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憲彝

1930年北平協和醫學院醫療專業畢業獲博士學位。

1936年至193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后研究。

歷任天津醫學院院長，天津市內分泌研究所所長，河北醫學科學院院長，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內科學會主任委員，中華內分泌學會主任委員，衛生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地方病領導小組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碘缺乏病專家組組長，全國一至五屆人大代表，天津市一至九屆人大代表，中國科協委員，天津市科協一屆副主席。

醫學界的地位

是我國臨床內分泌學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傑出的醫學教育家，天津醫學院的創建人。從1934開始在協和醫院工作至80年代，在代謝性骨病的研究上一直居國際領先水平。首先預言VitD的活化要在腎臟進行，約20年後才被美國學者證實。提出的“腎性骨營養不良”的命名，迄今仍被使用，被國際上尊稱為“代謝性骨病的現代知識之父”。50-80年代在碘缺乏病的研究上，一直居國內領先水平，對甲狀腺功能“代償、失代償、正常”的三種類型的分類、命名和有關研究居國際領先水平，推動了碘和腦發育的基礎研究，使基礎研究工作進入國際領先水平。對碘缺乏病及甲狀腺疾病的研究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三等獎。主編了《內科學》、《內分泌學》、《代謝性骨病學》等專著，發表論文56篇。培養碩士研究生6名、博士研究生2名

主要業績

創辦天津醫學院，是朱憲彝對我國醫學教育事業的特殊貢獻，也是他作為醫學教育家的新的里程碑。解放前的天津曾經有過高等醫學教育的記錄，北洋醫學堂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培養西醫的高等教育機構，河北醫學院在抗戰後也曾一度遷來天津，但解放后又遷回保定。天津市中央醫院於1946年正式開診后，也曾想和南開大學合辦醫學院，但因時局動蕩沒能實施。而天津擁有大批的中西醫學專家，全國知名人士也大有人在。能否在天津創辦醫學院校，一直為朱憲彝等有志之士所關切。1951年6月，朱憲彝被正式任命為天津醫學院院長。對於這個任命，他是亦喜亦憂，喜的是如願以償，憂的是個人能力有限，恐有負重託。

可朱憲彝確實是一位精於籌謀的實幹家。自任命后3個月，他就完成了籌建醫學院的大部分工作：與南開大學談妥了醫預班教學事宜；購買了南開大學東院房舍(即甘肅路原天津醫學院校址)；選派臨床教師赴北京等地高等醫學院校進修基礎醫學、籌建基礎教研室；與正在國外工作的醫學家聯絡，爭取回國執教；選聘有才學的教師來院任教；設計基礎課實驗室，並著手訂購儀器設備；物色精幹的秘書、行政及工勤人員，建立行政機構。到9月份，第一批50名本科生就正式進南開大學生物系學習醫預科了。又經過一年的緊張工作，新校舍基本安排停當，進修教師陸續返校工作。1952年10月15日，天津醫學院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朱憲彝激動得眼睛里噙著淚花。是成功的喜悅，也是感激的深情，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終於流出了熱淚。在朱憲彝的領導下，天津醫學院逐步成為天津市醫療、教學和科學研究的核心力量。

父命之下改學醫科

醫學教育奉獻畢生

朱憲彝，字良初，其高祖父、曾祖父都曾是在天津經營金銀首飾的商人，雖然沒有天津“八大家”那樣聲名顯赫，倒也殷實富裕，有房產幾處，都在老城廂一帶。他們都遺憾自己遠離翰墨，不近書香，於是只能寄厚望於子輩。朱憲彝沒有辜負祖先的希望，從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后不僅獲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更創建了全國解放后第一所高等醫學院校———天津醫學院，並擔任院長33年。

1922年，朱憲彝中學畢業，他不願意謀求銀行、鐵路、海關等俸祿優厚的職位，而幻想著走“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道路。於是，他曾想報考南開大學哲學系專攻哲學，探求萬物的奧秘；也想報考北洋大學數學系，覺得定能有所作為。而對於醫學等應用科學，他自己毫無興趣，認為中國經濟落後，這些學科難以迅速發展。可是，父親偏偏讓他報考中國的最高醫學學府———北平協和醫學院，希望他將來獨立開業，萬事不求人。朱憲彝聽從了父親的意見，以幾乎全優的成績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而且由於成績名列前茅，第一年就獲得了獎學金。學習中，他領會到醫生是造福人類的崇高職業，最終立志獻身醫學事業。

1984年12月25日上午正在家伏案工作時，心臟病猝發，沒來得及搶救，就永辭人間了。其實，朱憲彝之前已經病了一個來月了，院領導和同事們都勸他早日住院治療，可一次次的勸說卻被他一次次推辭。就在他逝世前的20分鐘，他仍然沉靜地向秘書交待著一件又一件要做的工作。按照朱憲彝的遺囑，他的兩萬元存款全部交給天津醫學院作為獎學金；全部藏書和期刊交圖書館公用；他的一套私人住房交給學校使用；他自己的遺體獻給醫學事業。他什麼也沒有帶走，什麼遺產也沒有給子孫們留下，而是把畢生所得都無私地奉獻給醫學院，奉獻給了醫學教育事業。

1984年12月逝世。

由於先生對遺體捐獻事業做出了貢獻及表率，在天津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公園內的天津市遺體捐獻者紀念園有朱憲彝先生的紀念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