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虞

吳虞（1872—1949），原名姬傳、永寬，字又陵，亦署幼陵，號愛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鄉人。近代思想家，學者。

早歲肆業於成都尊經學院，曾從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吳之英學詩文，從經學大師廖平習經，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戊戌變法后，開始學習新學，在成都以教學館為生，曾參與創設溥利公書局。

1905年赴日求學，入東京法政大學。

1907年回國，先後擔任成都府中學堂、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習，一度主編《蜀報》。

1910年，吳虞與父親發生衝突，被輿論斥為“非理非法”逆子。四川教育總會會長徐炯召開會議，將他逐出教育界。

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黨，兼《四川政治公報》主編，后著文反對袁世凱稱帝。

1917年應柳亞子之邀加入南社。

1919年11月，吳虞在《新青年》6卷6號發表《吃人與禮教》，大力攻擊“吃人的禮教”。胡適稱他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曾先後擔任《西成報》主編、《公論日報》主筆、《四川政治公報》主編。

1920年，他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教授。

1933年，因遭尊孔復古派的排斥打擊，被迫辭職。

晚年，他任教於成都大學、四川大學。1949年在成都病逝。

著有《吳虞文錄·別錄·日記》《秋水集》，編選有《國文選錄》《駢文選讀》。

吳虞是清末民初時期的反舊禮教和舊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認為，封建統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為其思想核心的“教”、“禮”等能在鞏固其統治、維繫封建社會秩序中發揮特殊的作用，故用其來馴服制御臣民。吳虞對封建專制禮教對婦女的壓制進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張男女平等，為中國婦女解放而吶喊。吳虞還提倡自由和個性解放，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以建立資產階級國家。

吳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學，揭露吃人的“禮教”。他批判儒學中以孝為中心的封建專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為起點。”考的範圍統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不孝也；戰陣無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

他認為，中國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須除去君主專制與家族制度，而儒家倫理學說、社會組織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制度聯繫在一起，必須加以批判。吳虞反對以禮為準則的等級觀念，揭露儒教以禮殺人的本質。他在魯迅《狂人日記》的啟發下，以中國歷史上的實例，揭露“吃人的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認為在孔子整個思想體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禮，學禮、復禮、傳禮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動的主線。孝是維護封建道德的主要內容，禮則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現形式。吳虞還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儒家道統”的作用，就是思想專制。自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被定於一尊，孔子也成為“至聖”，結果形成中國長期來思想學術專制的局面，嚴重阻礙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他指出：“自孔氏誅少正卯，著‘侮聖言’、‘非聖無法’之厲禁；孟軻繼之，辟楊墨，攻異端，自附於聖人之徒；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韓愈《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說昌；於是儒教專制統一，中國學術掃地！”（《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他堅定地認為“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吳虞於“五四”運動前後，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家族制度與專制主義之根據》等文章，大膽衝擊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被稱為是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健將，他的思想在當時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吳虞文錄》

目錄：《吳虞文錄》序；卷上：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吃人與禮教；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卷下：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讀《荀子》書後；消極革命之老莊；明李卓吾別傳；《四川法政學校同學錄》序；《松崗小史》序；《圓明園》序；墨子的勞農主義；附錄：女權平議；孽緣；致陳獨秀；致胡適；致青木正兒；吳虞底儒教破壞論；吳先生墓誌銘；編後記。內容簡介：這本“文錄”，是吳虞力作兼精品的原文照錄。吳虞，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與陳獨秀和胡適齊名，而獨享“只手打孔家店”之勝譽。讀《吳虞文錄》，是閱讀一個時代，是閱盡一派風雲，是感受那時代風雲中一位大師的熱血和靈犀。《說孝》《禮論》《吃人與禮教》《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消極革命之老莊》……一批不可不細細一讀的吳虞上品。筆鋒犀利，論證縝密，文采斐然，大師之謂也。附錄吳虞夫人曾蘭的《女權平議》等，兼有吳虞同陳獨秀、胡適、青木正兒的往來信札，也都富有資料價值。《吳虞文錄》最初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可以看做吳虞早年的思想報告。本書選目基本參照亞東版《吳虞文錄》（1921年10月初版，1929年4月六版），但“附錄”部分有較大的變動：原版只附有《吳曾蘭女權平議》《吳曾蘭孽緣》兩文；其《致陳獨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作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的附錄載於初版《吳虞文錄》卷上，《致陳獨秀（一九一七年六月）》作為《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的附錄載於卷下，這次一併歸在本書“附錄”部分；同時，本書新增加《致胡適》《致青木正兒》《吳虞底儒教破壞論》《吳先生墓誌銘》亦為“附錄”，以期助於讀者進一步了解吳虞及其思想。本書錄入排版是以《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為底本的，“附錄”中新增的文章也來自於此。為儘可能保留文獻原貌計，本書所輯各篇內容一仍底本，只對個別用字做改動。

男女平權

1917年6月1日，吳虞以妻子吳曾蘭名義發表文章《女權平議》。他在文中說，由漁獵生活之平等夫妻時代，入於耕牧生活之專制夫妻時代，則婦女失其自由，為男子之財產，為男子之奴隸矣。專制時代之婦女，出則聽命於夫，入則聽命於翁姑，幽閉閨閫，不能自主，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與六畜無異，只知飲食，只知養子。以此輩無知無能之人為群男之母，則舉國男子當幼稚之時，不受其害者鮮矣。吾國專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輕人道，蔑視國家之體制道德法律並為一談，禮刑所出，其義根本於儒教。孔氏常以女與小人並稱，安能認為主張男女平等之人？且吾人所爭平等，為法律上之平等；所爭自由為法律內之自由；非無範圍之平等，無限界之自由。而天尊，地卑，扶陽，抑陰，貴賤，上下之階級，三從七出之謬談，其於人道主義，皆為大不敬，當一掃而空之，正不必曲為之說也。他呼籲：吾女子當琢磨其道德，勉強其學問，增進其能力，以冀終得享有其權之一日；同男子奮鬥於國家主義之中，追蹤於今日英德之婦女，而固非與現在不顧國家之政客議員較量其得失於一朝也。嗚呼！良妻賢母，固為婦女天職之一端；而生今之世界，則殊非以良賢母為究竟。

從吳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時，自己並沒有多少才學。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歷史主義或進步史觀看這些人，得出的結論往往會與人們的真實感受天差地別。比如林紓先生，可能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誠的讀書人，但在歷史主義者看來，他是一個遺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動的。而有些非常進步，甚至為歷史做過貢獻的人，可能是一個不恥於眾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吳虞就是這樣。

吳虞從日本學成歸國，回到成都，不時“鼓吹”非儒學說，尤其是非孝非禮的言論。搞笑的是，吳虞自己行事極為專制。很難指望這樣的人能跟別人搞好關係。而這種生活上的災難他會輕易地轉化到觀念上去。他跟父親的關係不好，以至於成為仇敵。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魔鬼一早下鄉。心術之壞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來爭奪家產，當吳虞勝訴后，他在日記中發泄說：“大吉大利，老魔遷出，月給二十元。”“余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吳虞父親死後，他寫信給住宿學校的兩個女兒，“告以老魔徑赴陰司告狀去矣！”

吳虞的為人和言論在當時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諸多人士聯名宣言攻擊他，將他視為“士林敗類”“名教罪人”。但此時的吳虞已有全國影響，危難之際，北京大學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吳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顯然跟那個新鮮的、充滿朝氣的人際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專制、封建守舊性格開始暴露。

吳虞父女的矛盾，就像當年他跟父親的矛盾一樣不可調和。在家庭糾紛面前，吳虞總是抱怨別人不為他著想。他在日記中說自己的女兒：“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惡劣，以此程度來京留學，將來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對骨肉親情的認知是：“當自覺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不僅曹孟德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吳虞在北京的生活極為優裕，月薪200大洋且廣有田產，但他拒絕出錢供女兒讀書，以至於女兒要革他的命。吳虞自己則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他跟年輕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恥到一邊給親友寫信調查他妻子是否“出門應酬”，一邊服壯陽葯逛妓院。為了贏得妓女嬌玉的歡心，他寫了幾十首《贈嬌寓》，一邊印成詩單供妓院散發，一邊投稿《順天時報》等報紙公開發表。別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記中寫道：“據雲，胡適之在濟南，曾叫姑娘條子。顏任光逛窯子與學生衝突。中大教員余同甲亦然……”這樣的人，學生對他漸漸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極為不滿，他最後只好仍回到成都。

吳虞有悖人情的醜事還沒完結。他有妻有妾，除了兩個女兒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吳虞不僅求巫問卜，留須求子，還在五十九歲時納了一個十六歲的小妾，此舉令吳虞身份盡失，新老人物都對他大肆攻擊，社會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吳虞家庭專制，女兒也看不起他，父女關係極僵。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寂寞的。

即使這樣的人也有幸進入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弄潮。他寫的文章確實影響了當時新舊兩派的論戰，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等文章，被胡適稱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儼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這些評價里，我們看到進步史觀的局限。他們都從司馬遷那種人性史觀的立場上後退一步，以進步觀念來看待活生生的個人，而遮蔽了個人的善惡是非美醜。從吳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時，自己並沒有多少才學。胡適誇說吳虞以西方法學思想來剖析中國社會，有論者說，這“只是英雄欺人之語，並不確切”。

父吳興傑，字士先，曾任富順縣教諭。吳虞曾娶妻二人，生九女一子，子早夭。前妻曾蘭，字仲殊，號香祖，詩書俱佳，南社社員。後妻常道玄。均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