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報

1915年，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雷鳴遠創辦了一份聲明、地位僅次於《大公報》的《益世報》。當時正值老西開事件發生，《益世報》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積極報導和熱情支持天津人民的反抗鬥爭，抨擊法國的侵略行徑，因而給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銷路因此大增。抗日戰爭爆發后，《益世報》先後遷到昆明、重慶等地出版。

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天津教育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的《益世報》，日前問世。這不愧為天津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更是向天津建城６００周年獻上的一份厚禮。

舊日的天津，是中國的新聞輿論中心。曾幾何時，民國的四大報紙《大公報》、《益世報》、《申報》、《民國日報》就有半壁江山落戶津門。與《大公報》比肩齊名的《益世報》，作為津門報業的雙子星座，在近代新聞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其立論公正、秉筆直書、頗能反映民間疾苦的辦報旨趣，自１９１５年篳路藍縷草創到１９４９年閉館停刊的三十餘年間，成為民國亂世的激越清流。作為言論自由的平台和社會的喉舌，《益世報》留下了許多民國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鉤沉。羅隆基、梁實秋、田漢、錢端升、張秀亞、范長江、張恨水、鄧廣銘……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與《益世報》緊緊聯繫在一起。１９２１至１９２２年，遠赴法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受《益世報》的邀請，從遙遠的歐洲為《益世報》寫下了５６篇海外通訊……

《益世報》之父———雷鳴遠

《益世報》創刊於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創辦人是雷鳴遠。雷鳴遠是比利時籍的天主教傳教士，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巴黎修道院做修士。１９００年“庚子之亂”后，大批傳教士踏上中國的土地進行宣教活動。在這股宣教大潮中，雷鳴遠被比利時教會派到中國傳教，足跡遍及大江南北。１９１０年辛亥革命前，他被調至天津擔任望海樓教堂神甫。

雷鳴遠在恪盡職守的同時，也非常熱心參與天津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業，將傳教與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結合起來。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樓教堂內創辦誠正小學、貞淑女學，招收教內外的子弟入校讀書。辛亥革命后，關心中國時政的雷鳴遠又創辦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請專職教師和當時天津的社會名流講授現代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一時報名者踴躍。１９１５年，雷鳴遠聯合幾位天主教教友，廣泛募款，正式創辦《益世報》。雷鳴遠任董事長，劉浚卿和楊紹清、杜竹萱分任正副總經理。和天津其他各大報刊多將報館設在租界內不同，《益世報》報館就在南市榮業大街。

當時，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中，以法國的勢力為最大。不過，他對法國傳教士的生活作風和宣教方式極為不滿。而法國傳教士對他辦學辦報、熱心中國事務的舉動也是側目而視。《益世報》創刊后的第二年，法國人想將老西開據為己有，強行派兵把駐守此地的中國警察全部繳械，即歷史上著名的“老西開事件”。此舉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雖身為天主教的傳教士，雷鳴遠卻和中國人站在一起，極力抵製法國人對老西開的侵佔，授意《益世報》對天津各界的反抗運動給予連篇報道和大力聲援。為此，雷鳴遠贏得了天津各界的讚譽，同時也激化了與法國人之間的矛盾。１９１８年，雷鳴遠迫於法國傳教士的壓力，不得不去職離開天津回到比利時。

１９２７年，惜別中國九年之久的雷鳴遠返回天津。身為《益世報》的董事長，雷鳴遠始終關注著它的發展。長年在華的生活經歷和宗教的普世情懷，使他對中國懷著深厚的情感。他在自己的講演集序言中真摯地寫道：“此生此世，獻為中國之犧牲”。１９２７年重返天津之後，雷鳴遠即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及至１９２８年加入中國國籍之後，他便以中國人自稱。

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隨著日本不斷在中國挑起各種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雷鳴遠所經營的《益世報》，亦開始成為反日的輿論先鋒。報館經常頂住重重壓力，發表痛快淋漓的社論或文章。雷鳴遠對於這些反日言論，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還大加鼓勵。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長城抗戰之時，年逾六十的雷鳴遠親自組織救護隊奔赴華北的抗日戰場，進行救護工作。救護隊行至河北遵化，當有人請雷鳴遠講話時，他說：“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要抗戰到底！”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天津《益世報》被迫停刊，雷鳴遠也不得不撤到大後方。經過努力，１９３８年《益世報》終於在雲南昆明復刊，雷鳴遠親自前往報館祝賀，並鼓勵同仁抗戰到底。１９４４年，這位《益世報》創辦人，病逝於重慶，終年６９歲。

《益世報》的輝煌與劉氏兄弟

１９１５年，雷鳴遠創刊《益世報》之時，天主教徒劉浚卿作為主要助手，出任《益世報》總經理。劉浚卿，薊縣人，民國時期移居天津望海樓天主教堂附近，得以結識雷鳴遠。劉浚卿幹練的辦事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雷鳴遠的賞識，並且引為知己。雷鳴遠所創設的誠正小學、貞淑女學和共和法政研究所，皆由劉浚卿出任校長和所長，雷對劉浚卿的信任可見一斑。《益世報》創刊后，劉浚卿任總經理，全權負責報館的日常經營活動。除卻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８年奉系強佔報紙的三年之外，他一直擔此重任，直到１９３４年去世。在雷鳴遠離開天津的九年，劉浚卿更是一人獨撐大局。所以時人亦稱《益世報》為“劉家報”。

劉浚卿任《益世報》總經理近二十年，先是借廣泛的人際關係和出色的管理能力，為《益世報》打開銷路。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時，劉浚卿又聘請徐謙擔任主筆評論時政，支持學生運動，使《益世報》的社會聲譽頗佳，一舉奠定了名報的地位。１９２５年奉系勢力進入天津，因劉浚卿所主持的《益世報》擁直反奉的政治立場，奉系不僅逮捕了劉浚卿，還強行接收了《益世報》。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８年三年間，《益世報》淪為奉系的傳聲筒，幾近關門的境地。１９２８年奉系敗退撤出天津之後，劉浚卿重新出山接掌《益世報》。面對報社資金、人才短缺以及同行業競爭激烈等狀況，他與雷鳴遠商議將《益世報》由獨資經營改為容許股本入股的有限公司形式，解決了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爾後，又起用南開大學畢業的族弟劉豁軒擔任《益世報》總編輯一職，挽回《益世報》走下坡路的頹勢。

劉豁軒與劉浚卿是同村同族的兄弟。１９１９年，劉豁軒考入天津南開初中，后又念完南開高中、南開大學。１９２８年劉豁軒從南開大學畢業后，應兄長劉浚卿之邀，出任《益世報》總編輯。劉豁軒走馬上任，很快就顯示出超群的辦報才華，與兄長劉浚卿一起使《益世報》走出困境。

劉豁軒擔任總編輯之後，首先擴充報館的編輯、記者陣容。他先後盛邀南開大學的同學汪心濤、趙莫野、唐際清等人加盟。這些年輕人雖無新聞工作經驗，但是憑著良好的素質和一股幹勁，很快就成為《益世報》中堅力量。劉豁軒又在北平、上海等十餘座大城市增設特派記者，在河北、山東、遼寧等省的重要市縣聘請通訊員，廣開新聞來源，在新聞報道方面逐漸具備了競爭能力。經劉豁軒的精心調整、充實，《益世報》再度鵲起於津門報界。

１９３２年，劉浚卿因患病逐漸淡出。《益世報》上下大事小情，實際上皆取決於總編輯劉豁軒的擘畫和裁斷。１９３４年，劉浚卿去世，雷鳴遠通過董事會正式任命劉豁軒兼任總經理一職。這種“兄終弟繼”的權力交接方式，保持了《益世報》的辦報風格，而劉豁軒出色的辦報才華，又使《益世報》更上一層樓。

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時局的動蕩使劉豁軒敏銳地感覺到社論對於報紙的重要性。為此，他先後以重金聘請羅隆基、錢端升等社會名流為《益世報》社論主撰。羅、錢二人銳利的時政分析，深受讀者歡迎。然而，《益世報》也因敢於言論而觸怒當局，一度被停刊封殺。身為總經理的劉豁軒，一方面既要保持《益世報》的敢言風格，一方面又要為報紙生存著想，遂不得不適度妥協。

除了注重時論外，劉豁軒對各種副刊也極為看重。為此，他力邀馬彥祥主編副刊《語林》，並約請老舍、張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當時的文藝界名人如田漢、葉淺予等也都為副刊《別墅》撰稿，使其內容相當豐富充實。此外，《益世報》還在中國報界首創“社會服務版”，其內容包羅萬象。既有職業介紹、代人徵聘，又有施捨賑濟、募集捐款等方方面面。《益世報》對副刊的苦心經營，使它擁有當時副刊中最多的讀者。

１９３６年，因《益世報》董事會的不信任和工作的過度疲勞，劉豁軒辭去總經理兼總編輯的職務，轉而就任北平燕京大學的新聞系教授。從此，他很少過問《益世報》事務。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天津《益世報》復刊，他再次出任社長兼總編輯。但不久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赴歐美考察新聞事業。１９４６年回國返津。１９４８年離開《益世報》報社，前往上海。

自雷鳴遠１９１５年創辦《益世報》以來，將《益世報》發揚光大的功勞，劉浚卿、劉豁軒兄弟可謂是不遑多讓。

兩度出任社論主筆的羅隆基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時局的動蕩，促使劉豁軒決心請一位強有力的筆杆子來主持《益世報》的社論，他想到了此時身在上海的羅隆基。羅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１９２１年，他畢業於清華學校，后留學英美研習政治學和中國近代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歸國之後，曾先後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並且主編《新月》雜誌。劉豁軒醞釀延請羅隆基出任《益世報》社論主筆之時，羅隆基正因針對“九一八事件”而發表《瀋陽事件》一文，批評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學教授的處罰。接到《益世報》的邀請函后，羅隆基欣然離滬赴津，出任《益世報》社論主筆一職。

劉豁軒給予羅隆基的待遇，今天看來也太優厚了。不僅開出高額月薪５００元，配發專門汽車一輛，而且還允許羅隆基在外兼課兼薪。羅隆基抵達天津就任《益世報》社論主筆后，又接受張伯苓校長的禮聘，在私立南開大學教授政治學。坐著報館供給的專用汽車，羅隆基穿梭在南開大學與《益世報》之間，左手執教鞭教書育人，右手握如椽大筆寫快意文章。劉豁軒不僅在物質上極力滿足羅隆基，對於這位“大才子”的一些“無禮”要求，也全都一一照辦。譬如，羅隆基寫社論選擇題目時，從不與報社商議，本人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劉豁軒照辦；羅隆基寫好的社論文章，偶有筆誤錯字可以校正，其他概不能更改，劉豁軒照辦；羅隆基每次到報館來，幾乎很少與人接近，經常是獨坐一室看報寫稿，寫完就走，劉豁軒照辦。劉豁軒對這位文筆出眾的政論家的一再優容，體現著《益世報》求才若渴的急切心情。

羅隆基就任伊始撰寫的第一篇社論就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彈。在這篇題為《一國三公僵政局》的文章中，羅隆基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的國民黨三位最高領袖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抨擊三人的派系之爭誤國誤民。緊接著，羅隆基又接連在《益世報》上發表了《可以戰矣》和《再論對日方針》兩篇文章，呼籲武力抗日。自此之後，《益世報》成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論喉舌，諸如《剿共勝利不算光榮》、《攘外即可安內》等重要的社論相繼刊出。也正是因為羅隆基能夠言別人不敢言的道理，寫別人寫不出來的文章，《益世報》自聘請羅隆基擔綱社論主筆以來，報紙銷量大幅上升。當時天津報館林立，有近７０餘家的大小報紙，而《益世報》日銷量可達４至５萬份之間，羅隆基這個社論主筆請得值。

在報紙銷量不斷上升的同時，《益世報》也冒著越來越大的風險。由於羅隆基“出言不遜”，致使國民黨對《益世報》和羅隆基懷恨在心。為此，天津國民黨黨部曾經多次出面要求《益世報》撤換社論主筆，劉豁軒頂住壓力，以羅隆基聘約未滿為由婉言拒絕。國民黨當局眼見“文勸”不成，悍然決定以“暗殺”的方式武力除掉羅隆基。１９３３年秋天的一個下午，羅隆基乘報館專供的汽車前往南開大學上課，行至海光寺路段時，對面駛來一輛敞篷大卡車，四名國民黨特務對準羅隆基的汽車，連發十餘槍。羅隆基眼見不好，立即卧倒在車座前空隙里，倖免於難。這次暗殺事件后不久，天津國民黨黨部採取先發制人之策，搶在《益世報》與羅隆基續約之前，“最後一次警告”《益世報》辭退羅隆基。劉豁軒為保證羅隆基的生命安全，也為《益世報》的日後生存考慮，不得不辭退了羅隆基。

羅隆基去職之後，《益世報》的社論主筆一職在很長一段時間空缺。劉豁軒又聘請清華大學教授錢端升任社論主筆，繼續發表抗日言論。錢端升雖然行文風格與羅隆基相異，但文章的犀利程度絲毫不遜於羅隆基。不久，錢端升同樣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職走人。《益世報》的“屢教不改”終於惹怒蔣介石，被迫休刊三個月，後來經過多方通融才得以復刊重新出版。

隨著華北局勢的日益緊張，宋哲元逐漸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區。由於宋本人主張抗日，因此《益世報》抓住這一時機，決定再次聘任羅隆基就任社論主筆。羅隆基也通過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諒解，重新上任。再度擔任《益世報》社論主筆的羅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籲抗日，批判蔣介石政府。只是這時的蔣介石為應付動蕩不安的政局忙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羅隆基和《益世報》的“放肆亂言”。羅隆基的這一次主筆生涯較為長久，一直延續到１９３７年８月天津淪陷、《益世報》停刊。

彈指一揮間：《益世報》漸入尾聲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這句古語用來形容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中國政局，再恰當不過。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偌大個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同樣，也容不下一張有正義感的報紙。劉豁軒辭去《益世報》總經理之後，李渡三出任總經理。但不久之後就被雷鳴遠驅逐出報館。生保堂臨危受命為《益世報》總經理，不料卻被日本特務綁架殺害，《益世報》隨即閉館停刊。

八年抗戰勝利之後，《益世報》原創辦人雷鳴遠已經病歿在重慶。天津《益世報》第一任總經理劉浚卿之子劉益之，奉命從重慶返回天津，重建《益世報》。原《益世報》總編輯兼總經理劉豁軒也被再次邀請出山，擔任復刊后的《益世報》社長。劉益之兼任總經理。《益世報》在津門的叫賣聲又響了起來。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天津解放，《益世報》也隨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創辦３０年的民國四大報之一的天津《益世報》宣告結束。而劉益之解放后曾經輾轉前往新加坡，於１９５２年６月創刊新加坡《益世報》，但因經營條件困難，創刊后４個月隨即就停刊了。

從《益世報》１９１５年創刊到如今，春秋悠悠已過九十載。即使距離天津《益世報》的停刊也有半個世紀之久了。那曾經以記載社會生活的時效性著稱的《益世報》，如今已經塵封為歷史。一切過去的都可以是歷史，但有些被記起，有些被忘卻，有些被記起后又被忘卻，有些被忘卻后又被記起。九十載后的今天，《益世報》全套影印本終於得以出版，就當做是對《益世報》九十載的回眸，對與《益世報》有關人物的懷念和對歷史的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