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民

簡而言之，“文化遺民”是集道統擔當、學統承續與文化整理等職責為一體的。

“文化遺民”

對於“遺民”的釋義，人們常以《漢語大詞典》和《辭海》等辭書為參照，將其分為廣義與狹義兩類，廣義的遺民是指改朝換代之後的倖存者，它不帶任何政治與感情色彩；狹義的遺民是指改朝換代后不願出仕新朝或肯認新朝的人，它成為普遍意義上的遺民概念。

有論者將遺民的釋義放大到帶有強烈的遺民意識（包括不區分“遺”和“逸”、“仕”和“隱”、注重晚節等）層面。結合陳寅恪對王國維“文化託命”的概括以及“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品的創製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之定義。

中國晚清時期遺民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遺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潰對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義，而更富於文化含義。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觀念面臨著空前的挑戰，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們具有一種共通的“文化遺民情結”，他們的所有言行幾乎都與這種“情結”相聯繫。從文化遺民的意義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矛盾、複雜的鄭孝胥，更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縮影。

當一種文化衰落之時，必然會有一種新文化的興起，那些為舊文化所“化”之人，在即將興起的新文化環境里，無法融入其中而深感痛苦，並想盡一切辦法去維護或傳承那種即已衰落的舊文化。這種遺民，由於其文化情結的根深蒂固，由於其遺民立場的文化含義，使其所有的表達都富於一種文化內涵，而使其自身的存在更具有複雜性。

他們所確立的不僅僅是個人化的一種生存方式或生存態度，也不僅僅是在易代之際的一種政治選擇或表達，而且借諸“易代”，以強化的方式表達了遺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對遺民獨立性，複雜性的理解。沿著這樣的思路，漫步於漫長的遺民史，當人們走到19、20世紀相交的那個年代，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大轉型的這一歷史時期，晚清遺民們痛苦、彷徨、掙扎，又何嘗不是在為即已衰落的舊文化吶喊、哭泣？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多種形態，所採取的多種生存策略又何嘗不是在為那種舊文化做種種挽回的努力？似乎就在這一瞬間，人們看到了晚清社會與以往“易代”之差異，領悟到了“文化遺民”的特殊內涵，找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遺民”。

1、“萬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文化遺民情結表現形態之一；

2、“一死從容殉大倫”——自覺的文化意識——文化遺民情結表現形態之二；

3、“猶向寒宵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歸——文化遺民情結表現形態之三。

“文化遺民”的意義則主要體現於文化。由於文化遺民所處的特殊的文化環境，當舊文化開始衰落，新文化開始興起之時，文化遺民自然是站在新文化對立面的角色，保守的文化立場使他們成為新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阻力。晚清文化遺民在那個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正好就是這種保守勢力的代表和象徵。因此，在歷史進程中文化遺民的意義和影響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現的，他體現為一種歷史的絆腳石和文化進步的包袱。

在20世紀初的那個年代里，雖然我們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那樣的規模空前而令人鼓舞，但在此之前的那種漫長的積累該付出了多少代價，每向前邁一步又是何其艱難！其中，文化遺民的保守、消極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陳寅恪在悼念王國維時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這就是所謂“文化遺民”的問題。

文化遺民作為劫後餘生，其生存意義有待論證

“文化遺民”作為易代之際“士”的固有角色，是士與過去歷史時代的聯結，這不僅是一種特殊 的身份，而且是一種生存狀態與思想心態。如果說“文化遺民”是被傳統文化所“化”之遺民，尤 其以關注“天下興亡”的特殊情境，將士大夫的角色內容呈現出來。“文化遺民”作為“士”與易 代之際政治狀況的關係形式，作為“士”所選擇的一種人生態度與思想情感，作為“士”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的普遍性，“文化遺民”擁有極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

文化遺民的人生，是自覺塑造的

易代之際士人政治態度選擇的艱難與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會倫理系統內部的諸種矛盾尖銳化。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間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引發出士人富有深度的懷疑與批判；晚明以來的社會 政治危機，喚發起士人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易代提供的契機，使得對於一個歷史時代的反顧、審視成為可能。在故國與新朝之間，文化遺民的人格魅力，在於士人對生存狀態的道德意義的注重。

“文化遺民”王國維

仰望二十世紀的學術星空，人們會很容易發現王國維這顆集哲學、經學、史學、戲曲學、甲骨學、敦煌學等研究於一身的學術“巨星”。作為從舊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國維在經歷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禮以後卻戲劇性地成了新民 國里的“遺民”。

在他自沉昆明湖后，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有一段名言指出，王的殉道與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後，赤縣神州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經濟制度的新變，使得綱紀已無所依憑，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殉道與成仁為的是維護綱紀，死是“文化託命”的表現。從中國文化精神的守望與學術思想的承繼角度來說，王國維也確實堪稱一位典型的“文化遺民”。

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