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井坊巷

據《杭州市志》記載，百井坊巷東起中山北路，西至延安路，明 時稱興賢坊，清代始稱百井坊巷。短短的幾條弄堂與它交叉，雖是“一炮仗”路的短巷，卻留存著獨特的風景與記憶。

《杭城坊巷志》記載，吳越王錢鏐開井九十九眼，後來多數湮塞，僅存三眼，相去各數十步，巷口的錢王井就是其中之一。這口井水源充足，雖大旱而不涸。1984年7月21日，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政府對此井重修。如今，由於整個城區地表下沉，蓋板沉在地下約20厘米處。錢王井已經被列入市級文物保護點。

1860年，第一批外國傳教士來到杭州的時候，當地官員將他們安置在天水橋一帶，也就是百井坊巷、鏡清里、耶穌堂弄一帶。此後，太平天國攻杭州，在這裡安營，戰後屋毀田荒，傳教士與信眾花了十幾年時間，建立了天主教堂“天水堂”，屋舍里弄也環繞周邊。1876年，一個傳教士的兒子在這兒出生，他就是司徒雷登。如今的司徒雷登故居很講究，兩層小樓，白牆黑瓦，風格上既保存了西式建築的特色，又與江南建築融為一體。

《淳祐志》：“有井九十九眼”。樓宣獻《武林山》詩：“吳越大築緇黃廬，為穿百井以厭之。”《十國春秋》：寶正六年（931），浚中興寺戒壇院井，井九十九眼，號錢王井。九十九眼是眼數，非井數明矣。宋時地名招賢坊、仁和縣巷，明為興賢坊，清名百井坊巷。1966年曾名人民巷，1981年恢復百井坊巷名。

吳越王錢於唐景福二年（893）築羅城，營屯有六，即：白璧營、寶劍營、青字營、福州營、大路營、馬家營，其中福州營駐梅家橋東，大路營駐褚家塘（今新華路北段），有兩個兵營駐紮在此附近，飲水問題當然必須解決，鑿井九十九眼，乃是為了供軍民、僧尼飲食之用。

《康熙仁和志》：祥符井，在祥符橋南，吳越王開，有九十九眼，今湮塞，僅存三井，相去各數十步。滄海桑田，世事嬗變，錢王所鑿九十九眼井現僅存一口，即延安北路西側行人道上的錢王井。1984年7月，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政府重修疏浚。發現原井圈蓋板埋沒地表大約20公分處，已多處冰裂，據專家鑒定，已有一百多年歷史，這和史載同治十二年（1873）疏浚錢王井、甃石四周圍築土牆相符。於是下城區政府立碑保護。

百井坊巷昔有養濟院。據《咸淳志》：養濟院，一在寶勝院，一在艮山門外。又有善化坊四所。先是，太守蘇文忠公（蘇軾）嘗於城中創置病坊，名安樂。崇寧元年（1102）八月，詔諸路置安濟坊，二年五月改病坊為安濟。紹興二年（1132），詔臨安府置養濟院。十三年（1143）十月，錢塘、仁和兩縣找近城寺院充安濟坊。安置老疾貧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自十一月一日起支常平錢米，每名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至次年二月終。二十九年（1159）以後，又屢降旨展半月，或再展，仍申嚴奉行滅裂之罰。

明代養濟院具體執行方案、賬目清晰透明，今昔可鑒。據《康熙仁和志》：仁和、錢塘兩縣，洪武初（1368）置養濟院一所，洪武八年（1375）合建於觀橋西北，以元貢院基為之（即百井坊巷養濟院）。房屋四列，編字型大小四，每號百間，共四百間，東西各二百，作二門入，每列一井，共四井……沈朝宣曰：孤窮之在養濟院者，生死去留無常，其數固消長不一。茲舉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內數有可查者，互列以見例耳。弘治五年（1492）九月，民屬孤窮男婦五十九人，月支米三斗，共米二百七十七石；每人每月支柴薪價銀二分，共銀一兩一錢八分。甲頭男婦一十人，每人支米三斗，共米十石；柴薪價銀二分，共銀二錢。冬夏各支布二匹，共布二百三十八匹。其月糧支給，預備倉存留其柴薪布匹，系本縣裡甲丁田銀內支給。正德五年（1510），養濟院民屬孤男婦三百四十七人，每人支米三斗，共米九百一十四石一斗；每人支柴薪價銀一分，共三兩四錢一分；每人支布三丈，共布一千四十一丈，每人折布價銀一錢六厘，共銀三十六兩七錢八分二厘。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養濟院孤窮民屬男婦三百八十六人，軍孤窮一人，每人支米大盡三斗，小盡二斗九升；柴、薪、花布折銀，分作二季，每人給銀六錢。

清丁立誠《武林雜事詩》有《養濟院唱書》一詩：“養濟院中瞽者多，調弦拍板來唱歌。皇糧未足供一飽，舞態即當境潦倒。自食其力來娛人，恰勝籠袖稱驕民。力戒淫盜勸忠孝，瞽蒙原以聲音教。”

據孫壁文《考古錄》載《香祖筆記》云：杭州養濟院祀嚴嵩為土地神，說者謂嵩籍沒后，寄食於養濟院而死，故祀之於院。

《西湖遊覽志》：仁和縣吳越時分自錢塘，置錢江縣，在梅家橋西。宋初改仁和。紹興三年（1133），縣治徙建於此（招賢坊，即今百井坊巷，后養濟院基）。高宗初入杭州，聞縣名仁和，喜曰：“此京師（汴京）門名也。”蓋太祖陳橋驛起兵，從仁和門入，以為吉兆，故駐蹕之意始定矣。

百井坊巷中段北側，為百井坊新村。辛亥革命后杭州拆旗營、滿城，貧困的滿族百姓遷居集中在菩提寺路一帶。后因建路，又遷百井坊巷定居，俗稱十八間頭。1930年，浙江省區救濟院在下城百井坊巷建造第一貧民住宅200間。1980年，建住宅樓9幢，初名人民新村，后更名百井坊新村。

百井坊地區綜合改造工程

百井坊地塊保存了杭州典型的坊巷裡弄式傳統格局，存有錢王井、基督教 會天水堂、天主教堂、司徒雷登故居等具有歷史價值及時代特點的建築，世代居住的居民千餘戶。杭州市下城區政府非常清楚該地塊的價值和保護難度，決心將百井坊工程打造成“陽光、和諧、快樂拆遷的典範，成為全市、全省乃至全國的樣板”。

拆遷爭議

該地塊2007年被拍賣時，就曾被地產人士形容為“好得不得了”，因為這塊地雖然面積小、建築密度高，但由於地段好以及長期形成的商業氛圍， “規劃條件非常好，適合打造成一個有規模的高檔商業中心。如果由有實力的商業公司競得，能將地塊價值發揮到最大化。”不料競爭的局面並沒有發生，銀泰百貨就將地塊拿走了。

百井坊的拆遷是為了整改，而整改工程並非全無共識。杭州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專題會議提出將注重挖掘、保護古井文化，在這一區塊還留存的古井，如樂善井、耶穌堂弄井等都將保留，同時擬恢復另外3處古井和五大古井群落，重現百井坊地區的古風遺韻。包括天主教堂、司徒雷登故居等在內的具有歷史價值及時代特點的建築，以及鏡清里、百井坊巷等具有地域特點的街巷格局都將按照“能保盡保”的原則保留。同時，古樹名木和歷史建築的保護也被納入改造工程中。很多市民也認為，百井坊地區的房屋比較陳舊，結構及施工質量差，違章建築到處都是，部分情況確實需要整改。但是對於整改方式，街區大部分居民表示不能接受。“我喜歡我住的地方，我也有權利住在這裡。”居民張先生說，“我們維權的行動，很多老大爺老大媽都顫顫巍巍地來參加。我知道他們擔心這裡以後會面目全非，擔心造起不真實沒有生活的東西。”

2009年3月份籌備以來，下城區委、區政府選任年富力強、基層工作經驗豐富的一批中青年幹部擔任指揮部負責人，並從區級機關各部門和相關街道抽調40餘名精兵強將，經過系統培訓后充實到一線動遷隊伍，快速完成了機構籌建、城市設計、前期審批、政策制定、安置房源落實、銀行融資等各項工作。朝暉六區、八區、九區，機場路里街新安銘苑、紫薇公寓等五處共計6.3萬平方米的安置用房和25億安置補償資金已經全部落實。在拆遷工作開始后，該區又堅持推行陽光拆遷，主動公開拆遷事務，全面開展宣傳動員，自覺接受群眾監督。截至12月，1335戶被拆遷戶中已完成評估890餘戶，騰房封門390餘戶。其中，373戶被拆遷戶選房序號通過搖號順利產生。

2013年年初，浙江省政府發布《浙江省人民政府關於在全省開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動的通知》，隨著“三改一拆”在全省範圍內鋪開，下城區也正全力推進杭州市下城區百井坊地區綜合改造工程。百井坊地區拆遷房屋近一半都是危舊房，如今大部分住戶已外遷，危舊房已逐步拆除。截至2013年5月，該地塊騰房封門已達1086戶，佔總戶數的86.8%，其中安置737戶。

2009年10月16日，一紙《城市房屋拆遷許可聽證公告》張貼在百井坊幾個小區的門口，居民才明白自己的家園要被拆遷了。杭州市房產管理局宣布10天後舉行聽證會，而此前，改造工程的規劃方案從未以任何方式向社會公示。

參加聽證會的傅國涌這樣描述當日的情況：聽證會於2009年10月26日舉行，這一拆遷涉及1335戶，只許選5個人作代表。時間匆忙又剛好是上班時間，許多人不知道，報名的也只有300來人，參與選舉的有100多人，推選得票最多的不過20來票，最少的5票，根本缺乏代表性。代表和其他參與聽證的街坊鄰里以遞交紙條等方式提出了大量意見，質疑拆遷的公正性，並要求再次舉行聽證，但都沒有得到回應。最終，聽證會草草收場，5個代表中有4個拒絕在聽證會筆錄上簽名。

聽證會後第三天，杭州市國土資源局就強行核發了《房屋拆遷許可證》，接著又發放了長達72頁、印製精美的《拆遷補償安置手冊》。該手冊提出“將百井坊地區打造成集商業、商務、旅遊、娛樂和居住等功能於一體的一流的新型城市綜合體”。由此看出，整個工程的開發屬於商業性質。杭州市發改委的文件也證明了這一點：“規劃用地性質為商業金融和商業兼住宅用地。”

杭州百井坊地塊是銀泰商場與百貨大樓之間的幾條尋常巷陌，位於杭州的鑽石地段——最成熟、最繁華的武林商圈一側。2010年4月13日下午，百井坊居民、從事近現代史研究的傅國涌從警方針對2010年4月9日動遷衝突開展的協調會上回來，他穿過依舊人流如織的巷子，在層層糊滿被撕爛的字紙的院牆邊停留了一下，周邊交錯在一起的百井坊巷、耶穌堂弄、鏡清里幾條里弄一直縈繞在心頭。他挂念2010年4月9日與動遷人員爭執中心臟病發作的趙大娘，以及地塊拆遷涉及的1335戶居民的命運。因質疑百井坊地塊拆遷許可程序的合法性，傅國涌與其他居民代表在申請行政複議遭冷遇后，已提起了行政訴訟。

百井坊地段的拆遷補償被稱為杭州“拆遷史上最優惠”的政策。其中規定回遷居民享受原面積1：1.25的優惠；貨幣安置每平方米 2.92萬元；外遷至遠離市中心的朝暉地區的面積補償是1：1.6，而更偏遠的閘弄口地塊等更可以達到1：1.8；無論是回遷還是外遷，均可得到資金補貼用以擴大15%的置換面積。

但大部分居民經過多次維權和商議，對於提高優惠幅度，甚至不同性質的簽約獎勵，依然不能接受。

傅國涌對此做出解釋：百井坊地塊的回遷，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眼下拆遷方的策略是先拆再說。居住在這一片的大都是老居民，收入水平一般，經新地產開發之後，根據附近樓盤的戶型面積與預估價格，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回遷。拆遷實際上是將原有居民趕出了世代居住的坊巷裡弄。而且補償與簽約獎勵的區別標準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拆遷方的“志在必得”顯露無遺。杭州市下城區委宣傳部機關報《今日下城》2010年2月25日第9期頭版頭條刊登的《迎接新挑戰，堅決打贏百井坊動遷工作攻堅戰》一文中提到，《國有土地房屋徵收和補償條例》即將出台，新的《條例》可能大大提高拆遷難度。因此下城區政府要求動遷組“白加黑，五加二”，“一幢一個工作組、一戶一本宣傳冊、一戶一張明白單”，加強力度，與時間賽跑。

“假如是公益拆遷，保護、整治老巷子和文物，那我們沒話說，但如果是商業拆遷，用特殊手段把我們趕走，就不能接受了。”傅國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