出動為災民保駕護航。周士俊愛民的美德便由此在長樂縣城傳開了。
不久，周士俊又調到番禺縣。番禺縣是當時廣東省省會，街市相對繁榮。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僑居此地的外國人常常為所欲為，許多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當地中國人之間訴訟打官司時，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行賄，托他們走中國官員的“後門”，官司就能轉敗為勝。正是這個原因，在辦案中時常出現徇私舞弊的現象，造成許多冤假錯案。
周士俊到任后，聽到這些情況，很是生氣，同時也出自一個中國人的良知，決心好好整治一番。恰巧有一天碰上了一宗爭田訴訟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馬將理屈的一方抓了起來。還未等他出庭審判，他的頂頭上司——總督出面，要他趕緊把人放了。周士俊不解地問：“此人犯法，證據確鑿，未及審判，何能釋放?”總督不悅地說：“你知道些啥？此人是洋人打了招呼的，你得罪得起嗎?”周士俊抗爭道：“縣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國，在大清的領地，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祿，怎麼能聽洋人的指揮?”總督被周士俊一席話頂得臉色鐵青，重重哼了一聲，拂袖而去。
周士俊按當時的法律對理屈者處以杖刑。一時間，周士俊不懼洋人的事迹在番禺縣的大街小巷傳播開來。但是，這件事也惹怒了總督，不久，總，督以“怒其強項，撤任閑住”罷免了周士俊。直到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年)，才讓他代理羅定知州。
羅定州同廣西交界，山勢險峻，林密竹深，加之道路縱橫，自古以來就是盜賊和土匪出沒的窩子。當地佳益圩有個綽號叫“王狂七”的人，集結匪徒，在這裡設卡抽稅，凡路過此地者均要按他的要求留下買路的銀兩，稍有反抗或不從，輕則搶掠財物、遭受皮肉之苦，重則喪命。同時，當地還有一個叫“戴永英”的人，設立了雷公會，糾合黨徒，四齣綁票勒贖，弄得人心惶惶，個個自危。
周士俊到任后，按照“擒賊擒王，各個擊破”的方針，先逮捕懲辦了會匪數人，又聯合官軍一起攻打雷公會的老巢，活捉了匪首戴永英。王狂七聞訊后吃驚不小，慌忙派手下爪牙陳兩頭口糾集嶺溪賊匪萬餘人，在兩省交界處築起堡壘，繼續張旗焚掠。
周士俊
就在這時，馮子材接到命令，朝廷派他到廣西赴任；同時，軍糧又短缺。周士俊知道，此次佳益圩雖未攻破，但王狂七元氣大傷，若就此罷手，待王狂七羽翼豐滿，勢必變本加厲，禍患無窮。因此，為了一方百姓，周士俊自籌了10天的軍糧，懇請馮子材多留幾天，以期將盜匪徹底消滅。馮子材為周士俊的義舉所感動，欣然應允，激戰了5天，終於攻破賊巢，殺死了匪首王狂七。籠罩在羅定川、嶺溪人民頭上的陰雲終於消散，當地居民無不拍手稱快。
戰事過後，周士俊又奉命拿5咖兩白銀救濟難民。他和隨從深入鄉村農戶，將遭受匪患、戰亂的難民一一登記、核實，併發放帑銀，深得民心。
其後，周土俊又被調到香山做知縣，不久又調至揭陽。揭陽農戶繳公糧很亂，周士俊設立了清田所，選公正的地方紳士和官方一同丈量土地，有田契的，呈驗管業；沒有田契的，進行補辦，並按規定的數目交公糧。多年在揭陽形成的弊端一下就被清理糾正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