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瑞闓

汪瑞闓（1873－1941），字頡荀，江蘇省盱眙縣人，光緒丁酉科舉人。

出生於官宦之家的文武全才

近代盱眙汪氏是一個名聞遐邇的官宦之家。汪瑞闓的曾祖父汪雲任，進士，曾任蘇州知府、陝西按察使及布政使等職。祖父汪根恕，舉人，歷任國子監丞、江寧織造兼滸墅關監督等職。父親汪祖綬，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吳縣、無錫等地知縣。大哥汪瑞曾，舉人，任青浦知縣等職。二哥汪瑞高，拔貢，歷任長蘆鹽運使司兼辦北洋支應局，授二品頂戴，是袁世凱破格錄用的北方近代最大的鹽官，為袁世凱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活動經費。三哥汪瑞昆，監生，敏銳多智，1891年以知縣銜隨台灣巡撫邵友濂到台灣，協助治理軍隊多年，回大陸后以三品銜候補知府分派浙江錄用。侄兒汪士元，進士，歷任長蘆鹽運使、北洋政府財部次長、代理總長，為近代著名收藏家、書畫家、政治家，著有《麓雲樓書畫記略》。出生在這樣一個有著廣泛社會背景的封建官僚家庭，汪瑞闓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且有著廣泛的社會人脈。

1897年，年僅24歲的汪瑞闓參加順天鄉試，成為舉人，隨後以知府身份到江蘇擔任海運總辦、候補道員。他自幼習武，武藝頗高，通曉孫吳之術，可謂文武全才。1902年，柯逢時任江西巡撫，調汪瑞闓到江西代理九江海關道員，不久又讓他代理江西按察使。陳贛一《新語林·民國》卷五記載了一則佚聞：

汪頡荀丰姿秀美，按察江右，年未三十，輿馬經過巷市，婦女爭前窺其容色。其時歐陽閏生方家居，笑曰：“豫章人又要看煞衛玠矣。”

當年輕瀟灑的汪瑞闓到南昌任按察使時，整個南昌城都轟動了。南昌城的婦女們聽說新來的按察使是個美男子，都紛紛湧向街頭，爭相觀賞他的美麗風采，一如西晉時人們圍觀美男子衛玠時的盛況，衛玠後來死了，史書中有“看殺衛玠”的說法。此年，江西武備學堂成立，汪瑞闓擔任首任總監（校長），培養了一批傑出將領，如二次革命時擔任討袁軍任總司令的國民黨陸軍上將李烈鈞，擔任過江西陸軍總司令的國民黨陸軍上將歐陽武，兩廣新編第六軍總司令及廣東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林虎，黃埔軍校第一任教育長、國民黨陸軍上將胡謙，北伐戰爭時建國軍增援軍總指揮伍毓瑞，江西辛亥起義功臣彭程萬等等都是江西武備學堂一期學生。後來，柯逢時轉任廣西巡撫，兼兵部侍郎銜。當時會黨造反，土匪遍地，廣西動蕩，民不聊生，州、縣官員多不敢赴任，租稅亦無法征繳，財政入不敷出。柯上任后，把汪瑞闓調到廣西，任命他為巡防軍統領，籌備大量軍械、糧餉，招募兵丁30餘營，協同清軍鎮壓叛亂，廣西局勢得到穩定，受到清廷嘉獎。

上海第一任警察局長，江蘇第一任公安廳長

上海、江蘇的警察事業肇始於清朝末年。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四月，當時兼管治安的紳辦閘北工程總局改為官辦上海北市馬路工巡總局，以上海道台瑞澄為督辦，已在軍政界嶄露頭角的道員汪瑞闓出任總辦，以城內各局隸屬。翌年，兩江總督端方奏准上海推廣巡警，正式成立上海巡警總局，瑞澄任督辦，汪瑞闓被委任為總辦（總局長），招募警務人員1000 餘人，並按照西方警察模式在上海各地設立分支機構，建立了完整的警察體系。當時的上海巡警總局共轄4 路19 區。每路設正巡官1 人，直轄一個區警管區域。路下每區設副巡官、巡長、巡記各1 人。同年，因北市與寶山縣交界地區市面日興，且與浦東一水相隔，交通繁劇，盜賊混跡，尤難防範，又添招巡士2000 餘人，由總辦汪瑞闓會同江海關道總理其事。每月添撥關稅銀1 萬兩，不足之款，由地方捐稅支配。巡警所管地界分4 路，每路設1 個分局、5 個分區，遍布巡警崗位。並另設騎巡隊，分駐浦東、北市兩處，晝夜梭巡，以補站崗巡士的不足。消防隊、偵探隊也同時成立。又增設水巡警局1 所，擔任黃浦江與蘇州河警務。巡警總局雇有外籍人員，專備與租界有交涉時使用。後來每年經費銀增至6 萬兩，概由關稅項下開支。這樣密集的防控體系建立起來之後，上海的社會治安狀況大為改善，成為各地學習的樣板，紛紛效仿，建立起嚴密的警察組織。

清光緒三十四年，江蘇省設巡警道（相當於後來的公安廳），置公署於省城蘇州，委上海巡警總局總辦汪瑞闓主持該道，並總辦上海警務。至此，汪瑞闓成為掌握生殺大權的上海、江蘇兩地警察的總首領，是名符其實的上海第一任警察局長，江蘇第一任公安廳長。

辛亥革命后，汪瑞闓因維護清廷，思想保守，被罷職，賦閑在家。學生李烈鈞出任江西都督，再三邀請恩師汪瑞闓赴江西任職。汪瑞闓念及師生情誼，決定赴江西擔任民政長（即省長），結果卻把自己置身於歷史的風口浪尖上，差點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當時，各省軍政大權力集中於都督一人手中。袁世凱為了加強中央政府集權，樹立威望，提出“軍民分治”，即由中央向各省派遣民政長，江西都督李烈鈞率先起來反對軍民分治，要求地方自治。袁世凱當然不是好惹的。1912年12月10日，被李烈鈞剝奪兵權的余鶴松受袁世凱慫恿，指使部下在南昌發動兵變，反對李烈鈞。李迅速調兵平叛，槍殺了100多人。李知道這次兵變的特殊背景，知道自己還沒有力量與袁世凱公開決裂，希望緩和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作出讓步，於是就兵變事件向袁世凱引咎自責，並且請袁任命民政長，以便自己專心治軍。李想到了一個人選，即對他有救命之恩的原江西武備學堂總監汪瑞闓。當年就是汪錄取李，後來又推薦李到日本留學。李回國后在江西新軍當管帶時從事革命活動，清廷要抓捕他，身為常備軍統領兼臬台的汪瑞闓不僅向李通風報信，還資助路費，幫李逃亡，至今令李十分感激。於是，李派人與汪聯絡，並一再敦請，汪同意了。當時汪的哥哥汪瑞高、同鄉楊士琦是袁世凱的紅人，經他們一撮合，袁世凱表示認可。

12月16日，李烈鈞請簡任民政長的電文到達北京才4個小時，袁世凱就發布了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 的任命令。李沒料到的是，其部屬紛紛反對汪到江西來任民政長，尤其是水巡總監蔡銳霆，反汪態度最為堅決。蔡原為江西武備學堂的學生，因為違反校紀，被汪開除，當年就曾發狠：“你今天把我趕出學堂，我明天要把你趕出江西！”江西廣饒協會等團體紛紛發表通電，對汪出任民政長表示極力反對，誓不承認。國民黨江西支部則以“省長簡任須經民選”等理由，要求袁將簡任民政長之成命收回。李陷入兩難之中。20日，汪到達南昌，受到共和黨人和西省議會的熱烈歡迎。李表面上也表示歡迎，隆重接待，並在都督府政務會議上，表示將貫徹軍民分治，但會後就反悔了。水巡總監蔡銳霆故意晉謁汪瑞闓，當面對汪譏諷訕笑，語帶威脅。汪行館差役見勢，紛紛離去，迫使汪稱病，閉門謝客。12月29日，江西軍警兩界數十人召開拒汪大會，由水巡總監蔡銳霆、警察總監陳廷訓任主席，軍界高級將領歐陽武、劉世均等出席了會議，主張武力驅汪出境，勒令其兩日內離省。夜半，南昌廣、惠兩門“匪徒”暴動，全城戒嚴。汪感到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悄悄離開行館，藏匿起來。第二天，他即寫信給李烈鈞，聲稱要赴滬就醫。李派員假意表示挽留，遭到拒絕。當日午後5時，汪乘輪船離開南昌，經九江、武漢，前往北京陳訴，並先行致電袁世凱，稱病辭職。

袁世凱十分震怒，電令准汪病假20天，嚴厲斥責李烈鈞，要求他從速籌備劃分軍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長儘快養好病，限期到任。李此時才撕下偽裝，公開拒絕汪瑞闓回任。袁下令扣押李從日本訂購的一批軍火，並派兵艦六艘到九江江面示威，又策動江西反李勢力舉行聲熱浩大的集會，聲討李的“十八”大罪狀，要求汪到江西上任，通電主張武力解決江西問題。李也組織人集會，通電反對汪到江西任職，又以冬防為名，派遣軍隊分駐要隘，要求發還軍火，雙方對立，氣氛緊張。副總統黎元洪出面調解，提出“撤兵、迎汪、懲凶”三個條件，李公開通電拒絕，雙方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袁世凱因為要忙於召開國會，選舉大總統，於是作出讓步，如數發還所扣江西軍火，任命趙從蕃任江西民政長（也遭拒絕了），派王芝祥為“查辦使”，南下查辦江西事件，暫停爭端。史稱此事為“江西民政長事件”。

1913年6月9日，袁世凱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引發“二次革命”，最終以袁全面獲勝告終。袁再次派汪瑞闓到江西任民政長。當時鎮壓二次革命的劊子手、袁稱帝的積極擁戴者李純署理江西都督，採取嚴厲政策打擊國民黨，取締國民黨各級組織、解散省議會、逮捕議員、嚴禁群眾集會、查封報館，南昌出現“逐日刑人”的恐怖氣氛。汪瑞闓臨行前，袁世凱的心腹楊士琦告誡同鄉汪瑞闓，要他到江西后要妥善處理好與軍閥李純的關係，汪沒有聽進去，結果落得“群起而攻之”的下場。李純告發他貪污，汪被解職，於1914年1月再次迫捲起鋪蓋離開江西。兩年後，汪又東山再起，出任北洋軍閥的參政院參政。

把祖先肖像印在鈔票上的省長：北洋政府於1921年公布《徵收紙煙捐章程》后，考慮到上海為全國捲煙製造運銷的樞紐，決定在上海成立全國紙煙捐務總局，汪瑞闓任總局局長，成為全國煙草稅的總負責人。

抗日戰爭暴發后，汪瑞闓經不住名利誘惑，出任偽浙江省省長兼省財政廳廳長、浙江省政府主席，再次把自己置身於歷史的風口浪尖上。偽政權高官的日子並不好過，1939年1月3日，偽省長汪瑞闓、杭州市長何瓚等出席在杭舉辦的朝鮮特產展覽會時遭愛國志士襲擊，汪瑞闓中彈受傷。何瓚不久在家中又遭槍擊，一命嗚呼。汪瑞闓主政浙江時期，曾發行一種貨幣，稱為銅元幣，竟把自己的祖先汪華肖像印在上面，一時成為笑談。當時鈔票最小的是一角，零星找頭十分不便。汪瑞闓令人在浙江印刷了一種“銅元幣”，每券相當於一枚銅錢，青藍色，寸半長，八分寬，豎印一個頭戴王冠、身穿蟒袍、白面長須的半身像，看起來像個財神菩薩。實際上此人卻是唐朝節度使汪華，他曾經管領過歙、宣、杭、睦、婺、饒六州，封上柱國越國公，後來歷代加封，稱“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清朝咸豐年間，再次加封“襄安”二字。杭州七寶山上還有他的祠宇，就是俗稱“汪王廟”。從《盱眙汪氏家譜》可以得知，汪華是盱眙汪氏的先祖。汪瑞闓當了封疆大吏，要顯一顯祖宗的權威，把汪華給請了出來。當時有人寫了一首打游詩諷刺道：“銅元市上少通商，代用流行券一張。不畫財神媚大吏，何人認識是汪王？”可惜好景不長，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汪大王銅元幣”變得一文不值，自動失效。此事倒成為貨幣史上的一則趣聞。1941年1月24日，汪瑞闓病逝於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