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行吟圖

在畫面居中畫有屈原佇立於湘江河畔，頭戴高管的切雲冠，身著寬袖長袍，雙手交插置於胸前，身佩長劍，徘何於江水之畔。屈原面部清瘦，滿懷憂憤，略示憔悴，長劍垂胸，雙目炯炯有神。

萬曆四十四年（1616）冬天，時年十九歲的陳洪綬為友人所著的《楚辭述注》作插圖。他的插圖依照屈原《九歌》所作，共十一幅，兩天即告完成。當時陳洪綬居於浙江紹興，師從浙東進步學者周宗周，深受其愛國思想的熏陶，與學友一起研讀屈原的《離騷》，為屈原的崇高品德及其愛國精神所感動，又單獨創作了表現屈原出行吟詩場景的圖畫，定名為《屈子行吟圖》。

《屈子行吟圖》呈現的是屈原被放逐江南，憂思徘徊的形象。畫面上屈原孤身一人，邁著艱難的步履神情憂憤地緩步而行，頗有《漁父》中形容的“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形象。圖中清晰可見高冠與腰間斜佩之長劍，這與《涉江》里“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的自我描寫較為相合。陳洪綬給人物主體營造了一個荒野的自然環境：屈子在畫作中被置於一個微有傾感的斜坡之上，山石寥落，草木隱約。人物主體雖身在畫面中心，但所佔畫面比例卻並不大，四周被一派曠寥蕭瑟的圖景所環繞。圖中詩人面露憂思，愁眉垂目，頗有屈原懷憂之態。縱觀《屈子行吟圖》，蹣跚於荒野中的詩人，衣袍鼓起，蹣跚前行，有清癯挺秀之態，清白高潔之質，但是卻於天地間煢煢而立，形影相弔，四顧茫然，彷彿於其中可見屈子“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孤倔脫俗之氣。

《屈子行吟圖》中的屈子站立直行，雙手相環，面容清瘦，而其豐滿的衣袍加重了下半身的體積感，頭上的高冠則更拉伸了詩人頭頸縱向感，兩相映襯更顯出人物消瘦枯槁，孑然孤立之態。其纖瘦的面龐加之高冠形成的延伸在故意誇大的衣袍襯托下帶有了一種上銳下豐的變形意味，而這也是後來陳洪綬慣於採用的誇張形態之一。顯然，陳洪綬《屈子行吟圖》人物之形態可以說已經不是一種寫實形象，而是在其主觀創作意圖的影響下進行了藝術性的重構處理。雖然屈子形態有變形的意味，但卻在其獨特的人物造型上體現出了陳洪綬對屈原人格情懷的個人領悟。

《屈子行吟圖》作為一幅不加設色與環境景物襯托的白描創作，圖中以線造型，黑白映襯直接凸現了其獨特的線條之美。《屈子行吟圖》中屈子衣袍轉折，線條勾勒都多見方筆，線條簡練利落，有一種去除精緻流轉的樸拙大方，也更彰顯出了屈原的瘦硬枯槁與卓然不群。而這種方折之筆可以說恰是陳洪綬線條表現的爭奇求新之處，已經頗有其後來成熟老辣線描的風範。

此畫構圖非常簡潔。人物比例不足畫面九分之一，這更給人以寥天孤鶴之感，從而更有力地烘托出屈原的心事浩茫，體現了屈原愛國憂民的偉大情懷和追求真理、勇於探索的堅定信念。背景硫朗空曠，頭頂是空寂的天空，江岸邊二三石塊和幾叢小草，一棵高大的梧桐樹只畫出其樹根和少許樹葉，造成了荒寒凄涼的意境、象徵著屈原遭流放后的劣環境。做到人景契合，用筆細緻流暢，展示了畫家的高度才能。這些疏落的背景使畫面更顯得氣氛肅穆，烘托出人物悲憤焦慮的心緒。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王心棋：這件作品在技法上採用以線條勾描為主的白描手法，筆勢蒼老潤潔，清勁挺秀，勾勒簡綜暢率，剛柔相濟，尤其是衣紋線條有金石味、“森森然如折鐵紋”，古拙粗獷。這種畫法，不僅使人物形象更趨鮮明生動，並使畫幅極具裝飾性的形式美，這都顯露了年輕的陳洪綬，作畫有變化多姿、削黛求簡之妙的才華，以及迂描怪誕的畫風。

《屈子行吟圖》成功地刻畫了屈原的偉大形象和非凡氣度，以後人們無不以此作為借鑒的屈原形象依據。其中清癯高古的孤崛形象成為了一種典範，直接影響著後世屈子形象創作的模式。

陳洪綬（1597—1652年），字章侯，號老蓮、悔遲，諸暨（今屬浙江省）人。明代畫家。早年受業於著名學者劉宗周、黃道周門下，1642年曾到北京為國子監生，授中書舍人，供奉內廷，不久即離京南歸。明朝滅亡后，為躲避清兵，一度在紹興雲門寺出家為僧，自號悔遲，亦號老遲。后在杭州以賣畫為生。工詩，擅畫，山水、人物、花鳥無一不精。其畫初受藍瑛影響，后廣泛臨學古人，並大膽突破創新，所作人物、花鳥形象古拙，擅用誇張變形手法，獨樹一幟，為晚明變形主義繪畫大師。與崔子忠齊名於南北，世稱“南陳北崔”。其畫風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著《寶綸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