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地理學

環境地理學，作為自然地理學核心的部分，一般是以人——地系統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

環境即指人類為中心的自然條件（氣象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地貌等）複合系統，運用系統工程原理和方法，研究可持續發展與環境複合系統結構、功能、動態變化與協調平衡機制，深入研究該複合系統的理論和方法，揭示其自然規律，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服務。環境地理學的成果在人類居住地（城市、村鎮等）規劃建設、農業生產、海洋產業、水利、氣象氣候等人類生產生活活動中得到廣泛應用。

環境地理學不能簡單地看作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其理論和成果與我們的生產、生活活動息息相關。

經濟地理學是以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為中心內容的一門學科，它是人文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包括經濟活動的區位、空間組合類型和發展過程等內容。

以生產為主體的人類經濟活動，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整個過程，是由物質流、商品流、人口流和信息流把農場、礦場、工廠、鄉村和城鎮居民點、交通運輸站點、商業服務設施以及金融等經濟中心連結在一起而組成的一個經濟活動系統。這一系列經濟活動都是在具體的地域內進行的，因此，以地域為單元研究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活動的系統和它的發展過程，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特殊領域。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比較年輕的現代科學，但它的發展過程淵源久遠，從古代的經濟地理資料積累、近代學科的形成和演化，到現代的經濟地理學，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早在2000多年前，人類由於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需要，開始從各方面觀察並記述地理環境、生產活動和各種有關現象的分佈情況，逐漸積累經濟地理知識。早期有關經濟地理的記述，大多見諸歷史學者的著作，如古希臘歷史學家斯特拉波著有《地理學》17卷，描述當時歐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自然特徵、物產、居民、風俗習慣等，可說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和經濟地理志；中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史記》中的《貨殖列傳》，敘述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人口、經濟、物產、貿易和城市；東漢史學家班固主編的《漢書》中包括《地理志》和《食貨志》，記述了全國各地的山川、物產、戶口、城邑、田制、賦役、倉儲、漕運、農業、牧業、手工業、採礦業和市場。以後歷代正史編撰均承襲這一體例，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濟地理資料。

到九世紀，在阿拉伯世界出現了區域性地誌，記述西亞和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物產、商業和交通情況。大致與此同時，中國的地方志也開始盛行，此後一千多年中，據估計全國各地先後刊行的各種類型的地方志超過一萬種。其內容包括行政區沿革、山川、戶口、農事、物產、水利設施、道里、交通、貢賦、城邑、關塞、災異、民俗等，並附有地理圖。

公元14～17世紀，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並伴有地理大發現的活動，從而開闢了新航道、發現了新大陸、向海外大量移民、掠奪殖民地資源、擴大世界市場。因此產生了對世界各地的地理環境、資源分佈、經濟生產、交通運輸、商業中心和進口城市等的情況進行廣泛調查研究，促進了經濟地理學的前身——商業地理學的發展。

在此期間，中國由於明初以後的明、清封建政府多實行海禁，基本上未受地理大發現的影響，未向海外開放，以致經濟地理著作仍停留於本鄉本土的記述。

1760年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首先提出了“經濟地理學”這個名稱，指出研究國家經濟必須結合地理條件來進行。1882年德國地理學家格茨發表《經濟地理學的任務》—文，論述了經濟地理學的性質及其構成。

經濟地理學同以前出現的商業地理學相比，研究範圍更為廣泛，內容也比較系統化，標誌著經濟地理學已從地理學中分化，獨立成為一門學科。在此前後，德國經濟學家屠能於1826年提出農業區位論，韋伯於1909年提出工業區位論，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於1933年提出中心地學說，經濟學家廖什於1940年發表《區位經濟學》，逐漸充實了經濟地理學的理論。

中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地理學，主要通過歐美學者講學和向歐美派送留學生。到40年代末，在10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講授經濟地理學，其中以英國斯坦普為代表的統計記述學派影響較廣泛。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地理工作主要是關於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邊疆勘察和地區性考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地理知識的普及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戰後各國的經濟恢復和建設，促進了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地理學的中心理論是分佈論，重點是研究地域差異，戰後進入了區位論和景觀類型論研究的現代階段。

20世紀60年代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急劇發展，電子計算機的應用日益推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和新技術的應用，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迅速改變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生活環境，在經濟活動所創造的地區布局方面和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方面，都出現了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區性的新問題。這種新形勢向經濟地理學提出了新課題，要求探討社會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的形成過程和發展方向。

經濟地理研究中的一個新特點是加強社會觀點、經濟觀點和生態觀點，把協調人類活動和地理環境的關係看作中心任務。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地理數量方法，計算機和遙感等新技術手段的應用也逐漸推廣，並從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方面引進有關理論方法，使經濟地理學朝著數量化、經濟化、生態化、社會化的方向發展。

目前，經濟地理學在世界多數國家中已成為地理科學系統中最為發達的一門分支學科。經濟地理著作在各國所發表的地理文獻中佔有較大比重。在各國許多類型的高等院校中，都開設了經濟地理課程，並出現了專門的經濟地理系和經濟地理研究所。一些國家還在政府中建立了有關經濟地理調查研究的業務機構。

對於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多年來一直是各國經濟地理學者探討的一個理論問題。在歐美各國，大致認為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包括生產、交換、消費的廣義的經濟活動，這種研究是在地區基礎上或以一定的地區為單位而進行的；不僅研究經濟活動的分佈，而且聯繫到經濟的空間結構；在聯繫有關因素時，把地理環境擺在重要地位，著重探討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的關係。

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即包括各經濟部門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區經濟部門的結構、規模和發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門結構的相互聯繫。因此經濟地理學涉及自然、社會經濟、技術條件多方面的綜合性問題，具有綜合性特徵。經濟活動必然發生在一定的地域內，與一定的地理環境相關，因此經濟地理學又具有明顯的地域性。

與經濟活動有關的條件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技術條件。因此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工作具有自然—社會經濟—技術相結合的特點。經濟地理學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聯繫一定地區的各種有關條件來論證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系統，有助於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和經濟建設。

由於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特殊領域具有自然、技術、經濟相結合的特點，可以認為它是一門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有著密切聯繫的社會科學範圍內的邊緣科學。

經濟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它同人文地理學的其他分支如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等有互相交流觀點、方法和資料的密切聯繫，研究領域也有部分重疊。經濟地理學和新興的國土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區域科學(區域經濟學)也有許多共同的研究對象。

此外，由於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需要，現代經濟地理學研究內容不斷豐富，與有關學科互相滲透，在地理科學體系內部產生了一系列新的邊緣科學，如資源地理學、應用地理學、建設地理學、數量地理學、發展地理學、預測地理學等。

經濟地理學根據研究對象和範圍的不同，可分為綜合經濟地理學、部門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經濟地理學3類主要是對經濟地理學中一些帶普遍性的綜合問題和基本理論、方法論等問題進行規律性研究，如經濟活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自然資源的經濟訐價、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遠景需求及進行地區間平衡的可能性、生產布局的一般規律和原則，經濟活動地域系統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經濟地理學方法的革新、經濟地理學史等。

按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專門的研究，分別探討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等部門的生產布局理論、地域組織的形成、特徵、結構、分類和分區，形成了以下幾個分支：

農業地理學主要研究農業活動的地域差異和變化，而土地利用是這種現象最明顯的反映，因此土地利用一向是農業地理學研究的重點。在此基礎上，研究農業生產的地域布局和地域類型的形成條件、內在聯繫和發展變化的規律，進行農業生產的各項資源的評價和合理利用以及農業地域類型和農業區的劃分，等等。

工業地理學主要通過對影響工業生產地域布局的各種自然、社會經濟、技術條件的分析，來研究各工業部門的布局規律、工業地域綜合體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等等。70年代以來，在工業地理學研究中出現了工業區位決策和工業地域系統的形成等新課題。

交通運輸地理學主要研究各種不同類型運輸業的地域布局，包括運輸樞紐和綜合運輸網的布局，運輸活動和地理因素的空間聯繫，客流和貨流的形成、流向和流量分析，運輸樞紐和腹地的關係，運輸區劃及其變化等。由於城市化的發展，還出現了一些與城市地理學有關聯的研究課題。

商業地理學主要是研究各國、各地區物產分佈商品集散的中心和範圍、貿易聯繫、貨運情況等。現代商業地理學著重研究商業的地域組織、市場區位、商業中心和腹地的經濟聯繫、商品銷售和居民的社會經濟結構關係、商業活動的季節變化等。

此外，部門經濟地理學也可根據第一產業(採礦、農業、森林採伐、水產捕撈、能源開發)、第二產業(加工製造)、第三產業(運輸、商業、旅遊、服務等)和第四產業(包括金融、保險、新聞出版、科技研究和情報以及行政管理部門)的劃分而進行研究。此外，歷史經濟地理、旅遊經濟地理、經濟地圖等也屬於經濟地理學研究的範疇。

地理學的地域性和綜合性的特點在區域經濟地理學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在20世紀50～60年代，地理學的發展著眼於專業分化，區域地理學一度式微，到了70年代，地理學開始強調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緊密聯繫進行研究，使區域經濟地理學日益受到重視。區域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地區綜合開發問題，是現代各國地理學研究的主題。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佈是不均勻的。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造成經濟空間分佈有疏有密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環境本底的非均勻分佈以及經濟自身的集聚和擴散力量。基於這種研究議題，經濟地理學顯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學科特點。一方面，影響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種自然要素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類在地表的經濟活動已經並且正在強烈地改變著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變化和環境問題，成為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這種學科特性使經濟地理學最有資格成為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研究的紐帶和各類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應該承認，離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規律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透視各種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在擺脫單純追求經濟（GDP）增長的發展觀之後，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顯示出其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視角，可以為塑造新的發展觀做出重要貢獻。此外，由於經濟地理學長期以來對區域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這門學科也在社會經濟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重大項目的戰略布局等領域。

經濟地理學也是一門非常活躍的學科，發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研究視角和研究範疇呈現多元化。這個特點與其研究對象有著密切的關係——經濟活動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展現出巨大的與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相關的空間差異。在歐美國家，經濟地理學界幾乎每十多年就出現一輪新的理論思潮，來思索和解釋社會經濟變革的空間內涵和過程。另外，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濟地理學者經常會感受到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微妙差異。而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導致這種差異。承認這種活躍性和多元性並不損害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因為核心問題一直是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動力）；了解這個特性有助於進行更有效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點上經濟地理學與其他地學分支是有很大區別的。在地球表層，除了大氣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層的自然變化的時間尺度都是以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萬年計，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這些學科相對穩定的研究範疇和研究方法。現在，隨著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是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經濟地理學的活躍性將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帶來生機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費爾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中指出的，“經濟地理學正處于思維變革和快速成長時期的一個充滿未來的時刻……充滿著各種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思維爭辯。”這些思辨將使人們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將塑造社會經濟的空間過程，因而將直接促進人類影響下的地表過程研究的發展。

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現狀與趨勢

二戰后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複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係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係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係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現在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係。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係的研究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目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我國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

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后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隻能說明我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后，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我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我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繫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係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我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我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紮實的理論基礎。

對發展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幾點思考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範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我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係：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係。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係。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係。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繫。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繫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係。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範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係。過去十多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係。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