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

段伯宇，生於1904年7月9日（清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河北蠡縣人，原名段宇，字豁如。河北大學醫科、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畢業。

1904年出生於河北省蠡縣孟嘗村的一個軍人世家。村中有個墳墓叫齊王墳，相傳是孟嘗君的墳墓。北鄰的高陽是明末抗清名臣孫承宗的故鄉。南鄰的博野是四存學派創始人顏元的故鄉。因此段伯宇童年時代就受到了愛國主義的熏陶。其父段雲峰早年追隨孫中山，是同盟會會員，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備學堂時與蔣介石是同學。辛亥革命后，在“整軍經武、救亡圖存”的號召下，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與李濟深、徐永昌是同學，畢業后在保定軍校任教，因此在國民黨軍中，有不少人出其門下。少年時期的段伯宇受其父親影響，思想激進。

1919年，正在天津讀中學的他參加了五四運動。

1923年，他考入了保定的河北大學就讀醫科。但是，學醫並不是他的心愿，他從小就立志要做一名軍人。當他從報紙上得知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的消息后，立即躍躍欲試，要去報考，可身為軍人的父親卻堅決反對，認為在這個動蕩的年代去參軍是條絕路，還不如學醫實際些。在河北大學就讀期間，廣泛閱讀了《資本論》《國家與革命》《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書籍，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熏陶和啟蒙，並因多次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抗戰爆發以後，他曾到太行山尋找八路軍未果，后隨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南下。

1930年7月，大學畢業后與友人合夥在太原開辦頤和診所。

1934年11月，出任第142師（師長李杏村）第725團（團長孫定超）上尉軍醫。

1936年9月，因宣傳抗日思想被免職後於保定賦閑。

1937年8月，投奔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當宣傳員。11月出任第32軍（軍長商震）中校軍醫，派幹部訓練班服務。

1938年6月，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旁聽。7月返部。8月加入中共。12月因干訓班解散於重慶賦閑。

1939年3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主委蔣中正）中校視察員。

1943年1月，所部撤消后報考陸軍大學。10月以河北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生的名義考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月，陸大畢業後派任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長商震）軍務局（局長俞濟時）上校參謀，先後派第4科、第2科服務。

1947年6月，兼任國防部戰地聯絡組（組長潘佑強）視察官。月底調兼國民政府主席特派戰地視察第1組（組長李覺）視察官。

1948年5月，升任總統府第3局（軍務局，局長俞濟時）少將高級參謀。

1949年3月11日，借病辭職后前往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委員，先後策動預備幹部局訓練團第1總隊、傘兵第3團、江蘇省保安總隊、輜重汽車兵第2團等部起義。5月12日在上海迎接解放。10月擔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外交部（兼部長周恩來）工作人員。11月入軍情部武官班受訓。

1950年5月，派任外交部行政處處長兼黨支部書記。

1953年7月，調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副秘書長兼黨支部書記。

1956年9月，考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學習。

1958年7月，黨校畢業後派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講師。

1961年4月，調任中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兼亞非學會副秘書長。

1964年8月，調任自然科學史研究室黨支部書記。

1983年6月，當選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委員。

1986年3月，當選中國亞非學會理事、顧問

1987年10月離休。

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病逝。

1946年4月，段伯宇到侍從室的時候，侍從室正處於向軍務局過渡時期。侍從室是蔣介石實行軍事獨裁的重要機構。抗戰勝利后，全國呼籲民主的浪潮高漲，侍從室已成眾矢之的。另外，美國也要求國民黨改變軍事指揮系統，取消侍從室。蔣介石無奈，只好改組軍事委員會，撤銷侍從室，另在國民政府內設軍務局，把原來侍從室主管的軍事部分劃歸軍務局。軍務局的特點是規模不大，人員精幹，業務集中，它是凌駕於國民政府各部門之上的軍事機要部門。

這年6月，段伯宇隨軍務局從重慶到了南京。他所在的科是第四科，由於主管情報，所以又稱情報科，科長名叫張國疆，與段伯宇在戰地黨政委員會就認識，又是段仲宇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同班同學。這樣一層關係，對段伯宇順利開展工作很有利。

情報科掌管著全國各地的形勢報告和國民黨內部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資料，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機密情報從各個系統報上來。這一點，真讓段伯宇大喜過望，他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做過很多有利於黨的事情。

剛到軍務局不久，段伯宇就接到一份國防部遞上來的軍事情報。這是有關將中共廣東遊擊隊東江支隊轉移到華北地區的報告，其中還為東江支隊轉移規定了具體路線，要他們經江西、浙江、江蘇抵達山東解放區。他看完報告后，心頭忽地一沉，長途遷移，還要走規定路線，這分明是一出陰謀，目的是在路途中截擊消滅東江支隊。為了掩護該支隊，段伯宇在隨後召開的專門研究東江支隊轉移一事的軍務局內部會議上，提出將他們水運北上。理由是，這樣做既可避免他們沿途與群眾接觸，又可便於監視。他的主張得到軍務局內穩健派的支持和局長俞濟時的同意，報蔣介石批准通過。這樣就確保了東江支隊的安全轉移。東江支隊於當年6月30日由廣東乘船北上，7月5日安全到達了煙台解放區。

1947年3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六，眼看就要下班了，張國疆匆匆交給段伯宇一份秘件電報，說了一句“酌情處理”就先下班走了。段伯宇接過一看，原來電報是國民黨三十二軍軍長打來的，上面寫著：“三十二軍參謀長王啟明叛變，率部5000餘人投靠共產黨，已派兵追剿，兵力不足，請從速派兵增援。”看完電報后，他知道張國疆把這樁事情推給自己的真正用意了。原來，張國疆是王啟明的陸大同學，又是交情甚篤的老朋友，他不情願親手簽發追剿的命令。這種電報本應立即呈報，因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於是段伯宇便藉機放在抽屜里。這就晚報了兩天，這樣既掩護了王啟明安全到達解放區，自己也避免了麻煩。

1947年夏，段伯宇在陸軍大學的一個叫萬建藩的同學找到他，說其弟弟萬鵬，蘇北一個兵站的站長，因涉嫌給解放區供給物資被扣押，案情嚴重，並說萬鵬的身份是共產黨員。為了搭救同志，段伯宇決定冒險儘力營救。他借公務之便，弄清了這樁案子的狀況，得知這樁案子的案情資料已經上報軍務局軍法科，只等調查取證核實后就簽署處理意見。為此，他特意接近軍法科主管軍法的何專員。初次交談，段伯宇抓住何專員喜歡談古論今的特點，與他泛泛談及歷史上的“人治”與“法治”的問題，給他留下了好印象。此後，他們逐漸談及國民黨對待共產黨嫌疑一類的案情問題。對此，何專員說了實情：有些是事實，但很多屬於涉嫌，也有不少屬於虛構，此類案件頗難處理。談到投機處，何專員竟向段伯宇徵求處理此類案件的意見，這正中段伯宇的下懷。他列舉了歷史上的一些案例請何專員參考，並乘機問到萬鵬的案件，說萬建藩是現任的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萬建藩的心情很沉重等等，還談到了萬建藩與他是陸大同學的關係。他請何慎重考慮，妥善處理。這次談話之後，何專員對萬鵬案件簽署的處理意見為：“撤職考查，待另任用”。這樣既保護了同志，又團結了萬建藩。

類似上述情況在段伯宇經手的案件中還有不少。每次遇到這種事，段伯宇總是設法掩護，為之開脫。

段伯宇剛進軍務局之時，正值國共兩黨為和平建國談判、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不久。但蔣介石置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要求於不顧，悍然撕毀政協協議，挑起內戰。而國民黨內部相當一批有識之士卻真誠希望和平建國，不願再打內戰。段伯宇利用自己在軍務局的有利條件，和部分陸大同學多方聯繫，醞釀如何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當時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萬建藩，蔣經國的副手、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代局長賈亦斌，傘兵司令部參謀處主任劉農畯，以及宋光烈、宋健人等陸大同學經常聚集在賈亦斌的家中，聚餐座談、漫談形勢，各述見聞。交談之中，大家普遍對內戰政策深感憂憤。段伯宇以同學、朋友的身份引導他們座談、討論，為日後組織武裝反蔣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這些同學中，段伯宇與賈亦斌和劉農畯走得最近。有一次，三人聚會，在談到時局時，賈亦斌說，當今國民黨政府內部腐敗，與之同流難於不合污，既然不能為國家、民族做出有益的貢獻，不如脫離國民黨，解甲歸田，當老百姓，去過田園隱居生活好，以避開令人厭惡、污濁不堪的國民黨官場生活。段伯宇不同意賈亦斌的看法，他說，為了個人打算，自然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以潔身自好，但這樣做無補於國家民族，不是一個現代中國軍人所應走之路。要保持忍耐，堅持幹下去，要像青蓮那樣入污泥而不染。要有實力，要掌握武裝。但光找雜牌部隊不行，我們需要自己掌握武裝。經過分析討論，“自己掌握武裝”成了他們的共識。於是他們當即擬訂了一個自己抓武裝的初步計劃。

此後不久，“自己掌握武裝”的計劃初見成效。劉農畯調到傘兵三團任團長。這支部隊是國民黨軍隊之精粹，號稱“國軍之花”，是1944年從國民黨遠征軍、青年軍和中央軍校精選組編，並由美軍顧問團訓練的一支現代化部隊。與此同時，賈亦斌利用蔣介石在長江以南組建30個新軍的圖謀，毛遂自薦表示願意負責動員召集和組織訓練他手上的青年軍，組織預備幹部訓練第一總隊（簡稱“預干總隊”），並迅速以預備幹部局的名義草擬了一份計劃，經國防部報到軍務局。此時，已升為少將高參的段伯宇當即加註意見送給俞濟時轉報蔣介石，順利地獲得了批准。於是，賈亦斌順理成章地兼任了總隊長。

1948年12月初的一天，段伯宇正在總統府軍務局料理公務，突然接到賈亦斌打來的電話，約他去家中一談，並說劉農畯、宋健人等同學也在等他。

原來，正當賈亦斌按部就班地實施著掌握武裝的計劃，突然傳來國民黨政府準備從南京遷往廣州的消息，賈亦斌覺得應該趁此舉事。於是，他把好友緊急約到自己的家中商量對策。

等段伯宇下班后趕到賈亦斌家中時已是黃昏時分。他一進屋，同學們就說：“伯宇來了，亦斌，你就代表我們把剛才討論的意見說說吧！”

隨後，賈亦斌慷慨激昂地分析了當前形勢、表達了儘快起義的希望。

賈亦斌說完后問段伯宇的意見。段伯宇聽后感到很突然，又很高興。於是他講了幾點意見，首先表示十分同情大家的義舉，但我們能調動的部隊有限，而南京有重兵駐守，戒備森嚴，我們的行動無異以卵擊石，如暴露了自己，則非常不利。第二，我們要反蔣，是革命行動，但搞革命絕不能感情用事，絕不能盲動，更不能逞一時之快，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應當有充分準備，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搞。第三，我們要根據各自的條件，分頭抓軍隊的策反工作，爭取多掌握點武裝，積蓄力量，待機行動。他講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後，他還提出，行動要嚴守機密，今後個別碰頭聯繫，不搞碰頭會。

這次會議后，段伯宇加強了對國民黨陣營的分化工作。經過多方工作，到1948年冬，段伯宇手上所掌握的部隊有：賈亦斌領導的國防部預備幹部訓練第一總隊，劉農畯領導的傘兵三團，王海嶠領導的國防部工兵第四團，齊國楮領導的江蘇保安第九旅，段仲宇領導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及其所屬輜重汽車團兩個團，賈亦斌老部下周敬亭領導的駐守江蘇揚中縣的四十一師，賈亦斌老同學方懋鍇領導的駐守上海大場鎮的青年軍二○九師，駐守浦鎮的九十六軍，駐守蕪湖的一○六軍，以及國民黨裝甲兵一個營，大約有6至7萬人之眾。這些部隊，西起蕪湖，東至嘉興、杭州，沿江千餘里，形成了一條秘密戰線。

1948年底，國共兩黨開始展開了戰略決戰。局勢的發展朝著對我黨我軍更為有利的方向變化。蔣介石這時的如意算盤是借長江天險與共產黨“隔江而治”，於是，將劉農竣的傘兵三團從南京調駐上海安亭，賈亦斌的預干總隊調駐嘉興。

為了加緊策反工作，段伯宇借病脫離了軍務局，到上海集中全力搞軍運工作，以便配合解放軍渡江。

段伯宇到上海后，住在寶山路段仲宇家裡。這是一幢兩層小樓，裝有電話，地點鄰近火車站，交通聯繫方便，門口有衛兵，外人很難進入，這裡很快成為他聯繫工作的據點。

正當策反工作進入關鍵時刻，段伯宇通過他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的表弟溫尚煜（新入黨的秘密黨員）的關係，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取得了聯繫。

1949年元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飯店樓上，策反委員會書記張執一會見了段伯宇。段伯宇即將他入黨的情況，在重慶接受周恩來指示的情況，以及失掉與黨組織聯繫后，獨立開展工作，聯繫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共同反蔣的情況，向張執一作了全面彙報。張執一聽后非常高興，認為段伯宇在失掉黨組織關係后獨立作了大量工作是難得的，並說段伯宇掌握的部隊工作量很大，需要專人聯繫，決定將策反委員會成員李正文介紹給段伯宇。第二天，段伯宇見到了李正文，段伯宇把賈亦斌、劉農畯、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嶠等人分別介紹給李正文，談了他們的工作情況和部隊的兵力、駐地情況。此後，李正文、段伯宇、賈亦斌、劉農畯等人便三天兩頭在段仲宇的家中聚會。

謀划中的起義，是一個規模頗大的聯合行動。對此，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十分重視，也十分慎重。經過縝密分析和商議，張執一認為，立即發動如此大規模聯合起義的條件尚未成熟，眼下還是分頭準備，各自見機行動為妥。但他對賈亦斌部的起義給予了特殊的關注，因為預干總隊是蔣經國的嫡系部隊，起義又選在寧滬杭中心地帶，政治影響將是巨大的，即便不能在軍事上給國民黨以重創，也可使其新建30個軍固守江南的計劃受動搖，並與解放軍渡江作戰相呼應。

李正文根據這個意見，召集段伯宇、賈亦斌、劉農畯三人在寶山路聯絡站研究了預干第一總隊起義的具體問題，並決定抓緊做好起義準備工作，待機行動。可是，當起義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3月初，接連發生了兩個突發事件，一是蔣經國連續發來三封電報，命賈亦斌即刻去溪口見蔣介石。雖然賈亦斌安然無恙地回來了，但是他被撤銷了所兼各職，只保留了一個國防部少將部員的虛職。二是蔣介石單獨召見了劉農畯，說準備把傘兵三團水運到台灣，作為他將來退居台灣的衛隊。

客觀形勢的逼迫，促使這兩支部隊的起義日程進入快車道。

賈亦斌從溪口回來后，段伯宇、李正文、賈亦斌、劉農畯、段仲宇等人迅速召開碰頭會，商討對策。在會上，段伯宇提出先討論賈亦斌的問題，因為蔣介石已撤銷他所兼各職，並準備調總隊到福建進行整訓。大家初步決定賈亦斌盡量拖延移交時間，加速準備起義，待機行動。在討論傘兵三團問題時，李正文透露了一個消息，說上級黨組織決定，保存傘兵三團的實力，作為人民傘兵的基礎。根據國民黨要把傘兵三團水運到台灣的企圖，段伯宇建議：傘兵三團乘船出海后，轉道北上開赴連雲港登陸。他的方案得到了策反委員會的同意。

隨後，賈亦斌和劉農畯分頭做著起義的最後準備工作。

4月2日，李正文和段伯宇傳達策反委員會的指示，決定預備幹部總隊於4月15日起義。可是，在布置起義任務的時候，消息泄露，決定提前發動起義。

4月7日凌晨，賈亦斌率領預備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4000餘人在嘉興起義，起義部隊經莫干山向天目山解放區挺進，但因敵人重重包圍而失散，賈亦斌隻身到達解放區。4月15日，劉農畯的國民黨傘兵三團在海上起義后開到了連雲港解放區。預備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和傘兵三團都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前者被稱為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子弟兵”、“太子軍”，後者被稱為“御林軍”。這兩支隊伍“從蔣家的心窩裡反出來”時，震撼了寧滬杭各方，國民黨報紙評論“其行動在軍事上遠不及江寧事件之嚴重，只是在政治意識上，給政府、給人民以極大的刺激，因為這一批正是萬人矚目之‘國之瑰寶’的知識青年。”它們的起義，對於瓦解國民黨軍軍心，配合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上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此後，其他部隊也相繼行動。王海嶠根據黨的指示故意把鐵甲車弄壞，堵住浙贛鐵路，使國民黨軍隊無法順利向台灣撤退，蔣介石為此大發雷霆，下令逮捕王海嶠，王海嶠只得隨中共秘密聯絡員撤往香港後轉解放區；齊國楮在解放軍渡江后率領江蘇省保安第九旅萬餘人在金壇、溧陽一帶投向人民；段仲宇的輜重汽車部隊兩個團在解放上海的戰役中於5月24日起義，迎接解放軍順利渡過蘇州河，插入河北江灣地區，並且組成快速部隊，追殲湯恩伯殘部。有的部隊雖未起義成功，但在解放軍渡江后，均未進行什麼抵抗而自行瓦解了。

1949年10月1日，段伯宇和他的戰友們登上了天安門前的觀禮台，光榮地參加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

新中國成立后，段伯宇擔任重要職務，先是參加中央軍委武官班學習，1950年畢業後任外交部行政處長兼黨支部書記，接管國際俱樂部，並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兼黨支部書記；1956年入中央高級學校學習，畢業後任該校哲學教研室講師；1960年任中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黨委書記，亞非學會副秘書長；1964年參與籌辦亞非拉國際科學會議。同年，根據周恩來總理關於搞好中國自然科學的指示，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負責人兼黨委書記。1985年起，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被選為中國亞非學會理事、顧問。1987年離休。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胡博編著《國民革命軍將官總攬》

周恩來秘書領導段伯宇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物之間

中共地下黨員段伯宇從抗日前線來到重慶，周恩來秘書和他單線聯繫，領導他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物之間。1939年春節前的一天，中共地下黨員段伯宇風塵僕僕地從抗日前線南昌來到了重慶。

段伯宇的父親段雲峰，生有四子五女。四子按“伯仲叔季”的順序，分別取名為伯宇、仲宇、叔宇、季宇。伯宇開始時叫段宇，字豁如。他9歲時，段雲峰考入陸軍大學，遂將他接到北京，同住在陸大宿舍里。段伯宇10歲那年到天津覺民小學讀書，后升入覺民中學，直到16歲被學校開除。所謂“開除”，是因為段伯宇多次參加反帝愛國運動。例如，1920年1月29日，他和2000餘名學生一起，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街頭演講，散發革命傳單，並公推周恩來、於方舟、郭隆真等四位同學為代表，和省長曹銳談判。後來28位同學被監禁。段伯宇在覺民中學是帶頭分子，也被學校“斥退”（開除）。

段伯宇老人說，他對十幾歲時在天津的這段歷史，印象特別深，終生難忘。特別對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等天津學聯會和“覺悟社”的領導人，他非常敬仰，佩服。

從天津回到保定（這時，他父親段雲峰已在保定軍校當戰術教官），段伯宇滿以為一定要受到父親的嚴厲訓斥，不料一向嚴厲的父親並未苛責，只詢問了他參加學生運動的經過和今後打算。翌年，生性耿介的段雲峰脫離了軍界，也不願參加國民黨，決心以教育救國，開辦了培德中學，任董事長兼校長。他希望段伯宇不要從政從軍，而要像孫中山先生那樣學醫，治病救人，利人利己，日後轉向革命。段伯宇聽從父命，遂報名投考設在保定的河北大學醫科，時在1922年。

說起大學生活，最使段伯宇難忘的是，他有幸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戴培元，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反杜林論》和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大綱》等，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的理解。但使他抱憾終生的是，戴培元因受學校迫害不得不於1924年離校，段伯宇爭取入黨的願望也因此而未能實現。

在大學里，段伯宇仍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愛國學生運動。他帶頭請願、罷課，驅逐了壓制進步教師和學生的醫科主任趙公瑾，請回了有名望的教授，使醫科辦得大有起色。

使段伯宇更值得回味的是，他在1928年5月間曾機智地掩護晉軍名將傅作義逃離保定，使傅未遭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毒手。

這是段伯宇青年時代一個很有傳奇色彩的故事。

1927年是北伐戰爭高漲的一年。北洋軍閥最後一個代表人物張作霖集結重兵與北伐軍相對抗。閻錫山派傅作義率第四師挺進涿州，奇兵出沒於門頭溝、長辛店一帶，威脅北京，成了奉系的肘腋之患。張作霖遂令張學良率奉軍精銳，以10萬之眾包圍了涿州。傅作義率部堅守三個月，涿州巋然不動。但城中糧食吃完，老百姓無以為生。在這種情況下傅作義接受了停戰“談判”。達成協議后，張作霖派張學良迎接傅作義到北京，盛宴款待。但後來“張大帥”翻臉不認人，將傅送到保定，名為保護，實為軟禁。

1928年5月的一天，段雲峰在陸軍大學的老同學崔笑如突然到河北大學找到了段伯宇，悄悄囑咐他買三輛自行車，將一位“好朋友”送往外地。並叫段伯宇第二天按指定時間、地點去接他們。還叮囑他務必嚴守秘密，就連父親段雲峰也不要告知。

第二天是星期天，段伯宇按約定於下午來到西街“德潤浴室”的旁門。打了暗號后，崔笑如陪著一位身穿長袍、體態魁梧的“商人”從後門出來，三個人騎上自行車，兩人在前，段在後，從西街繞過奉軍警衛崗哨，出了保定西城門。為了掩護，段伯宇騎車跟在後面百米左右。下午四五點鐘，距城已約十里，突然從後方追來的十餘名騎兵，鳴槍叫段站住，問段有沒有看到什麼人過去？段說沒有看見，並說明自己是河北大學學生，利用星期天下鄉探親訪友。騎兵聽后即呼哨而去。

天近黃昏，段伯宇騎車趕上了崔笑如等二人。詎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來，三個人推著車子，好不容易到了黑龍潭，在一個大車店裡吃晚飯。

點上菜油燈，在炕桌上擺好飯菜后，那位“商人”輕輕地問段伯宇：“段同學，不認得我吧？”

段搖搖頭，說沒見過面，不認得。

“商人”說：“我姓傅。”

段伯宇聽他山西口音很重，心想：崔老伯是軍人，他的朋友做生意的不多，看來這位“商人”很可能也是軍人。聯想到報紙上說北伐軍已於4月下旬下令對張作霖的奉軍和直魯聯軍發動總攻，進軍平津，而被軟禁在保定的傅作義，屬於北伐軍中的晉綏聯軍。這樣想來，眼前的這位“商人”莫非就是傅作義？

但想歸想，段伯宇嘴上沒有說出來，而是說了他遭遇奉軍騎兵盤詰的經過。崔笑如聽了連聲說：“好！好!”這時“商人”端起酒杯，提高了嗓門，對段伯宇說：“段同學，你很有膽識。來，我們一同喝一杯!”

在昏黃的燈光下，段伯宇仔細打量，見“商人”眉宇間有一股英氣，心中斷定此人一定是傅作義將軍。但又不便多問，遂舉杯一飲而盡。

三人計議，從黑龍潭趕往明天的目的地白溝河，還有五六十里路。天下雨，自行車不能騎，怎麼辦？段伯宇走出屋外，找到了兩位趕大車的車夫，說他們有急事要趕路，請車夫勞駕送一程，車資從優。車夫見段伯宇年紀輕輕，怕他說話不算數，要求面見“掌柜”。段伯宇隨即將兩個車夫領進屋。傅作義和藹地招呼他們坐下，問長問短，就是不談搭車的事。段伯宇心裡著急，而崔笑如卻示意他不要插話。最後車把式問：“掌柜的是山西人吧？”

傅作義點點頭，說：“是山西人，到貴地來做生意，請把式多關照。”

車把式滿口答應，傅作義又加了一句：“天雨路滑，腳費加倍奉送，一言為定。”

第二天一大早，段伯宇陪同傅作義、崔笑如一起乘大車冒雨趕往白溝河。一路上要通過宋朝時代就有名的三道關口，加之傅作義逃出保定已一天一夜，途中所經之處均由奉軍把守，可謂險阻重重。好在雨越下越大。經過容城時段伯宇站在大車車轅上，和車把式一人一邊，揚著鞭子，哼著梆子腔，策馬駕車穿城而過。一路無阻，正午時分到達了白溝河鎮。這是個大鎮。白溝河上有一座大橋。車到橋頭，已有一輛長途汽車停在橋頭。傅、崔與段伯宇告別。傅作義握著段伯宇的手，低沉地說了句：“我們後會有期。”

過了二三個月，段伯宇從報上看到傅作義就任天津警備司令。不久后又收到傅的來信，約他暑假去天津。此後段伯宇在大學的費用，直到1930年夏畢業，均由傅作義供給。

段伯宇冒險犯難救援傅作義將軍的義舉，在學校和社會上不脛而走，傳為美談。段後來還因此意外地獲得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回報。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段伯宇大學畢業後到太原謀生，和同學劉靜波一起想開辦一個診所，但苦於無藥品和器械。他回保定找河北大學醫院藥房主任兼某大藥房經理求助。經理姓劉，爽快地答應為他們配備一個診所所需要的藥品和器械，一年之後再付錢，並設宴款待了他。席間，劉經理對段伯宇說：“以靜波同學的醫道和你的開創能力，開辦診所濟世救人，前途有望。”並說你入校后功課好，對推動學校醫科改進很大。當時傅作義與奉軍交戰，交通阻絕，你冒險去北京請來第一流教授，後來又援助傅將軍脫險，此舉有關時局，非同一般。語畢向段伯宇敬了三杯酒，並說倘有困難，藥品器械就不必付錢了。

這件事對段伯宇教育很深，感到人心是秤，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一個人應該不計安危，為社會多作貢獻。

在太原辦了近三年診所，段伯宇接觸了不少進步人士，利用時間看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他還在離診所不遠處開辦了一個小書店，公開出售進步書籍。

那時，山西處於閻錫山的統治之下。儘管1930年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反對過蔣介石，但後來他又和蔣介石言歸於好。而對共產黨，閻錫山則大肆鎮壓。段伯宇在他鼻子底下宣傳馬列主義，出售進步書籍，豈能不招來禍殃？1934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劉靜波應邀去給太原憲兵司令部參謀長看病，無意之中看到辦公桌上一張逮捕人的名單，段伯宇赫然名列榜首。劉靜波不動聲色，以取葯為名回診所通知段伯宇急速離開太原。

保定當時也屬閻錫山管轄。段伯宇有家歸不得，只得南下邢台找老同學張步封另謀生路。張步封的父親是三十二軍參議，和段伯宇父親又同為老同盟會員。他冒險相助，介紹段伯宇到三十二軍當軍醫。這不僅使段伯宇開始了軍旅生涯，而且有幸結識了許多地下共產黨員，為他後來的輝煌人生開闢了道路。

誰說人生沒有機緣？段伯宇進入三十二軍工作，難道不是一種機緣？當然，這種機緣首先緣於段伯宇長期以來對馬列主義孜孜不倦的追求，緣於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強烈嚮往。

早在1928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在三十二軍就有了地下黨員和秘密組織。追本溯源，北伐勝利后商震就任河北省主席，將他任綏遠都統時開辦的綏遠軍事政治學校遷到北京，改名為河北軍事政治學校，學生中就有了不少秘密共產黨員。該校地下黨組織屬北方局軍委領導。曾在軍長商震身邊當過少校、中校副官及人事科長的王興綱，就是三十二軍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解放戰爭時期，王興綱曾任華東軍區聯絡部副部長和山東兵團聯絡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等重要職務。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的陳銳霆將軍，早年也是三十二軍的秘密共產黨員。他的入黨介紹人就是王興綱。

曾任雲南省政協副主席的王啟明，也是三十二軍的地下黨員，還擔任過三十二軍參謀長。他起義后受到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任命他為陳賡縱隊的副參謀長。為什麼三十二軍中共產黨地下組織會這樣活躍？這和該軍軍長商震將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式的呵護有很大關係。

商震，字啟予，1886年（清光緒十四年）生於保定。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在保定陸軍速成中學（保定軍校前身）期間加入了同盟會，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曾與馮玉祥結拜為兄弟。辛亥革命后，因暗中進行革命活動幾乎被袁世凱處死。1916年投入閻錫山麾下，歷任晉軍團長、旅長、師長、綏遠都統、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等職。閻錫山既用商震之才，又對他很不放心，處處掣肘，使商震深受寄人籬下之苦。商震富有正義感，看不慣“閻老西”那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政客加軍閥的手腕。1930年中原大戰，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反蔣失敗。蔣介石責成商震整編山西部隊，將晉軍改編為四個軍，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軍的軍長。從此，商震有了自己可以獨立控制的“嫡系”部隊。

商震對日軍的侵略行徑深惡痛絕，對參加察哈爾長城抗戰的共產黨人吉鴻昌、方振武、宣俠父等十分同情。吉鴻昌、方振武失敗後到北京投奔商震。商震極力進行掩護，悄悄將吉鴻昌放走。後來，蔣介石要商震部隊進山西“圍剿”紅軍，西安事變后叫他“討伐”張學良、楊虎城，商震雖難以公開拒不從命，但想方設法叫部下“保存實力”。該軍在山西未與紅軍有大的接觸，還有二三百人攜槍械投奔了紅軍。

對隱伏在三十二軍中的共產黨員，商震不僅未予“清洗”、“鎮壓”，反而予以任用。他身邊就有不少地下黨員。他的私人信函及不少私事也交給地下黨員王興綱處理。王興綱名為商震的副官，實際上成了商震的左右手和私人秘書。商震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后，又將王興綱調升為第二十集團軍人事處長。

有了這樣的客觀環境，段伯宇在三十二軍的三年中，不斷地向共產黨靠攏，為他後來從組織上入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追求真理，段伯宇1938年6月到達延安，進抗大第四期學習。一天，領導上找他談話，說明我黨與國民黨有協定，抗大不能吸收國民黨現職軍人，以免引起對方“抗議”。你是三十二軍軍醫，現職軍人，希望你提前返回原部隊。你入黨的問題可以到原部隊找黨的地下組織解決。

8月初，段伯宇趕到長沙找到了三十二軍。王興綱聽說段從延安回來，主動約段談話，併到一個叫“李合勝”的飯店設宴接風。飯後，王興綱對段伯宇說：“你在延安的學習情況我大體了解。你要求入黨是好的，我們研究后告訴你。”

不久后，王興綱鄭重地通知段伯宇：組織已同意你入黨。介紹人是我。後天一大早你到嶽麓山腰小土地廟前等候，由湖南省委聶洪鈞同志領你宣誓。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這句詩，道出了一個追求真理的苦行僧的心曲。段伯宇從大學時代接觸馬克思主義開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歷盡艱辛，如今終於夙願得償，邁進了黨的大門，他是多麼的欣喜呀！

在喜滋滋的等待中過了一天。第三天一大早段伯宇趕到約定的地點。俄頃，一位身材矮小，沉穩老練，年近40的人來到小土地廟前。他問了段的姓名后，熱情地和段握手，向段致賀。隨即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沒有領袖像，沒有綴有鐮刀斧頭的黨旗，段伯宇跟著聶洪鈞舉起右手，面對藍天白雲，面對祖國大地，宣誓終生要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

宣誓完畢，段伯宇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竟抱頭痛哭起來……

聶洪鈞頗感奇怪，問段：“入黨應該高興，你為什麼反而痛哭呢？”

段伯宇向聶洪鈞彙報了14年來為尋找黨組織而歷經的種種艱難，彙報了他從一個軍人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學生，苦苦追求馬克思主義的漫長思想歷程，最後說：“苦盡甘來。我是高興到極點而流淚的呀!”

聶洪鈞不住地點頭，表示理解。他囑咐段伯宇說：“在白區搞地下工作，環境很險惡。處在敵人的包圍之中，要特別提高警惕，要牢記三點：第一要有組織觀念，時時牢記自己是共產黨員；第二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加強請示彙報，不能自行其是；第三要嚴守秘密，除了你單線聯繫的人，不能向任何人暴露你的黨員身份。”

宣誓后，段伯宇向王興綱彙報。王興綱說：“你今後就與我單線聯繫，不與任何人發生橫向的組織關係（個人關係除外）。你到軍部干訓團去工作，公開身份仍然是軍醫。干訓團黨的工作就由你負責。那裡已經有幾名黨員，你要團結他們共同搞好工作。我很快要隨軍部到南昌去。你要獨立地開展工作。”

當時干訓團已有地下黨員李汝琛、李玉振、張樹義等幾位同志。段伯宇又發展了區隊長劉冠雄入黨。

長沙大火后，三十二軍干訓團調至江西吉安。日軍進窺南昌，但蔣介石和陳誠卻乘機把三十二軍肢解，使這支“雜牌”部隊的三個師分屬於不同戰區。商震被架空，只得被迫辭職，徹底交出了三十二軍的兵權。在此情況下，段伯宇也不得不忍痛離開了三十二軍。

地下黨員王啟明時任三十二軍七二三團團長。該團在德安戰鬥中頑強抗擊日軍數倍於己的強大兵力的進攻，激戰五晝夜，三次逐出攻入城內的日本侵略軍，1600多名官兵壯烈犧牲。馮玉祥將軍曾賦詩稱讚說：“王啟明，好團長，守德安，打勝仗，無數敵人被殺傷……”

臨分手時，兩位地下黨員依依惜別。王啟明對段伯宇說：“老段呀，你不僅是個軍醫，還是個真正的愛國軍人！現在我們三十二軍被陳誠搞得支離破碎，干訓團也解散了，你想辦法離開是對的。”

可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到哪裡去發揮作用呢？段伯宇首先想到回河北老家去投奔八路軍，在幽燕大地打游擊。“願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拯救淪陷於日軍的故鄉，參加敵後抗戰。他想找王興綱請示，可是王已隨商震去了湖南省桃源縣青山灣第二十集團軍總部。

思前想後，特別是聽說父母妻兒已從保定輾轉到了重慶，段伯宇決定先到重慶看看后再定行止。1939年初，他離開南昌，經浙贛線轉道黔貴線到了山城重慶。

八路軍辦事處負責接待段伯宇的是周怡同志。他是周恩來副主席的秘書。聽了段伯宇彙報的情況后，周怡說：快過年了，你先回家看看父母和家屬，過了年再談工作。

1937年9月24日，保定城淪於敵手。段雲峰一手創辦的培德中學被侵略者的鐵蹄夷為平地。段雲峰不得不舉家搬到大後方重慶。本來，以他的資歷和在軍界的聲望，謀個高官厚祿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段雲峰生性耿介，不願俯首低眉阿諛權貴。當時，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姚琮和軍政部次長林蔚，都是段雲峰陸軍大學的同學，實權人物陳誠、張治中，也都是段雲峰在保定軍校時的學生。姚、林曾勸段雲峰到軍委會工作，段雲峰都婉言謝辭了。他對兒子段伯宇說：“蔣介石獨裁專制的態度未變，所以我不能出來工作。”但為了全家二十幾人的生計，段雲峰只應允擔任了中將高參兼學生軍總監的虛職，領一份乾薪度日。

經歷了戰亂的劫難后，段伯宇和妻子郭小喬及三個子女喜獲重逢。大家都沉浸在劫後餘生、闔家團聚的喜悅之中。

段伯宇看到父母康泰，三弟四弟和幾個妹妹也都安好，便放了心。他家住在南岸胡家花園。這裡原先是地主胡家的莊園。兩幢樓房外加平房，院子很大，環境幽靜，雖算不上是世外桃源，但在日機不時對重慶進行空襲的情況下，也勉強是個棲身之所。

這一年春節比較晚，過完年已是2月下旬。段伯宇再次到八路軍辦事處，找周怡領受任務。

這時重慶的政治氣候複雜而微妙。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表面上仍然維持著，但蔣介石竭力鼓吹“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反動主張，想把共產黨吸收到國民黨里去，加以溶化，叫什麼“溶共”。國民黨剛剛召開了五中全會，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即所謂“限共”。與此同時，各地不斷發生逮捕和殺害共產黨人、查封進步報刊、攻擊邊區、挑起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武裝磨擦等各種事件。鬥爭相當尖銳而又錯綜複雜。

1939年2月18日那天正是農曆戊寅年除夕，周恩來副主席在此前兩天離開重慶飛抵桂林，爾後即去東南視察，於5月1日回到重慶。

周恩來離渝期間，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機構在副書記董必武主持下卓有成效地運轉著。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1939年1月5日的決定，南方局常委有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等六人。委員除上述六人外，還有張文彬、徐特立、吳玉章、廖承志、鄧穎超、劉曉、高文華等人。

周怡向段伯宇簡單介紹了當時的形勢，明確告訴段伯宇不必去華北，就留在重慶和他一起工作，但要段伯宇找個公開職業作掩護。

找個一般性的職業並不難，但要找一個能開展工作，特別是能夠充分發揮段伯宇作用的單位和職業，卻並非易事。

正好，一個偶然的機遇使段伯宇和周怡都喜出望外。

春節剛過，蔣介石決定成立一個新機構，叫做“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蔣介石自兼主任，讓李濟深當副主任。蔣對李說：“任潮，我請你來，我把中國分兩半，我管一半，你管一半。所有淪陷區的黨政工作統統歸你管。二分天下有你李任潮一份！”

其實這是蔣介石耍的一個花招。他怕李濟深住在桂林和李宗仁、白崇禧搞在一塊暗中反對他，所以和李濟深的兒女親家吳稚暉聯名電邀李濟深到重慶就任此職。所謂“二分天下有其一”云云，三歲孩子也不會相信，因為“戰地”即淪陷區，由日軍、偽軍統治著，國民黨的軍隊、政權對其又能有何作為呢？

李濟深向蔣介石當面提出：“我可以負責，但有條件，一是凡主張抗日的，不分黨派，都要用；二是凡鬧小宗派的，黨派成見很深的人，就不能用。”蔣介石為了籠絡李濟深，也為了裝裝門面，留點面子，答應了李的要求，並要李“自己招兵買馬”。於是李濟深聘請周恩來、張友漁、高崇民、梅龔彬、劉一峰等共產黨人和其他一些進步民主人士擔任委員之職。

李濟深和段雲峰是早年陸軍大學的同學。李比段高一班。1929年3月，李濟深被蔣介石扣押於南京湯山期間，段雲峰聯繫了幾位陸大同學曾設法營救李濟深。李濟深對此銘感在心。一天，李濟深看望了段雲峰，邀他也去戰地黨政委員會任職。段雲峰婉言謝辭，但提出：“我給你送一個小不點兒去，給你噹噹參謀。”

李濟深笑笑，說：“是令郎吧？”

於是段伯宇就進了這個機構。李濟深正式任命他為視察員。任務是調解戰地（淪陷區）國共糾紛，以利於團結抗戰。

段伯宇向周怡彙報后，周怡很高興，認為這個機構很重要。段能打進去，既有了公開職業作掩護，又可以了解到不少情況。他向段伯宇詳盡地交代了工作任務，規定了聯繫辦法。

戰地黨政委員會是個空頭衙門，有職無權，李濟深很少來上班，秘書長邵力子也不大來，工作人員也只是簽個到，泡杯茶，聊聊天。但是，世界上的事常常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地下黨員段伯宇就通過國民黨的這個“衙門”，做了大量工作，為黨組織收集了不少情況。例如各戰地上報的材料中，有許多誣陷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不服從政令、軍令”的事例。段伯宇加以收集整理，每十天寫一份報告，分送主任和秘書長，內容卻變成了國民黨鬧磨擦、搞“反共”，使李濟深和邵力子能仗義執言，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批評。

段伯宇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周怡的肯定。

一天，周恩來出席了戰地黨政委員會會議。開完會，周恩來把段伯宇叫到身旁，低聲交代段伯宇按約定時間到紅岩村去一趟，說他要親自和段伯宇談一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