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啟芳

1929年到上海．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翻譯社會科學名著如德國畢爾的《社會鬥爭史》、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礎》、洛克的《政府論》，美國布爾的《國際關係論》等，成為有名的翻譯家．抗日戰爭爆發後到香港、經《星島日報》總編金鐘華介紹，在《星島》增刊，《晨報》任主編；並在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任教。1944年至1945年任《大剛報》總編輯及《廣西日報》社長。1945年至1946年在香港《新生晚報》任總編輯．1946年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復辦，他擔任院長，同時在香港達德學院任教．經常與香港的民主人士一道，從事愛國民主運動。1947至1948年在上海任《大風》周刊總編輯。

廣州解放后，應召回廣州任廣東省政協委員，並擔任國民大學教務長，華南聯大文學院院長等職。院系調整后，華南聯大並人中山大學，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兼外國文學史教授．1975年5月17日在廣州逝世。譯著有《政府論》、《國際關係論》、《社會鬥爭史》等。

青年時代的葉啟芳一直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在上海從事譯著活動時，漸漸接觸新的社會思潮，並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抗戰以後，他與左翼文化人士的接觸日漸增多。長期浸淫之下，他順理成章地躋身“進步教授”之列。他是生存在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宗教與世俗，新時代與舊時代，專制與自由。甚至是戰爭與和平夾縫中間的學人。

葉啟芳原籍廣東三水，他的父親在廣州西關紗廠做工，才舉家遷到廣州。由於家裡兄妹眾多(葉啟芳排行第十),再加上紗廠倒閉,11歲時，葉啟芳被父親送到香港一家基督教小學做校役，從此與教會結緣。在教會資助下，他得以進入燕京大學讀書。

從燕京大學畢業后，葉啟芳任過廣州武裝團體政治處副主任、廣州協和神學院教師、廣州培英中學校長、黃埔軍校政治教官、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院長以及大小5家報紙刊物的總編，由於時局變幻，這些任職大多只有數月時間。惟一的例外是，他還曾應粵軍第二軍軍長香翰屏邀請，擔任廣州市公安局護照處主任，為時達7年。

從政之餘，葉啟芳以譯書為愛好。他翻譯的惟一一本單行本小說《國際縱隊從軍記》,是受金仲華、劉思慕等人之託，為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而譯的。這是英國左翼作家的作品，未及上市，就被國民黨中宣部下令查禁了。

《從軍記》之前，葉啟芳還出版了最早幾部譯著，比如《社會鬥爭通史》、《社會主義教育政策》、《國際關係論》、《基督教之基礎》。無心插柳柳成蔭，翻譯工作使得“啟芳從此逐漸擺脫西方教會的影響，成為進步的文化學術界的一員”。劉思慕如此評價翻譯工作對葉啟芳的影響。

葉啟芳的左傾，還得益於與左翼知識分子的交往。劉思慕回憶,“啟芳和我在進步的達德學院(陳其瑗任院長)都兼任過教師。內戰再起以後，不少民主人士再度陸續集中到香港來，其中如沈鈞儒、鄧初民、李章達、茅盾、張鐵生等都是啟芳的舊識，民主黨派有些集會也邀請他出席。在沈老、鄧老的鼓勵下，啟芳有時還和我一起參加民盟的學習會，因而與民盟也接近起來。”

1949年3月底，葉啟芳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演講《中國形勢對華南與香港的影響》,預計“新局勢”6個月內即可展開。當時他的朋友陳君葆對這一樂觀估計不以為然，以為“總要到第二年的春間”。

事實證明葉啟芳的估計是正確的。10月14日，廣州解放。兩個月前，葉啟芳連續兩天在香港《大公報》發表《論知識分子》一文，開頭即說:“最近我國民主革命運動擴展，遍及全國；人民解放軍的力量日益增進，如日中天。”在葉啟芳看來,“今天是知識分子應當抉擇的時候了”。

10月18日，葉啟芳約陳君葆到“四時新”飯店吃面，告訴陳自己決意要回廣州。陳君葆不以為然，在日記中寫道:“我以為崗位問題十分重要，難道留下來的便沒有事做么？這是葉啟芳不實際的地方。”《葉啟芳傳》的作者易新農和夏和順這樣分析葉啟芳對將來生活的看法:“政治環境問題呢？估計葉啟芳也想過，比如：他是教會培養出來的人才，有著帝國主義的文化根基；他曾長期在廣州政府任職，屬於舊政權的官僚……葉啟芳大概認為，這一切，通過他的政治轉變，通過那篇《論知識分子》就可以洗清了。”1950年6月，葉啟芳從香港回到廣州，應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和私立廣東國民大學校長陳汝棠的邀請，出任國民大學的教務長。時任文化部部長的沈雁冰也曾向葉啟芳發出邀請，要他去北京任職，他以不適應北方生活為由推辭了。

1950年10月5日，廣東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廣州召開。葉啟芳是代表之一，他寫信給當時還在香港的妻子湯慕蘭說，每次開代表大會時，葉劍英同志都派汽車來接。

同年，葉啟芳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據湯慕蘭等人說，這是“組織上對他的安排，讓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來做事”。兩年後，葉啟芳當選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及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

1956年，已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葉啟芳，不僅當選為民盟廣州市副主任委員，還被任命為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這年11月20日到28日，廣州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葉啟芳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專題發言。發言被《廣州日報》全文發表，題為“使社會知識分子的才能有所發揮”。

葉啟芳的發言是對1956年初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響應。他批評說:“知識分子在讀到了周總理的報告后，一股熱誠，非常高興，立即到街辦事處登記。可是他們所得到的不是應有的接待，而是冷嘲熱諷，並且諸多留難。有一些社會知識分子到街辦事處，詢問知識分子登記手續，街辦事處的同志以極傲慢的態度對他們說:‘你們連登記手續都不懂，還算什麼知識分子’,試問這樣的態度和言詞，怎樣能夠貫徹周總理的知識分子政策?”章乃器當時正在廣州，為這篇發言登門拜訪葉啟芳，可惜葉啟芳當時不在家，章乃器就給他留了一張字條:“您在市人大的發言，甚好。我等將給以極大的注意，以後請多反映這些情況。”葉啟芳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自稱“遠程大炮”。

1957年5月初，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半個月後,5月17日,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召開座談會，發動民主人士給中共提意見，葉啟芳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想燒熱這個會場”。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對高校黨委制放炮:“學校有黨委不要緊，但必須是由高級知識分子的黨員來當黨委才行”,“目前的問題是在於以黨代政，黨委代替了校長”。他認為還應當成立校務委員會，黨委委員只能以個人名義參加校委會。

在發言中，葉啟芳對肅反運動也放了炮。他認為中山大學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說中山大學的肅反只是中山大學的黨員藉機整人。他認同“民盟是黨的打手”的說法，還為當時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教授鳴不平，稱其“只是純技術觀點的問題而已”。

葉啟芳不知道，就在他發言的前兩天,5月15日，毛澤東就親自起草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送黨內高級幹部傳閱。其中說道,“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我們越有利。”6月19日，在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后，廣東省委宣布,“對少數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堅決拒絕接受，並在全省反擊右派猖狂進攻”。

從此，葉啟芳的命運便急轉而下。

1957年9月7日，民盟廣州市委召開會議批鬥葉啟芳，稱他惡性發展盟員，拉攏教會人士；誣衊黨報是官報，想辦同仁雜誌；挑撥黨群關係，想當校長。10日，中大中文系開會繼續批判葉啟芳，次日《廣州日報》以大篇幅報道了會議消息，稱葉啟芳“被撕下了‘年老消極’的面罩，露出了向黨進攻的‘遠程炮手’的真面目”。

到1958年,“右派”性質確定后,60歲的葉啟芳便被撤銷了圖書館長的職務，三級教授降為五級，不但工資隨之遞減，還搬出了入住不久的教授樓，被迫參加在虎門人民公社的監督勞動。直到1959年1月底，才從東莞回到廣州，繼續講授外國文學史。礙於形勢，葉啟芳只敢照本宣科，結果被學生編順口溜諷刺:“右派分子葉啟芳，專念講義和文章，如此長期搞下去，外國文學要遭殃。”其實葉啟芳真正當“右派”的時間並不長,1959年下半年，他便被“摘帽”,此後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終老。

1964年2月，葉啟芳與瞿菊農合譯的洛克《政府論》(下篇)終於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理論價值稍遜的上篇則由於“文革”而拖延至1982年才出版，那時葉啟芳已去世7年。

1965年下半年，運動又起，中大中文系停止了包括葉啟芳在內的不少老教師的教學工作。這一轉變並沒有再次對葉啟芳形成衝擊，他決定“隨遇而安”。在給兒媳鄺薇的信中，他稱自己“在家不是幫助料理家務，就是拿書來看。或中文或外文，看個不停，最近思想通徹，精神愉快”。

但時代所造成的變化並不是68歲的葉啟芳想“安”就能“安”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向教授及其家屬進行打擊及侮辱之行動，如剪了頭髮遊行，青年學生則敲鑼打鼓隨後助興。教授們白天到禮堂檢討或到田間勞動，啟芳也在其內，這是有人帶領去的，不去不成。”葉夫人湯慕蘭回憶。“最多不過一死，但他們未有問我殺過人否，則死罪無從定。我家裡窮，我死後家人無法生活，故不能自殺，只能忍辱而已。”葉啟芳在這段時間寫了大量的交待、檢查材料，還寫過關於“鬥私批修”的幾篇文章，痛罵自己是“原封不動的舊知識分子”,將自己的過去全部否定。他在外國文學史中所肯定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批判的現實主義被當作是鼓吹“全盤西化”的鐵證，甚至被迫承認自己講授“神仙鬼怪的但丁作品、帝王將相的莎士比亞作品、才子佳人的歌德作品、封建迷信的托爾斯泰作品和個人至上的拜倫作品，毒害青年學生”。

1968年6月,中大康樂園發生嚴重武鬥，人人自危，葉啟芳輾轉逃回三水老家，與因“右派”早被遣送回老家的妻子湯慕蘭團圓。因受了刺激，葉啟芳回到家便大病一場。之後身體一直不好,1974年9月突發腦溢血，在朋友大力幫助下，才得以轉送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治療。

1975年4月30日，葉啟芳再次中風，昏迷17天後，溘然長逝，終年77歲。葉啟芳個人的經歷也是一部現代中國學人傷痛的歷史。原本心氣甚高的葉啟芳晚年做詩自嘲。沒有書可譯，對葉啟芳來說就好比是生活在一間沒有光亮的鐵屋子裡。他怎麼能不痛苦呢？痛苦的又何止是葉啟芳一人呢？那是每一個學人都會感到痛苦的年代。

葉啟芳一生中充當過多種職務和角色，且不停地轉換。他是教會培養出來的學子。曾任廣州培英中學校長，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院長。還曾擔任過多家報刊的總編輯。他曾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長和民盟廣州市副主委。

葉啟芳在教育、新聞等領域都做出過重要貢獻。而其成就最為突出者還在翻譯方面。他一生譯述數百萬字，其中所譯（洛克）《政府論》，作為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叢書不斷再版，至今仍廣為學術界所重視。近年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將其列為政治學、法學等專業博士生入學考試必讀書目。

作為洛克《政府論》、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礎》等商務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譯者，葉啟芳一生著譯數百萬字，但除了商務印書館1964年出版的《政府論》下篇和1984年出版的《政府論》上篇，是於1950年代末譯竣者外，其餘都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完成的。他晚年曾感慨,“有人勸我再搞翻譯工作，但現在世界上有什麼好的書，我完全不曉得，不經選擇，譯什麼呢？只好作罷。”

葉啟芳的青年時代是中國翻譯事業勃發的時代。這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張元濟、王雲五等商務印書館同仁的組織運作。葉啟芳在廣州協和神學院及燕京大學讀書期間即已從事翻譯工作。他是廣州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之一，並因此結識沈雁冰、鄭振鐸等人。他曾翻譯過《聖經之文學研究》等作品，發表在《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刊物。

葉啟芳辭去廣州培英中學校長職務后，在沈雁冰、鄭振鐸等介紹下，應商務印書館之邀、到上海專門從事翻譯工作。在此前後他翻譯出版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比爾的《社會鬥爭通史》、英國人塔尼的《社會主義教育政策》、美國人布爾的《國際關係論》、卡爾·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繆勒利爾的《婚姻進化史》等著作。

這其中《社會鬥爭通史》在當時影響很大，也是葉啟芳平生最得意的譯作。葉啟芳是根據英譯本翻譯的，此書共分五卷。第四卷出版時，胡漢民親自為其寫序，題為《三民主義的歷史觀》，比爾本人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本義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闡述歷史，胡漢民作此序言的目的，是想以此書為三民主義的歷史觀做註釋。在他看來，三民主義的歷史觀即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也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

葉啟芳夫婦於香港淪陷后逃往廣西的途中，曾碰見幾位青年學生正在讀《社會鬥爭通史》，葉啟芳與學生們交談起來，學生們知道本書的譯者就在眼前，十分景仰，即稱葉啟芳為老師。並在路上幫了葉啟芳夫婦不少忙。左翼文化人當然也很重視這部《社會鬥爭通史》，後來成為中共理論大家的胡繩：當時主編《讀書月報》曾就此書寫過讀書隨筆。

而葉啟芳一生譯著中《國際縱隊從軍記》則最具傳奇色彩。這是一部戰爭題材的小說，描寫的是西班牙內戰時期國際縱隊的故事。作者為英國左翼作家約翰·孫馬菲爾德。葉啟芳收到原版書，還來不及詳細翻閱。當天下午，廣州即遭遇日寇飛機轟炸。葉啟芳辦公室被炸毀，此書也被埋在瓦礫之中。兩天後，葉啟芳找到另一本原著。開始動手翻譯，其後不久，原書竟在清理被炸毀的房屋時發掘出來。葉啟芳把書送回給金仲華留作紀念。

葉啟芳剛剛譯竣此書，日軍大舉入侵廣州。他只搶得譯文底稿，匆匆逃奔香港。在香港繼續譯事。他在（譯者序）中說：校對的時間，接連聽見廣州失守和武漢退出的惡劣消息，所以常常手握筆管，耳邊聽見英國飛機在上空演習所發出的嗡嗡聲響，雙眼呆看窗外的綠水青天，眼眶裡為淚水所模糊，連自己所寫原稿字也看不清楚了。

在葉啟芳翻譯《國際縱隊從軍記》時，甚具戲劇性。其翻譯之初即遭遇國家民族重大災難，其出版之後又因系生活書店所出而遭到禁售。葉啟芳曾在廣州清平路一舊書攤中發現一本殘破的《國際縱隊從軍記》，心情十分激動。隨即購買回來，細心修補重裝。並於書後作記曰：本書剛出版時，即為反動派偽中宣部禁售，故流出坊間的很少。

百不如人死亦休，浮名身後復何求。爛柯山下東流急，漠漠斜陽一釣舟。

人間榮辱嘗已慣，紙上興亡看亦輕。惟恨暮年舊交少，滿懷心事向誰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