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祥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第九任院長
徐福祥是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第九任院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科技委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際宇航科學院通訊院士。
徐福祥出生於江蘇江陰峭岐鄉圩塘村一個貧農家裡,父母為了實現信念、希望和寄託,給他起了“福祥”的名字。為了養家,在小福祥出生不久,父母就先後去上海做工,把他交給祖母帶領。5歲多,他就開始從事簡單的農家勞動,放牛割草是他每天要完成的主要任務。由於年幼的艱苦和遠離雙親的近乎孤兒般的生活,使他從小就養成了自強、刻苦、勤勞的性格。當他以每個學期考試全部第一名的成績讀到小學三年級時,老師發現這個孩子了不得,在給小福祥父母的信中,老師說:“福祥是一塊讀書的好材料,你們把他帶到上海去吧!”
他就這樣成了上海人,直到現在他那濃重的上海味兒普通話仍時刻提醒著人們,上海的社會氛圍所給予他的文化底蘊和機智、敏感以及孜孜不倦的奮爭精神。1958年他被上海五一初級中學保送到復旦大學預科班學習,這是一個世界聞名的科學家成長的搖籃。不久他成為復旦大學物理系的一名高材生。
然而成為科學家的路還很遙遠和坎坷。在那些年代,他堅守著名列前茅的“高地”,就意味著要給人留下“只專不紅”的概念。但這並沒有弱化他要當一名科學家的成就感。1963年校方提前安排他在復旦大學物理系電子計算機室實習。此後他和老師共同研製了學校第一台電子計算機。他當過“四清”隊員,“文革”初糊裡糊塗地成了“保皇派”成員,後來又被當成“修正主義苗子”險遭批判。脆弱的人格尊嚴一會被擁到浪尖上,一會又被拋入一層深不見底的山谷。說不清是為了尋找還是為了逃避,總之他開始把自己關在書本的世界里,卻又被人諷為“逍遙派”。那真是幾頁雜亂不堪的記憶,但其中還有一首精彩之筆,那就是他能在國防科工委組建十五院時,成為復旦大學著名電光源專家蔡祖泉的助手,參加研製了太陽模擬器關鍵設備“25KW球型氙燈”。
1968年成了徐福祥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那就是他從此放棄了年少時就喜愛的教師職業,心理路程為今天成為一名衛星專家產生了一次裂變。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對人們說過內心深處對教師職業的那份特殊感情。是老師發現了他,是教師培養了他,是老師教會了他人生里的許多東西。在成為復旦大學一名骨幹教師的歲月里,他感到了“給予”的崇高。
他記得那是為周恩來總理講的一句話“上海要搞氣象衛星”。作為一名上海人,一所名牌大學的電子研究者,徐福祥為之震動。憑著他敏銳的觀察力,在傳統的平鋪直敘的學者式研究模式中,他好強爭勝的心氣,領著他的感覺去觸摸航天技術的尖端特性,而這一技術頂峰在國際上的先進性已為幾個大國的發展所證實。內心不禁對這一事業生出無盡的榮耀來。他那教師頭腦中孕育出的追求完美,追求大貢獻的不安分的個性,驅使他毅然走上了航天事業。
從1978年搞衛星地面設備轉到直接接觸衛星控制系統開始,到1990年成為“風雲一號”衛星副總設計 師,他走過了十二年時間。十二年成就的衛星專家同他的事業本身一樣的年輕。
1989年徐福祥除了擔任“風雲一號”第二顆星控制系統的主任設計師外,又承擔了這顆星的總體主任設計師。氣象衛星是人類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了解地球氣象變化的重要工具,1960年4月1日美國最先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氣象衛星,開創了從宇宙空間探測大氣的新時代,此後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美、前蘇聯、西歐、日本等國相繼發射了150多顆氣象衛星,從而織成了全球氣象衛星觀測網。然而對於中國來說,顯然衛星提供給我們很多為國民經濟服務的信息,而那畢竟是別國的衛星。終於我國在1988年和1990年發射了兩顆氣象衛星。
1990年2月15日的日曆,人們能夠記得那是中國傳統節日春節的大年初一。“風雲一號失控了!”電話把徐福祥召回西安衛星測控中心。當時飛機已經停航,他登上了西去的列車。一個新疆小姑娘把玩的指南針,不時地刺激著徐福祥腦中的“悟”點。指南針為什麼會扭動?地球磁場嘛!對了——衛星上有三個磁力矩器的電磁棒,設計原理是為衛星大飛輪卸載用的。漸漸他的思緒牢牢地系在衛星三根電磁棒上——通電!這是一個極其大膽的設想。通電!通過遙控對三根電磁棒不時按特定的相位通電,藉助地球磁場產生與自旋相反的力矩,不是能讓衛星自旋慢慢停下來嗎?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的《領導者》一書中對一個卓越的領袖有過這樣的論述:“只有當一位領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戰時,我們才能充分地衡量其偉大的程度”。徐福祥這時所受的正是這樣一種挑戰。當時航天部的老專家任新民聽到了徐福祥關於搶救衛星的初步方案后,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和關注,他說:“一定要把風雲一號衛星搶救過來,在某種意義上講,搶救成功一顆衛星要比研製一顆衛星的意義大得多。”
實踐證明徐福祥關於利用三個磁力矩器,與地球磁場相互作用,使衛星產生不同方向上的有效力矩,從而讓衛星穩定下來的思想是科學的、正確的。在我國衛星搶救技術上是史無前例的。人類科學文明的腳步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事後人們發現,“風雲一號”衛星的搶救方案與美國人搶救“布洛克-5D”衛星的方案,在主要原理上幾乎是一致的,而美國人是在計算機模擬了上千種搶救方案中挑選出的一種最佳方案,而且用了半年時間,而中國人憑著大腦的智慧,僅用了75天時間就成功地搶救了與“布洛克-5D”的故障程度相當的風雲一號衛星。
1990年5月2日,恢復常態的“風雲一號”衛星又打開了氣象雲圖發送系統。那天徐福祥成了天下第一男子,因為那無需掩飾而橫流的淚水,淹沒了“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千古餘音。同時中國航天史上記下了難忘的搶救“風雲一號”衛星的75天。風雲一號衛星後來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風雲一號衛星搶救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徐福祥本人獲航天部通令嘉獎。
五院人從1970年4 月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以後,一直沉浸在獨一無二的優越感里。但是進入90年代初,總公司將氣象衛星分流給上海八院,在其他型號的分系統或部件級的研製上也提出了分流的具體辦法。五院從此再不是中國衛星製造業獨步天下的寵兒。隨之就是接二連三的挫折。
1993年10月第17顆返回式衛星沒有返回;1994年4月風雲二號衛星夭折;1994年11月“東三”衛星發射,沒過多久噩耗傳來,由於星上推進系統泄漏,衛星失去控制。五院人還沒有從風雲爆炸的震驚中清醒,就陷入了又一次打擊。整個五院籠罩在一片沉重的壓抑之中。為搶救這顆星,年過古稀的楊嘉墀、任新民、王希季等老專家也來到值班室,常常討論方案到夜裡12點;五院人希望一個奇迹的出現,但是殘酷的現實不同情五院人的眼淚。東三這是全五院人共同孕育了八年的星之嬌子啊!就這樣撒手西去,給五院人留下了一塊痛徹心底的傷疤。
我們搞衛星三十多年了,沒有遇到過如此糟糕的局面。冥思苦想,有的人認為抓型號質量還不夠狠,有的人認為是我們的設計水平問題……時任第二顆風雲二號氣象衛星總設計師的徐福祥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來到了五院。
1996年徐福祥任五院院長,之前王禮恆副總經理代表集團公司領導與他談話,寄予一片期望。在赴命來北京的飛機上他心情澎湃賦詩一首:
此去京都非“風雲”,禮恆三語道嚴峻。
天命雙秋返故院,定征天宇刺蒼穹。
在他半是豪放半是婉約的詩詞風格里,體現了他才華橫溢的藝術品味。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都不僅僅把他當成一位自然科學家,而且還能強烈地感受到他生命中蓬勃的激情。年輕時他曾酷愛過油畫,並創作過相當具有水平的作品。到北京任職以後,人們又發現他的記憶力和口才結合得盡善盡美,往往一場報告下來,經常能信手拈來併流利地朗誦出名言片段,引得掌聲四起,人們都為他龐征博引的論述以及精彩的演講所征服。可是院長的角色不是靠作報告表演出來的。從此他開始書寫“管理”這篇大文章。他研究了眾多的管理理論,分析了五院當時型號研製的形勢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確保每個型號成功,首要問題是提高質量,而提高質量不能僅把眼光盯在型號的研究和製造環節,管理水平是決定型號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五院領導班子把目光聚焦到管理上,在上任的第二年,他以“院長令”的形式發布對管理的要求。
一號令講流程管理;
二號令講表格化管理;
三號令講可靠性設計規範——更加技術化的管理。這篇大手筆的文章在五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新的規範是在破壞著舊的習慣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這實在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然而科學發展的腳步最終究摒棄了那些影響科學進步、遲滯型號研製的舊習慣。隨著新的行為規範的建立,五院的各項管理提升到新的水平。真正體現的是管理出人才、管理出效率、管理出產品。他在任七年,離任審計報告的評價說明了一切。
——徐福祥在任期間,取得了12顆星和4艘飛船連續發射成功的佳績,其中軍用星5顆,民用星7顆。尤其是2002年底神三、神四發射回收的成功,為我國航天載人工程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院預先研究工作成果顯著。
——從1995年天上沒有一顆在軌運行的衛星,到2002年時五院已有9顆衛星在軌運行,在研16個型號22顆衛星和飛船。五院終於走出了低谷,型號研製有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不僅提高了競爭能力,而且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徐福祥曾在1998年提出:三、五年內五院要培養出5名以上總師的苗子。2002年徐福祥卸任時,五院已培養出12個型號總師,遠遠超過當時的設想。
——徐福祥在任七年,五院共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5項;二等獎3項;三等獎4項。國防科學技術獎及集團公司級科學技術獎442項,成為五院歷屆領導班子獲獎最多的一屆。
2003年徐福祥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集團公司質量管理突出貢獻獎。面對五院在衛星型號上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他感慨萬千,曾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一顆衛星發射成功后,即興賦詩一首,以抒發他對祖國航天事業前赴後繼的感慨情懷:翠峰金塔軍三千,南國硝煙幾多年?旌麾營旅悲壯曲,又炫華夏環宇仙。
要征服天宇,預示著五院翻天覆地的改革,如果說,“三個令”在五院引起了震動,那麼徐福祥在五院推出的院本部實體化改革、科研生產組織結構調整與運行機制改革、軍民分線改革、三項制度改革、財經管理體制改革等接二連三,把五院推上了在國際競爭的新舞台。改革家是要冒風險的,徐福祥憑著“定征天宇刺蒼穹”的豪情壯志,把個人的名利置之度外,他堅信:一個人的是非功過歷史自有評判。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即2000年,五院啟動了經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批准的《五院本級實體化改造實施方案》,正式遷址位於北京西山腳下的唐家嶺,在院本級形成總體、總裝、整星(船)測試、試驗一體化的啞鈴型航天型號研製體系,由院本部直接完成航天型號的總體設計和系統集成。更加凸顯了中國空間技術以預先研究、設計、製造、測試為一體的現代化的航天品製造產業集團形象。一個初具規模的中國航天城在這裡誕生了,這也是徐福祥一生中引為自豪的一項大工程,為中國衛星製造業闊步前進奠定了基礎。航天城已是綠樹成蔭,航天城的居民也從原來的單身臨時住戶發展到今天有幾百家住戶的航天小社區。
這是徐福祥在院本級實體化改革同時的又一個大手筆。他帶領五院的一班人,分析了國際國內航天領域的巨大變化。全球經濟一體化、產業化運作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我國空間技術及其市場的發展的形勢,他感到應把五院已經初步具備產業化條件的小型衛星項目推向市場。2001年經集團公司批准,五院控股成立了航天東方紅衛星有限公司,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邦國親自發來賀信表示祝賀。小衛星生產及其應用作為航天領域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已真正地走上技術、市場和資本有機結合的商業化動作和產業化發展的道路,不僅已成為國內小衛星的競爭強手,還在國際市場上找到了多家合作夥伴。奈及利亞、委內瑞拉等國家正在與我院密切合作,徐福祥現任奈及利亞、委內瑞拉兩顆國際合作衛星的工程總師。
1999年徐福祥靈動的悟性又一次閃爍。他發現在以往航天器的多次搭載項目中,成果是明顯的,但又都是一次性的,於是他考慮到該項目有可能發展成為航天技術軍轉民的一大產業。經過一番醞釀,他利用正在重新整合的三產總公司,開闢了一個主要面對航天搭載技術又與當今熱門的生物工程相關的研究機構,並且引進了高級人才,2002年正式成立了中國空間生物試驗室。該試驗室研究出多項成果,僅“天曲益脂康”一項2005年銷售額就達2個多億;利用空間誘變育種及微生物發酵製備“輔酶Q10”項目取得較大進展;國防科工委的軍轉民項目“利用航天技術製備富硒紅曲”完成驗收,獲得好評。這個試驗室已經引起了集團公司和國防科工委的高度重視,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當前五院已完成空間生物實驗室中期擴建及新項目規劃。而派生出的分子生物實驗室也已進入籌建階段,與此相關聯的航天搭載機理研究也提出了項目計劃,並獲得了國家及集團公司的大力支持。這一切所反映的除了衛星、飛船、市場、掌聲、鮮花以外,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作為一位優秀領導者——徐福祥的高瞻遠矚和雄才大略。
改革是痛苦的,改革是艱難的,然而改革給五院帶來的成果也在一步步地實踐著,隨著歲月的流逝,該成熟的自會飽滿起來。
五院承擔的神舟飛船研製任務,是我國載人航天工程中的核心任務。當時擔任五院院長的徐福祥是神舟飛船研製的第一責任人,他在神舟飛船整體研製中擔負組織、保證、監督、把關的領導責任。他在組織神舟飛船的研製隊伍,確定整體研製程序,保證全部研製條件,培養和鍛煉一大批年輕的指揮和技術骨幹人才,決策院內重大問題等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進行神舟飛船第一次桌面聯合試驗遇到重大困難時,他親自組織研製隊伍採用“并行工程”工作法,集中飛船各大系統的主要技術人員,聯合辦公,親自動員,發揮了專家的群體作用,用4天的時間解決了平時需要半年時間都很難解決的難題,從而確保了神舟一號飛船按期發射。當神舟三號飛船在發射現場出現插頭座技術故障后,他親赴插頭座製造廠,審查修改技術方案,以確保神舟三號的高質量。當神舟四號在發射現場出現插頭插歪的故障后,他又要求總師、總指揮系統儘快組織研製隊伍,對飛船上所有插頭座進行分析和檢查。他為飛船的多次成功做出了重大貢獻。
江澤民接見空間研究院第九任院長徐福祥。
江澤民接見徐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