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化教育

對於淪陷區的原住民來說，此舉將破壞他們原有的一切民俗、習慣與信仰，其後代將無法得知侵略的真相，反而為侵略者進行服務。

中國被日本佔領時期曾有許多的奴化思想教育。

從最早的侵略實踐開始，日本就一直嘗試對中華民族的奴化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原有的教育設施進行了徹底的破壞。關東軍司令部命令所有學校一律停辦，並下達“排日教材要斷然剷除”的密令。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32年3月至7月間，日偽查禁、焚燒書籍就達 650餘萬冊。同時，他們對愛國的中國師生展開瘋狂的鎮壓和屠殺。1936年，侵略者在偽安東省製造“教育界救國會事件”，抓捕遼東教育界愛國人士300 餘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從1933年到1935年，侵略者還主持出版22種39冊“國定教科書”和23種29冊“審定教科書”，供各類中等學校採用。在各級學校里，日本都規定學生們要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學習“建國精神”，恭敬“天照大神”，盡忠於“天皇陛下”，與日本“一德一心”。通過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宮遙拜等，向學生灌輸“建國精神”的內容。

文化和知識對侵略者來說是危險的，他們需要的只是愚昧而順從的勞動者。於是，中學被改成了技術學校，大學被改成了專科學校，除“建國大學”外，偽滿並無綜合性大學。

在戰爭中，侵略者造成關內129470餘所初等學校、1926所中等學校和110所職業學校在戰火中停辦，造成近千萬的學生失學；全國91所高等學校停辦解散或遷往川、黔、湘、閩、皖、贛等邊遠地區。日本人用以代之的是毫無例外的奴化教育。

殖民教育教來教去就是讓你忘了中國

採訪時間：2005年4月

採訪地點：遼寧瀋陽

見證人：馮志良　男，漢族，1921年2月16日出生於遼寧西豐縣。離休前系瀋陽市機械工程供銷公司幹部。東北淪陷時期就讀於西豐縣初中、奉天第五國民高等學校、新京陸軍軍官學校。參加反滿抗日組織“仙洲同盟”、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長春情報工作組。

■老師說我們這也是“最後一課”，從現在起，我們也是亡國奴了。當時，師生都痛哭失聲

1931年我在西豐縣四區阜豐村小學讀二年級。“九一八事變”好幾天後，見到報紙才知道發生了事變。

校長向全體師生宣布了發生“九一八事變”消息的同時，給我們講授了早年普法戰爭后，一位法國教師向學生講“最後一課”的故事，最後他說我們這也是“最後一課”，從現在起，我們也是亡國奴了。

當時，師生都痛哭失聲，這情景至今我仍記憶猶新。

我上小學五年級時，開始學日語，地理只講東北三省的，歷史只講靺鞨、高句麗還有遼、金、清東北少數民族系統的，使東北人從小就忘記中國的地域和五千年中華歷史。

1939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奉天第五國民高等學校四學年。那時，每天都有日語課，我們這樣的學生大都可以用日語說日常用語，可以聽日本人講課———除了“共存共榮”，就是什麼“王道樂土”，是日本人把“滿洲人”(他們不說東北人)從水深火熱之中救了出來，什麼“天照大神”、“天皇陛下皇恩浩蕩”等愚民話語。反正是教我們崇拜日本人，連到奉天上街經過日本神社和忠靈塔都必須停下來脫帽敬禮。

五高第一任校長是日本皇族，教唆學生和其他學校打架只能贏不能輸，凡在校外被打的回校還將挨日本人打。那時，五高的學生上街，其他學校學生見到就躲開，否則就打架，其他學校學生都把五高的學生叫做“五驢子”。

■因為一句牢騷，我被迫逃離學校

在我讀五高四年級時，日寇迫使中國的工商業者捐錢買三架飛機，於1940年9月3日在文官屯機場舉行“獻納式”，命令各中等學校學生，不論遠近一律列隊徒步前往。我在行走途中說：“有什麼好慶賀的，叫中國出錢買飛機，再用它來炸中國人，這是使人從心裡感到悲慘的事。”未承想被人告密了。隊伍到達文官屯機場后，幾個日本教師集合在一起，有人主張立即將說這話的學生找出來體罰他；有一個日本中學考察團的，叫坂田，他說這是個“反滿抗日”的思想犯，先不要驚動他，回校后等星期一上班，將他找出來交給憲兵隊“取調”(逮捕)吧。

當天是星期六，我回校和幾個要好的同學研究，大家都說，趁著鬼子尚未弄清你的名字趕緊跑吧。於是，同鄉的高書翰帶著我整理衣物行李，丟到校外，當夜乘車離開瀋陽返回西豐。

後來我考上偽陸軍軍官學校，仍然要接受這種令人反感的教育。每經過“元神殿”前即供“天照大神”的地方必須立定行九十度脫帽“最敬禮”，說什麼“日本天皇萬世一系”，日本要實現“八紘一宇”，全靠天照大神的“唯神之道”。

還有校訓五條，反省錄五條，貼在自習桌上。有時日本軍官突然把你叫起來，要背誦兩個五條，背誦不出來就要挨嘴巴。

為了記牢這些東西，我死死地記住了每句的頭一個字。把校訓頭一個字編在一起，是“一剛淳互感”。就是“一德一心，剛健不屈，淳原樸實，互敬互愛，感恩戴德”。每日晚寫日記反省的五條是“至言用努不”，即：“至尊至忠了嗎？言行有錯嗎？用盡氣力了嗎？努力缺乏了嗎？不肖了嗎?”

■日本人想把陸軍軍官學校辦成他們士官學校的分校。很多臭名昭著的大戰犯都曾到學校檢閱

日本人為了顯示已經把偽軍校建成了在滿洲的士官分校，天皇的二弟高松宮、三笠宮陸軍大尉都先後來學校檢閱。汪精衛到長春也叫我們冒雨迎送。華北偽政府的齊燮元、南京偽政府的軍校校長郝鵬都帶著一些偽軍官到學校參觀過。

畢業、入學時，溥儀常帶著文武大臣到軍校進行檢閱，每次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將也同時到校。

除此之外，日本許多高級將領、後來的大戰犯都到校內巡視講演過，小磯國造、南次郎、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山下奉文都來過。當時，日本人很狂妄，說希特勒是廢物，唯有日本人才能統一全世界。

在學校，每次集會就面向東方，下令向皇宮遙拜，並喊“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萬歲萬萬歲”，然後轉向偽皇宮稱為“帝宮”遙拜，喊“皇帝陛下萬歲”。除此之外學生到市內外出必須去偽皇宮南側草坪邊向皇宮脫帽行90度的“最敬禮”，走到關東軍司令部(現吉林省委)或西公園也叫兒玉公園，裡邊有兒玉大將塑像，到此兩地也必須行軍禮。

後來，溥儀再去日本，就請回了一個“新祖宗”———日本信奉的“天照大神”，並先後在長春南湖西南側及偽皇宮東側分別建了一座“建國神廟”和“建國忠靈廟”。

開幕那天我們軍校師生列隊參加，記得當時的“協和會”總會長橋本虎次郎和大漢奸沈瑞麟都穿著類似和尚或老道的衣服參加。

日本人不但對中國人就是對日本人也是殘忍的，聲稱凡是因公因戰死去的畢業生的遺像，都要陳列在“生徒集會所”。一名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期來的日本人，在熱河與八路軍交戰中被俘后又被釋放，歸隊后，立即被關在一間禁閉室里，給他一篇《軍人敕諭》，即天皇對軍人的講話，叫他反省，飲食便溺都在室內。最後一天不給他飯食，而是送去一個匕首，一碗毒藥，一支入膛手槍，這就是逼他自選一種方式自殺。最終這個日本中尉是用手槍對準頭部自殺身亡。

後來，學校把他的遺照陳列起來教育我們，說他是“知恥近乎勇”的忠於天皇的行為。

日本人除了連長之外每連安排一名“思想掛”，實際是暗探。學生往來信函要送到區隊長那裡受檢。

儘管如此，後來我還是加入了共產黨。

我們這些人，從小到大就受日偽奴化教育，可卻從小到大未忘記祖國，未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

採訪時間：2005年4月

採訪地點：遼寧瀋陽

見證人：徐德源　男，滿族，1927年9月23日出生於吉林省吉林市。退休前系遼寧大學歷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東北淪陷時期就讀于吉林第二國民高等學校、建國大學，曾任偽吉林省公署民生廳文教科僱員。

■“滿洲國人”———誰說自己是中國人，就是“反滿抗日”

偽滿洲國成立時，我才5歲，那時，日本人嚴禁老百姓說自己是中國人，必須承認是“滿洲國人”。一旦說是中國人，就是“反滿抗日”，會被逮捕關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大人們怕我們這些小孩子出事，出門前常一再叮囑可別說走了嘴。

那時，每到偽政權規定的節日，機關、學校以至各家各戶都必須懸掛偽國旗。誰家若是還藏著當時中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也是“反滿抗日”。偽政權出版的報紙《大同報》，有財力的家庭必須訂閱。如若不從，就又犯了“反滿抗日”的大罪。1934年，該報紙改名《康德新聞》和《斯民》畫報。我年紀小，看不了《大同報》，但翻看過《斯民》畫報，那上面凈是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和偽政權的東西，同時還惡毒咒罵蘇聯。

父親想讓我們接受傳統教育，把我們送進了私塾，學“三字經”、“千字文”。1935年偽當局“改良私塾”，父親無奈把我們送進“官學”。我和三哥插班初小三年級。

在學校里，每天早自習必須分別背誦偽滿的所謂《建國宣言》、1934年溥儀即位為偽皇的《即位詔書》和1935年溥儀第一次訪日的《迴鑾訓民詔書》等文書。其中，背誦次數最多的是《迴鑾訓民詔書》。朝會後，全班進入教室站立，由班長先念“詔書”，隨後大家跟著齊聲朗誦全文，兩年裡背的不下數百遍，以至於時隔六十多年後，到現在我還能夠全文背誦出來。

那時，每天朝會，還要向偽滿皇宮和日本皇宮行九十度鞠躬禮遙拜。

在我念“國高”的後期，記不得是1942年還是1943年了，公布了偽總理張景惠的《國民訓》，每天朝會都必須集體讀。如今我還記得其中的第一條是“國民須念建國淵源發於惟神之道，致崇敬於天照大神，盡忠誠於皇帝陛下”。就是說，偽滿和日本一樣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

1943年唱偽滿新《國歌》，就從根本上說連東北地方自古以來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開(的)宇宙”了。

因為非常討厭殖民地歌曲，上海周璇、龔秋霞、李麗華、陳雲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照片就對我們有很大吸引力，那時，我們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樣。

■在那個年代通過那種方式學會日語，使我至今常有一種羞愧感

1936年，偽政權從我小學三年級起開設了日語課，來了一些日本人當教師。他們一句漢語也不會，一開始就用日語上課。當時，在學校和社會上流傳著一句順口溜：“日本話，不用學(xiao)，再過幾年用不著(zhao)。”

由於從小學到中學一共十年時間，長期由日本教師強制教日語，所以不願意學也得學。那時，我們中國學生還用日語詞編出順口溜，例如“巴格牙路(日語“混蛋”之意)奇庫肖(日語“畜生”一詞之音)，你的什麼我知道”。

學校還採取各種手段督促、強迫我們學日語。我在“二高”念書時候，學校在周六放學前在黑板上公布一段日語，必須抄錄下來回家背誦。下周每天早晨上朝會時，都有一段時間點名讓學生背誦，背不下來的就被罰站。

當時的就業和升學等各種考試都考日語，日語考不好就難以就業和升學。偽政權還制定了“日本語語學檢定”，就是日語等級考試製度，設立特等和一、二、三等四個等級，每年讓“國高”應屆畢業生和偽官吏等報名參加考試一次，合格者發給等級合格證書。取得日語等級合格證書，就業和升學的時候就有優勢。

1945年我在建國大學讀書時，幾乎所有的課程都用日語授課。所以偽滿“國高”畢業的學生有不少都可以達到日語三等的水平，大學生一般的可以達到二等水平。

由於偽滿奴化教育中強制學日語，至今我還能閱讀日文書刊，勉強能用日語會話。在那個年代經過那種方式學會的日語，使我時常有一種羞愧感，這是日偽殖民統治奴化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深深的難以磨滅的烙印。

■日本人今天改他們的歷史教科書，那時，他們還改過我們的歷史教科書

為了不讓我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日本人還篡改了中國歷史。

在小學時，常被強迫背偽滿“建國宣言”：“向我滿蒙各地，屬在邊陲，開國綿遠，征諸往籍，分並可稽，物產豐饒，實為奧府”，胡說東北地區在歷史上就是單獨開國，並且多次併入中國又分離出來。

1934年，溥儀當偽皇帝時發表的《即位詔書》，我至今還記得：“我國肇基，國號滿洲，於茲二年，爰天意之愛民，賴友邦之仗義……而日本帝國，冒群疑而不避，犯眾糾而弗辭，是等解懸，功同援溺。”把個侵略、分割中國固有領土的日本帝國主義美化成為甘冒世界各國的反對，出仗義之師，消除兇殘、解民倒懸、救民出溺的友邦。

1939年，偽滿國務院文教部在日本主子的授意下，編審頒發了名為《國史》的“國高”歷史教科書。這本所謂《國史》，與我在私塾讀過的《三字經》所記的中國歷史朝代完全不同，沒有講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東北歷代部族和民族政權講，將偽滿洲國的建立說成是歷史的當然繼承。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寫到渤海國時，較多地敘述了渤海國與日本奈良、平安兩朝互聘使節的所謂“渤日交聘”，儼然是後來偽滿洲國與日本的所謂“日滿親善”“日滿交歡”的歷史前奏。可見，篡改歷史，日本是有傳統的。（齊紅深 張寶印 徐壯志）

話外音

中國人不能說自己是中國人；孩子們從小學開始就被強制學日語，到中學時，日語課時已超過漢語，大學里，則全部都是日語講授。1936年，日偽當局在社會上實行日語等級檢定考試製度，各級機構對合格者優先錄用，這就是日本侵略者施於中國人的“皇道”……

本文的採訪要感謝齊紅深老先生。這位可敬的歷史研究者，與《我的見證》所提倡的客觀、實證的精神不謀而合，自己已先後採訪了1200多位日本奴化教育的親歷者。為此，他甚至賣了自己的房子。

日偽在東北實施的奴化教育，在後期對敢於表示不滿的愛國師生進行著毫不留情的殘害。同時，日偽以各種所謂的罪名對教育界人士進行殘害，使得大批教師被殺或被迫改行，即使因生計所迫不得不從事教育職業的教師，也遭到日偽的多方監視和壓制，中國的師資力量受到嚴重地削弱。奴化教育的結果導致奴隸意識的形成，並嚴重影響人們的思想。在日本帝國主義長期高壓政策的威逼下，廣大東北人民不敢也不能有異種思想。日本侵略東北以後對東北的教育實施物質上的破壞和洗劫，精神上的虐殺和摧殘，並以此為前提建立為其掠奪、滅亡中國服務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