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紫砂壺

明清兩代文獻中常把時大彬與龔春並列，如明人文震亨《長物志》言“壺以砂者為上”，“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為適用。” “往時供春茶壺，近日時大彬所制，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這些記載對龔春、時大彬制壺風格給於概括，同時也說明大彬是龔春以後的名手，他們二人制壺價值一樣的高。遺憾 的是傳世的真品稀少。

目前故宮博物院藏有五件“大彬”款的器物，即紫砂刻詩大壺，通高27.5厘米，紫黑色砂體帶紅小“石榴皮”，壺腹部一面豎刻行書“江上清風，山中明月”八字，文尾刻“丁丑年，大彬”款；紫砂六方形壺，高6.5厘米，紫砂紅色砂體帶黃色梨皮點，壺底刻“甲辰春日時大彬制”八字款；深米色砂扁圓小壺，高4厘米，壺身帶黑色的梨皮點，壺底刻“大彬”二字款；紫砂圓筒狀壺，高約13厘米，底刻“時大彬”三字款；米黃釉山形筆架，長13.7厘米。砂底，底刻“萬曆乙未歲九月望日制於萬玉山房，大彬”十七字款。有四件“大彬”款紫砂壺，過去院內老專家鑒定為清代仿品。只有“大彬”款筆山目前仍放在明代藏品中。“大彬”壺為明代紫砂中的名品，在當時和後代仿品很多，給鑒定帶來一定難度。近幾十年來國內一些明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5件時大彬款的紫砂壺，為鑒定提供了相對可靠的標準器。①1968年在江都縣丁溝鎮萬曆四十四年曹氏墓出土一件“大彬”款六方紫砂壺。②1984年無錫甘露鄉明崇禎二年華師伊夫婦墓出土一件“大彬”款三乳足紫砂壺。③1986年底四川綿陽晚明墓出土一件腹部陽刻“大彬仿古”款圓形紫砂壺。④1987年福建漳浦縣萬曆三十八年工部侍郎盧維楨夫婦合葬墓出土的一件“時大彬制”款帶蓋紫砂壺，⑤1987年陝西延安柳林鄉崇禎十三年墓出土一件“大彬”款提染紫砂壺。

這幾件“大彬”款的紫砂壺，造型各不相同，嘉靖和萬曆出土的胎色較紅，崇禎墓出土的從胎色及製作工藝上看比前期精細些，有的還刻有簡單的文字題句。福建漳浦及陝西柳林鄉出土的紫砂壺到礦宮博物院展出過，這兩件壺給人的感覺造型古樸、簡練、大方，胎色泛紅，胎質不夠細膩，表現出明式紫砂器的風韻。值得重視的是宋伯胤先生曾指出紫砂陶器斷代研究方面需找出某些科學發掘品作為比較模式，並以江都縣丁溝鎮出土的六方壺為例，提出“大彬”壺的五大特點：

（1）有明確的紀年墓出土。（2）有作者名款“大彬”，二字用筆熟練，“大”字最後一捺，有點滯重，名下無印章。（3）赭戲院的胎，坯體含有小泥粒故少平整明潤感。（4）造型上壺嘴、壺柄和壺口未達到“三平”。為了增加壺的穩定性，壺嘴的底部作得壺柄稍高。（5）壺身素麵無紋飾也無文字題記。以上幾點是科學的總結，大彬壺，總的觀感從胎體到造型比較精緻，與明代墓葬出土相比，藝術風格上截然不同。

金沙寺僧、供春、董翰、趙梁、元暢、時朋、李茂林、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邵蓋、陳用卿、陳信卿、閔魯生、陳仲美、陳光甫、沈君用、邵二孫、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沈子澈、陳辰、徐令音、項真、陳子畦、陳六如、陳正明、邵亨裕、惠孟臣、徐次京、鄭寧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