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放

從小八路到戰地記者

1938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來了一個小姑娘，迫不及待地要報名參軍，她就是李文放。祖國破碎的河山與封建家庭包辦的婚姻，讓這個以優異成績考入萬縣女中的13歲姑娘決心投身革命。八路軍辦事處收下了這個意志堅定的小兵，並把她和一批熱血青年送去延安抗大學習。

1945年，李文放離開了延安，隨部隊從西北去了東北，既當戰地記者，又當報社主編，一直奔波在前線。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圍長春，打錦州，塔山阻擊戰……

肩挑重任救“國寶”

李文放受啟蒙教師的影響，自小就日日懸腕握筆、懸肘畫沙，練出一手好字。後來，東北野戰軍領導陶鑄發現李文放早年寫的一幅書法后，連連驚呼“大才子”，遂對她悉心培養。

1947年，23歲的李文放又迷上了秦篆，開始從各種渠道搜集“碑銘拓片”。

1978年，尚在交通部工作的李文放，在路過白帝城時，吟得一詩，並用篆書錄下此詩，后被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發現后，如獲至寶：“這可是高手寫的秦篆啊！”馬上向部長彙報。部長隨即與交通部協商借調李文放，儘快成立秦篆研究組。於是，已54歲的報人李文放又變成秦文化研究者了。

秦始皇一統天下后，曾5次巡幸全國，立碑7個，由丞相李斯用秦篆在上面記載了秦王朝的治國主張。歷經兩千多年的風雨與戰亂，6碑全毀，僅有琅琊台碑剩13行殘字。於是，這“搶救國寶”的重任就落在李文放等專家的肩上。

1984年，60歲的李文放開始編纂20卷200冊《中華篆文大字典》。此書被評價為“中國篆文總匯”、“天下古今第一奇書”。

1989年，李老完成了兩項驚世之作。一是在她主持下，集補重書了“秦七碑”。今山東、河北、浙江境內遺有秦代刻字石碑七幢，即“秦山刻石”、“繹山刻石”、“琅琊刻石”、“東觀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及“會稽刻石”，碑文傳為秦相李斯以小篆書寫。秦七碑不但對研究秦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有著極其珍貴的學術價值，而且被認為是書法與金石藝術之國寶。然而2000多年的風雨剝蝕和人為毀壞，珍貴的古迹大都佚失。為搶救瀕臨湮滅的文化遺產，1979年文化部成立了中國秦篆研究組（現為中國秦文研究會），時年56歲的李文放受文化部委託，主持了秦碑考證和集補臨書的工作。史料浩如煙海，集補談何容易。李文放以其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工作熱忱，率專家反覆研究陸續出土的秦權、秦量、詔版、瓦當、磚銘、秦簡，不畏艱辛，苦戰10年，終於在1989年，親手按李斯筆意將瀕臨湮滅的秦七碑1874個字全部集補重書完成。后經我國一批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和文物專家進行鑒定論證，認為李文放執筆重書的碑文形神兼備，酷似“斯篆”，符合秦碑風韻。這一重大事件被新華社等國內外媒體稱為“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壯舉”，競相報道，李文放也被譽為“搶救國寶的人”。

第二項驚世之作是在七幢秦碑集補重書的同時，在艱苦繁雜的考證中以秦篆為樞紐，上追其源，下溯其流，深入研究了漢字形音義擅變的歷史，洞悉了中國篆文發展的源流。李老發現秦篆在中國文字史上起著非常關鍵的承上啟下作用。她十分明確文字是一個民族存亡的根基；沒有古漢字就不會有今天的中華民族；沒有秦朝統一文字這一史實，就不會有歷時2000年屢經天下板蕩，而至今仍然完整統一的泱泱大中華；也不會有人類歷史上5000年來唯一從未間斷的華夏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從古埃及、古巴比倫、古瑪雅文字今人已不能識讀，人類歷史上曾經燦爛輝煌的諸多古文明也因此幾乎湮滅這一深刻的歷史教訓中，李老明白，保護我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古漢字，便是保護我們民族源遠流長的未來！她以堅定信念和頑強毅力，又向世人奉獻了她嘔心瀝血數十年而成的巨著——6000萬字的《中華篆文大字典》。這部集中國篆文之大全的浩大的工具書分20卷，每卷10冊共200冊。竟是康熙字典的六倍！該典收集展現了自夏商至清末5000年來每個漢字在陶文、甲骨文、鐘鼎文、石刻、布幣、帛書、簡犢、漆書、鳥蟲書、印璽中不同的字形字態，以及在歷代著名書法家墨跡中的翩翩風采。這部被稱為“今古天下第一奇書”第一次收人了一系列人類早期手跡，包括早於甲骨文1000年的陶文和與甲骨文同期的刻數磨石；第一次將一批從未入書的篆文和秦始皇頒發的統一文字的詔書、兵馬俑上的文字等收人該典，而且每字均保留原拓並註明出處，形音義俱全。全書收人12300字，字數超過任何一部字典！

著有長篇小說《清明河畔》、萬行長詩《難忘當年在延安》。

早在東北參加抗日戰爭時，就開始收集篆文資料，到文革時已收集1000多冊，1979年後任中國秦文研究組組長、秦文研究所所長、秦文研究會會長，《中華篆文大字典》主編。1990年出版《秦代七碑集補重書》，1991年出版《中華篆文大字典》，全書150萬字，相當於《康熙字典》18倍的字量。此書被評價為“中國篆文總匯”、“天下古今第一奇書”；李文放被譽為“篆文狂”、“萬州女史”、“搶救國寶的人”。我國當代著名的古文字專家張政烺教授說：“李君文放有感於前人綜輯之功已不符今日之盛，乃上空遠古陶文，下及近世書藝，博採眾籍，廣求未曾著錄之資料，凡篆文及早於秦篆之古漢字，巨細不遺―所錄文字，皆悉心參驗海內外諸家之考證，並擇善從之，歷時三十餘載。李君焚膏繼咎，寒暑不輟。就正方家，萬里不辭。其願宏志堅，感人至深。”中外聞名的專家組成了《大字典》校審委員會，終審結論認為：“該典體大思周，古樸恢宏，是一部嚴謹的有極高史料和學術價值的篆文大典。”新華社、人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等海內外媒體又一次發布消息，再次引起了海內外強烈反響。

她十分關心家鄉文化建設，受聘三峽李白研究會顧問，多次用飛白體為家鄉書寫，組織家鄉學術組織參加全國詩書畫展，2004年10月重返她闊別70年的故鄉——萬州，登上太白公園，觀賞了太白岩碑廊，憑弔了何其芳墓園。

一個人能否清醒地看待自我，嚴格地要求自我，積極地建設自我，有力地發揮自我，合理地實現自我，這不但是現實對人的根本要求，也是一個人能否超越現實，有所建樹的關鍵所在。李文放女士的奉獻不是偶然的情緒，也不是短暫的行為。她的奉獻不但來自真摯純潔的心靈，九死不悔的情願，更來自對保護本國文化必要性的深刻認知、高度自覺與執著的信念！正是心靈上的宏觀明慧與高尚的愛國主義精神，促使並激勵著這位歷經風雨坎坷的老人，長期不懈地做出了超常的奉獻。她雖然在家住部長樓，膝下兒孫滿堂，但並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從不知道享清福。在主持秦文研究會工作20年來，她埋頭耕耘，甘苦備嘗，痴心不改，從不伸手向國家要一分錢，幾乎把每月個人的工資全部用於秦文研究事業。有人引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的話，說李文放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是不為過的。公而忘私、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至今仍在她身上閃閃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