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結

唐元結（公元719-772年），字次山，自稱漫郎、漫叟、聱叟、浪士，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天寶12年（公元753年）進士。“安史之亂”起，元結舉家避難南遷，先奔襄陽，后移壤溪（今江西瑞昌境內），再至武（即今鄂州）。肅宗時，任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參加討伐史思明叛軍的活動，立有戰功，升任水部員外郎。因遭權臣嫉害，曾一度辭官，歸隱武昌，以著書自娛，史稱“會代宗立，乞侍親歸樊上”。據考證，時間當在公元763年前後。晚年復出，任道州刺史、容州都督充本管經略守捉使，頗有政績，史稱：“民樂其教，至立右頌德”。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從其《樊上漫作》詩可知，元結在鄂州時，就隱居在郎亭山下、樊水岸邊的退谷中，今退谷中有一個寧靜的小山莊，一色的黃瓦紅牆二層小樓房，依樊山，面 湖，山竹夾呼，松桂飄香，這就是元結曾經隱居過的地方，昔名任人唯賢城村，後來改稱伍家壠。

元結在政治上有匡難濟時的抱負，對權臣把持朝政、肆意搜刮深為不滿，主張文學作品必須發揮“救時勸俗”的政治作用，反對只講形式、徒具麗辭而忽視內容。其詩注重反映政治現實和人民疾苦，內容比較充實，其《 陵行》、《賊退示官吏》等詩，就受到杜甫推崇。其散文格調高古，不尚時俗，亦多涉及時政，歐陽修稱之為“意氣超撥，筆力雄健”。

如《喻常吾直時為攝官》詩，就是其政治詩在鄂州時的代表作：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壞屋。

戰爭且未息，征斂何時足。

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

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

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為速。

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為辱。

勸為辭府主，從我游退谷。

谷中有寒泉，為汝洗塵服。

這首詩是元結規勸當時正作代理官的常吾直不要作官的。全詩十六句，每四句一個層次。首先，他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現實：“安史之亂”后戰爭連年不息，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統治者仍然橫徵暴斂毫不滿足。其次，他闡術了自己的從政原則：有志之士如果不能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就不應當吃人民的飯了，何況是管理人民的官吏，更不能苟且偷生、貪圖俸祿。接著，他又諄諄告誡對方，近年來官員變換很快，升遷和罷黜不定，將來你若是被罷官，豈不是因貪圖一時之榮華而自取終身之辱嗎？最後，他誠摯地向對方招隱-你還是辭去現有的官職跟著我來游西山的退谷吧，退谷中有清潔的寒泉，可以為你洗濯衣服上的塵垢。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元結在政治上與當時的統治階級是格格不入的，是堅決不與之合作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詩人關心人民疾苦而又無能為力的心態。

元結在鄂州隱居期間，與兩位縣令孟士源、馬 極友善。尤其是孟士源，本為天寶干末年武昌縣令，元結歸隱樊上時，士源已黜官，兩人同病相憐，意氣相投，因而相互引為知已，經常在一起登西山、游退谷、泛 湖，詩文酬唱。一年新春，接連下了十日大雪，住在城中的士源清晨“起來望樊山，但見群玉峰”，馬上想到隱居山中的老朋友，擔心“山中應大寒，短褐何以安？”想象著這冰天雪地里，元結大概是“浩氣凝書案，清著釣魚竿”了吧？本來，他是極想“懷君欲進謁”，親自去探望元結的，只是由於“溪滑渡舟難”，實在進不了山，才特作了一首如上題為《樊山新春大雪寄元次山》詩，表示自己惦念朋友的誠摯友情。士源去世后，元結則作《招孟武昌詩》，高度讚揚了士源在武昌的政績，對其泉下之靈進行招隱，招其回來與自己同游退谷，同泛 湖，可見兩人交誼深篤，非同一般。

退谷、湖及其周圍的一系列景點，記載著元結與孟士源兩人深篤的友情。

退谷，實際上是西山與雷山相接而自然形成的一個狹長的山谷。西山西麓的郎亭山與雷山東麓自然組合，結合處形如中斷，自江面遠遠望去，恰如一個“八”字。宋王禹 稱之“山形如八字，會合勢相勾”，稍後的狀元王十朋亦有“樊山八字形長在”的評斷。退谷就恰好在這“八”字中。這裡三面環山，一面臨水，谷底幽邃，四季皆春。黜縣令孟士源以元結退修耕釣，愛游此谷，遂取隱退之意，給此谷命名為退谷，恰合元結當時身份。退谷的景色是很美的，元結描述這個地方是：“上有青山，下有小夥子滄洲；步有回波，面有洪流；吞吐風雲，呼吸觜昴，審能處之以消憂。”並為作《退谷銘》，指出退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實為淵C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即令是隆冬季節，“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谷中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難怪他要選中這個地方歸隱，並多次表示“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退谷之中有 湖，湖位於西山西坡腳下，因其在 樽石下，乃得名 湖。元結在《 湖銘並序》中指出：“湖東抵 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他每與士源游退谷，必泛此湖。因退谷俗名楊門港谷，故 湖又名楊門港湖。湖形狀狹長，現有面積約36畝，堪稱“袖珍湖”。湖中水深12米，可以養魚，亦可泛舟。

湖之上有 樽石。自退谷順坡東上，或從石門沿坡西下，即可見一塊高寬各約兩米的岸石突兀而立，如同天外飛來蹲伏山上的一隻碩大石蛙，故俗名“蛙蹲石”。元結常與孟士源游西山，並於此地休憩小飲，因見此石形狀特異，便在石上鑿窟以藏酒。孟士源亦鍾愛此石，為之取名為“樽石”。元結又在石巔構築“亭”，並作《 樽銘》，以“如竇而底，似傾，和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數語，惟妙惟肖地描繪出此石之怪異，所以，此石又被稱作“樽石”。宋嘉 年間翰林學士鄧聖求為武昌令，曾作《次元次山窳樽銘》，刻之於郎亭山崖上，蘇東坡《武昌西山詩》序中亦提及此事，使此石名聲更大。

除謫縣令孟士源外，元結還同當時的在職縣令馬 任武昌縣，在縣治後面臨大江之樊山上築涼亭，請元結為之命名，元結以“公材殊、政殊，為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並作《殊亭記》刻之於石，立於亭側。馬 還曾在昔日吳大帝孫權“樊山開廣宴”處築廣宴亭，元結親和睚為之“相其地形，核之力產記”，又應邀撰寫《廣宴亭記》。殊亭今已不存，廣宴亭則已闢為廣宴樓，為西山風景區之一景。今西山第一高峰－石門山絕頂，山崖兩側有兩塊直立的巨石，很象兩扇打開的石門，傳達室為孫權由樊口鑿山開道回武昌城時，親手一劍劈開，後人因稱“石門開”，又名“雙石峰”，該峰也因之名為“石門山”。元結曾與馬 同游至此，並為石門題名，馬 令人鐫刻於石。宋人郭祥正有《石門山》詩，詩云：“雙岩幾然立，剔蘚認題字，乃知賢令尹，曾同漫叟記。惟此兩石門，不開亦不閉”。記述的就是這段史實。它告訴我們，宋時，石上的題字尚是模糊可見的，只是上面貌一新長滿了苔蘚。

元結隱居鄂州期間，正值“安史之亂”平定不久，由於戰爭連年不息，人們流離失所，大片的良田活地荒蕪，農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元結便積極主張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其《西陽城》一詩就表達了他的這一主張：“江北有大洲，洲上宜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畔有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為了使墾荒合法化，元結還利用他與武昌縣令馬 的特殊關係，為民請命，積極爭取地方政府官員的支持。實踐證明他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其《故城東》一詩對此作了如下記載：“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身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元結不公積極宣傳墾荒的主張，幫助農民爭取官府的支持，還身體力行地參加墾荒的實踐，從而起到了推動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除了就近參加武昌故城東的良田的復墾外，他還曾副食武昌的鄉親們，把墾荒的範圍擴展到江北的黃州。唐以前黃州曾稱“西陽州”，唐為齊安郡，因郡治在舊西陽州州治，故老百姓仍按習慣稱黃州城為西陽城。在《西陽城》又一首中，元結清楚地寫道：“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至者伴我耕。”

在鄂州和黃州的墾荒勞動中，元結同勞動人民建立的親密友好、相互信賴的關係，思想感情上也得到了升化。“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為牧童。”（《故城東》又一首）從這首詩和上面幾首詩的字裡行間可見，他與田父牧童的關係相處得是融洽無間的，農民顯然已經把他當成了知心朋友。從《樊上漫作》詩中也不難看出，他隱居退谷時，“四鄰皆漁父”，他與這些漁家相處得也是十分愉快適意的。正是因為他的自我感覺良好，所以，他才打算“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在《大洄漫歌》一詩中，他也誠摯地表示過：“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西山之所以名聞遐邇，當然與它那秀麗的風光和迷人的景色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這裡有豐富的歷史人文景德鎮觀。在歷史上與西山密切相關的墨客騷人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元結。最早作出這一評價的，是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他的《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詩中，有“爾來風流人，惟有漫郎叟”兩句，意思是說，在自己以前的歷史長河中，與西山關係密切的最有名的文人學者，當推漫郎元結。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了。王十朋游鄂州，也有“短棹經樊口，高人憶漫郎，湖誰復泛，退谷自深藏”（《過樊口》）的詩句感懷。此後，歷代的文人墨客游西山，都要專門去訪退谷泛 湖，以便追尋唐賢元結的遺蹤遺跡，也都要寫詩作文，抒發自己緬懷先哲的感慨。如清代南昌人熊特游武昌諸勝后，坦率地表示，他既愛“郁蒼饒異致”的武昌山，也愛“瀠洄多奇意”的武昌水，但更感舉的是這裡有前賢元結、蘇軾的遺蹤，深感這裡的“文采與風流，未飲心先醉”。當時正任安化令的熊特，最欣賞的是元結政治家兼詩人的風範：“豈知《 陵行》，《賊退示官吏》，血性落詩篇，民憂惟墮淚。”當然也包括蘇軾那“忠肝泣鬼神，攖鱗曾不避”的磊落胸襟。正因為如此，他在游武昌西山後，才會有“臨風憶昔賢，臥遊不能寐”的激動心情。另一位詩人柳如權在《退谷》詩中，也盛讚“漫叟高名傳宇內”，因為元結“愈切瘡痍真刺史，才超中晚老詩人”。後來，鄂州人特地建“三賢亭”以紀念晉陶侃、唐元結、宋蘇軾等三位前賢，可見，鄂州人對元結是相當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