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翼賢

1928年，管翼賢在北京創辦了聞名一時的小型報紙―《實報》后並人《華北新報》。該報以下層民眾為主要對象，採取“小報大辦”的方針，對稿件進行精編、濃縮，版面編排也生動活潑，受到讀者歡迎，發行量最高時曾達10萬多份，居華北各報之首。初創時，該報就有著明顯的政治傾向，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后，其立場轉向抗日救國，曾發表過一些抗日言論，也舉辦過為抗日戰士募捐藥品、鋼盔等活動。北平陷落後，管翼賢即發生人格上的分裂，淪為漢奸。“現有的資料還無法呈現其轉變的‘心跡’，僅僅從表面的情況看，他似乎是‘嗜’報如命，以至於甘願以喪失人格、國格為代價，通過日軍報道部追回已被人佔據的《實報》資產，繼續其已失去了新聞意義的辦報生涯，《實報》也隨即淪為日偽宣傳工具”。

《實報》是管翼賢一生中親自創辦和出版時間最長的報紙，也是它具有卓越辦報才能的一個有力證明。

1928年10月4日，《實報》在北京創辦，是一張四開的小報。創辦之際，管翼賢即把“發揚黨義”、“提倡民生”作為宗旨，以求能在妥善處理與政治關係的同時，走一條市場化的道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採取“小報大辦”的方法，在盡量增加新聞容量的同時精采細編，多方面多層次迎合讀者需求，頗有點今天“厚報”的做法。針對城市市民的興趣和品位，他還在廣泛徵詢意見的基礎上，獨闢蹊徑，在報紙上開闢了“小實報”、“特別區”等副刊，發表一些舊體小說、譏諷文章、滑稽小品等作品。此外，管翼賢還注重加強內部管理，強調推廣銷售。管翼賢的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實報》吸引了大批市民讀者，短期內成為當時一張相當有影響力的大報。1931年後，《實報》最高發行量竟超過14萬份，被稱為“華北各報發行之首”。①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作為一張中國人主辦的中國報紙，管翼賢的《實報》曾經表現出抗日的色彩。事變的當晚，管翼賢接到來自東北的電話報料，第二天即將日本侵佔東北的消息搶在各報之前發了出去，還在報紙上開展了為抗日捐物活動，對捐款捐物人登報表揚，還把捐來的財物送往抗日前線。其新聞報道和評論，也呼籲人們在“國難當頭”時要“息爭禦侮”，②號召國人“速起救己，收復失地”，③先後發表了《中日不並存》、《抗敵惟賴決心》、《舍奮鬥無以求生》等抗日救國社論。老報人張友漁在對管翼賢這一階段的評價是“以其進步的政治傾向和辦報方法的成功，獲得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界的讚賞”。④

●委身日偽鼓噪漢奸理論

然而正所謂“歲寒識松柏，疾風識勁草”。管翼賢及其《實報》隨著中日戰爭局勢的變化而開始變化。中國軍事戰場上的失利嚴重動搖了一些國民黨要員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抗日前途的信心，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在華北危在旦夕之際，管翼賢迅速改變宣傳方向，《實報》的抗日報道漸無聲息，不久，調子一轉，開始鼓吹與日親善的漢奸理論。

北平淪陷后，民營報紙產生了分化。大部分“義不受辱”，要麼毅然停刊，要麼易地再辦；一部分捨不得停業，不得不接受日偽檢查；少數竟然屈膝附敵，成為漢奸報紙。此時，管翼賢先是到武漢、香港走避了一時，很快又回到北平，在日偽的利誘之下，很快和日偽人員打得火熱，得到了日偽政權的欣賞和信任，被委任為剛剛創刊的偽治安總署機關報《武德報》的第一任編輯局長。在日本社長龜谷利一和管冀賢的經營下，《武德報》很快成為日本侵略者對華北各報的統治中心，設在北平王府井大街的《武德報》的報道部對華班經常和華北各省聯絡。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入敵手，舉國悲憤，《實報》卻幸災樂禍地拋出了一個“國民再生論”，大談“南京之陷落，實給與中國一般民眾以徹底反省之重大機會”，稱國民黨首都南京之陷落，實是中國“再生紀元之一大轉變，……應重新建立以東亞文化為基礎之新中國”，規勸中國人民要“乘機徹底反省，決心努力新中國之實現”。12月16日，《實報》推出精心策劃的慶祝南京陷落特刊，將南京失陷稱為“最可慶幸的事件”，“南京陷落之日，就是討赤反黨軍事工作大告成功之日，就是我們大家得到復甦之日，我們要慶祝皇軍的告捷。”在以後長期的報道中，《實報》經常刊登“黨軍”、“共軍”被日軍擊潰的消息，將日軍的暴行說成是“拯救中國”和“和平”的需要，為日寇侵華貼金。⑤

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為緩解壓力，日本將對中國的政策由“進攻為主，招降為輔”變為“招降為主，進攻為輔”，實現“以華制華的目的。1938年12月22日，日首相近衛發表了對中國的招降聲明，汪精衛在越南河內得知后準備響應，29日，代表汪逆叛國宣言、臭名昭著的“艷電”在香港報紙發表。此後，管翼賢以及《實報》支持汪偽與日寇的“合作”，傳達汪偽的聲音，惡意誣衊和攻擊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1939年，管翼賢出任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局長，開始行使偽“局長”職責，幫助日偽制訂華北地區的有關宣傳綱領，指導“華北宣傳聯盟”和“華北新聞協會”的宣傳工作。1944年4月以後主持過由天津《庸報》改名的天津《華北新報》。先後充任的日偽官職有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局長、華北剿共委員會事務主任、中國新聞協會副會長、中華新聞通訊社副社長、《華北新報》總社社長等職，通過領導、指導日偽新聞事業，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和奴化中國人民的法西斯政治服務，極力宣傳“東亞聖戰”、“建立東亞新秩序”、“中日提攜”、“和平建國”、“反共救國”等法西斯理論和漢奸賣國謬論，在漢奸報人群醜中佔有重要一席。

●後事之師教訓足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管翼賢以漢奸罪被拘捕。1946年11月5日，被國民黨政府河北省高等法院判處死刑。管翼賢上訴請求復判，致拖延數年未能執行。1951年，新中國人民法院對其執行了死刑。

管翼賢的一生以喜劇開場，卻以悲劇落幕。一個才華橫溢的人為何卻難以駕馭時局？一個在抗戰初期也曾有過抗日傾向的人為何最終淪為國人所不齒的漢奸？箇中原因，不可不察。

管翼賢才華橫溢，精於編務，善於管理，無異是一位傑出的辦報高手，然而在複雜局勢下，卻不足以看清方向，駕馭時勢。加之缺乏一位優秀報人所應具備的最基本的民族氣節，終於身陷漢奸泥淖，不可自拔，淪為千古罪人。管翼賢的悲劇提醒我們，要想成為一位真正的優秀的“報人”，骨氣的培養和世界觀的改造是多麼的重要。因為歷史已經通俗地證明：一個力氣雖大卻不識水性的人，如果落入湖中，撲騰得越厲害，下沉得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