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
古代政策
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對海事進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
主要徠在明朝初年和明朝中後期。因為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明朝中後期“海禁”主要是因為倭寇橫行。 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許寸板下海”的祖訓，後來“海禁”一度鬆弛（鄭和下西洋就發生在明朝）。再后，為了防禦倭寇的侵擾，又曾厲行“海禁”。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間開始到明末海禁的廢弛經歷了一個多變的過程。從明初嚴厲的海禁政策，永樂年間海禁的鬆弛，永樂后（洪熙—弘治）海禁政策的再強化，嘉靖年間的海禁政策高度強化，隆慶開放和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明末海禁的廢弛。這些政策對明朝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傳統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由王朝政府經營的朝貢貿易，一種是由民間私人經營的私人海外貿易。朝貢貿易是指海外國家派遣使團到中國朝見王朝皇帝，“進貢”方物，中國王朝則予以官方接待，並根據“懷柔荒遠”、“薄來厚往”的原則，回贈進貢國以“賞賜”。“賞賜”物品的總價值大於“進貢”物品總價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進貢”與“賞賜”之間有著物品交換關係，體現著國家間的經濟關係，更體現著國家間的政治關係，經濟關係服務於政治關係。中國王朝國家多能積極經營朝貢貿易，確立有明確的政策，制定有完善的制度，設立有具體的經管部門。由政府一手經管操辦，是朝貢貿易最為顯著的特點，帶有明顯的政治屬性，不是正常的外貿形態。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屬於民間私營工商業經營，由於中國古代王朝國家很早就確立了抑商的基本國策，所以民間私人海外貿易長時期地受到王朝政府的抑制阻礙、嚴格管理甚至禁止禁絕，得到王朝政府鼓勵扶持的時期十分有限。中國王朝國家時期，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缺乏發展的獨立性和良好條件，其盛衰興亡以王朝國家的私人海外貿易政策和管理為前提，是其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
從元朝開始，日本的民間走私行為發展成地方割據勢力支持的海盜，中國的史書也開始出現倭寇的記載。也許是仰仗著戰勝忽必烈軍隊的戰績，日本商人甚至駕駛武裝船隻來到中國，要求元朝政府開放貿易。元朝政府吸取了戰敗的教訓，不願再與日本人開戰，便採取了海禁措施。傳統中國朝貢貿易和私人海外貿易的上述特點，在明王朝統治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
明初，沿襲唐、宋、元朝制度，繼續實行政府控制經管的朝貢貿易政策。朝貢貿易導致不斷賠本，以致“庫藏為虛”，給明王朝帶來了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朱元璋認為明朝的根本在於農業，而農業的產值足以養活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不久之後卻發生了所謂胡惟庸“通倭叛國”的大案。這件大案的節點是胡惟庸暗中勾結倭寇妄圖推翻明政權自立為王。雖然後世史家對此結論多有質疑，但當時倭寇作為一種威脅明朝的外部勢力卻是不容小覷的。
這一時期，日本進入戰國時期，許多日本浪人徘徊於中國沿海，從事海盜活動，頻頻襲擾明朝沿海地區。從元代以來，倭寇為患早已見諸記載，如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四：“元之盛時，外夷外貢者，至千餘國，可謂窮極天地，罔不賓服，惟有日本，倔強不臣。阿拉罕以師十萬從征，得還者僅三人。”至明初，日本國仍是“不服王化，冥頑如初”，明朝派使臣趙秩往諭其君，但令人沒想到的是日本天皇竟然對趙秩戲言相向，並且殺害了他。
曾經進兵收復海南的大將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建議徹底消滅倭寇，加強海防。於是，朱元璋對日本國下了通牒：“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沿海，設備防倭。”同時，為了防備沿海奸民與倭寇勾結，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國人對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到了明成祖永樂年間，由於永樂皇帝靠武力奪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於是，永樂皇帝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航海隊伍，由三寶太監鄭和率領，浩浩蕩蕩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國宣示大明帝國的威嚴，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鄭和下西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創舉，然而鄭和的七下西洋卻並未給當時明朝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反而讓這種厚往薄來的貢賜體系增加了明朝的經濟負擔。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於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採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覆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乾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兩個朝貢使團在寧波為入貢資格問題爆發了“爭貢之役”，使很多無辜的中國軍民被殺或被擄，“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此徠后，明朝統治者認為“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並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是以，朝廷接受建議，封鎖了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隻，斷絕了海上交通。
在嚴厲海禁的政策下，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被視為非法行經，被迫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即被迫轉入走私和武裝走私，並出現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嘉靖年間，最大的武裝走私集團頭目王直，成為眾多走私集團的公認首領，“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擁眾數十萬，先稱“靖海王”，后稱“徽王”，甚至“南面稱孤”。明王朝對這些武裝走私集團進行軍事打擊，走私集團則團結起來並連結利用日本倭寇進行對抗，從而造成嘉靖四十多年間曠日持久的所謂“倭寇之亂”。倭寇之亂實際上是嚴禁民間海外貿易政策的必然結果，具有禁止與反禁止鬥爭的性質。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甚至越打擊反而越劇烈，使明王朝消耗了大量兵力物力，疲於應付，成了心頭大患。這一時期嚴厲禁止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落後性，違背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違背了廣大人民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的利益，給明朝社會經濟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失，嚴重阻礙了正常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世宗死，穆宗繼位，認識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
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書曰“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同年，隆慶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
不就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並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並徵稅。督餉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內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並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雖然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為合法經營。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調整，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為正常地發展，並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史載隆慶初，僅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成效明顯。
據學界研究，當時明朝的產品諸如絲織品、瓷器、茶葉、鐵器等，廣受世界各國歡迎，而許多國家缺乏名優商品能滿足明朝的國內需求，只好以白銀支付所購明朝商品，引致白銀大量流入明朝。據估計，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間，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國輸入明朝的銀元，至少在1億元以上，有力地促進了明朝國內商品經濟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也為明朝中國商人積極參與當時已經建立起來的東亞及太平洋貿易圈，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遇和舞台。
明朝海外政策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官方海外開放時期一轉折時期一對海外民間社會開放時期，經歷了開放一轉折一開放的歷程 ，我們可以注意到，明代所謂的禁海大部分時期都是針對日本的帶有經濟制裁性質,經濟封鎖性質的貿易禁運,軍事禁運無論明初的海禁還是嘉靖事情打擊海盜倭寇的海禁都是如此。
明初是官方壟斷的對外開放在弊端暴露后，中葉政策調整平定外來侵擾后,轉向對民間社會的開放海外政策完成了以政治中心向經濟中心的轉移也即將官方層面的開放下移到民間層面的開放。
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對海事進行的-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明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海禁。 早期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明永樂年間， 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著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嚴格，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展。隆慶年間明政府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
明太祖朱元璋實行海禁一部分原因是抵禦流寇騷擾和前朝殘餘勢力，另一部分也是推行重農抑商的結果，畢竟明清的商品主義有了較大的發展,至明朝中後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對於封建統治是很不利的，明朝的海禁和清朝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都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的今代化,使中國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
明朝海禁割斷了中外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遏制了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阻礙了明朝社會科技和文化經濟的發展，拉大了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同時明朝海禁因禁止外國商人的進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國內思想文化的進步。
總的來說，明朝海禁是一項消極的防範措施。朱元璋的兒子即位后解除了海禁，海禁的解除為中外貿易與交流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張立娜：明立之初的海禁作為新王朝立足未穩的防衛之策 出台，而洪武十四年之後的海禁淪為了多疑的明太祖翦除政治對手、防止海內外勾結的副產品。洪武三十年裡的嚴禁為後世的朱明君主創留了惡例。
胡海靜：明朝的海禁政策嚴重影響到了明朝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但同時也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邊海百姓的安全，在倭患解決以後，明朝就解除了海禁，這一點和清朝海禁有很重大的區別。
王冬青：明朝中後期的屯門之戰和西草灣之戰是近代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第一次海上軍事衝突，造成衝突的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與明朝的朝貢貿易和海禁政策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劉蓮：明朝時期的中日關係曲折發展、倭寇的不斷侵擾成為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彭曄：十四世紀時期明朝開展了一系列的海禁運動主要是為了防止沿海軍閥餘黨的叛亂以及海盜滋事。
郭學禮：明朝海禁不但沒有禁住老百姓，沿海民眾反而衝破海禁封鎖紛紛下海從事走私貿易活動，海禁政策形同虛設，走私屢禁而不止。
聶德寧：在明朝海禁專制政策的長期限制之下，民間海外貿易活動步入了艱難發展的道路。
戚暢：為打擊私人貿易，明朝建立伊始就厲行海禁，中外貿易失去了正常通道；為實現政府對海外貿易的控制，明廷又大力發展官方的朝貢貿易，由市舶司統一收購使團附載貨物，以壟斷朝貢貿易的利潤。明代朝貢貿易和海禁的結合形成了明朝特殊的官方貿易壟斷制度—朝貢貿易體制。
中國明清時期實施的海禁政策，通常指控就是限制了沿海民眾的正常謀生之路，而早期的麻制漁網質料很差，需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加上食物儲存技術不佳，即使不禁出海也鮮有人“出海”捕漁。定位、星象、漁訊、氣象、風象這些在早期皆是大問題，航至台灣都算生死攸關的事，並不是普通漁民就可以處理的事務，稍大噸位的帆船也不是個人能負擔得了的，所以當時多是利用漲退潮以石滬、中國漁網或鸕鶿、舢舨等從事沿岸撈捕。
民間貿易雖被禁而在明代的官船、南洋船、縣船並未禁絕，對於民間沿海船隻也僅強迫改為不利遠航的平底船及嚴禁民造雙桅船（漁船不可能大到有雙桅船編製），明代沿海船隻真正被禁絕的時間不多，嚴格來說是從沒禁近海船隻，僅規範遠洋船隻，卻可以有效制止糧食因無德商人因貪圖東洋銀貨外流，及違禁品比如銅及銅製錢的外移，造成國內物價不穩定及米價等民生必需品高漲的情形，甚至引發糧食危機，儘管海禁實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走私和打擊海盜，但實際上，真正受到打擊的是本地漁業及國內的沿海貿易，海盜和走私商人的活動反而因為海禁的存在，而更為猖獗，對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相當消極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