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開關
隆慶開關
隆慶開關指明朝隆慶元年（1567年），隆慶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
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
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也有學者估算，“由萬曆元年（1572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為張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日後在內憂外患中掙扎的明朝提供了延長壽命的資本。
參見：明朝海禁、倭寇、籌海之爭
中國傳統商船
明成祖雖有官方的下西洋之舉，但仍“禁民間海船”，嚴令“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此間，海禁令和朝貢貿易的執行情況並沒有太大問題，明成祖甚至任命晉江籍僑領許柴佬總督呂宋國事，不過自明成祖去世后，朝貢貿易的萎縮，以及海禁令逐漸廢弛，違反海禁出洋的中國海商活動日趨頻繁。直到16世紀后，倭寇在沿海地區肆虐的情況日益嚴重，當時的朝廷官員為了重建中國沿海的海上秩序，對海禁存廢產生嚴重分歧。
嘉靖倭亂髮生后，明朝朝野曾發生過一場禁海問題的爭論。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放棄傳統的“海禁”政策，要不要開放本國商民的海外貿易。儘管很多人仍抱著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還是有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海禁”與海寇之間的關係，極力主張開放“海禁”，以根除海寇，其中，福建巡撫譚綸積極倡導開海，譚綸請求朝廷允許福建商民在近海與外通商，有不少中央政府官員都表示了認同。
明世宗死，明穆宗繼位，明朝進入了隆慶時代。明朝政府面對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的現實，認識到福建巡撫許孚遠在奏疏中說的“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問題，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
明穆宗
不久后又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並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並徵稅。督餉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內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並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雖然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為合法經營。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調整，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為正常地發展，並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史載隆慶初，僅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成效明顯。
隆慶帝從實際出發，以開關為主要治國方略，從經濟入手打開了阻礙社會發展的枷鎖，使明朝經濟煥發活力，成為當時世界上貿易往來最頻繁的國家。隆慶開關表現出來明朝對待國民的海外貿易政策上，可謂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已完全更改了皇朝祖制。
它突破了朝貢貿易的局限，促進了民間 私人貿易的繁盛，大大推進了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繫，促使晚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最終完成。它在中國古代經濟史和對外貿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對中國乃至世界 經濟發展都起到一定的影響。
隆慶開關是明代繼鄭和下西洋之後對外關係中又一重大事件，標誌著明朝的對外交往從官府層面轉向民間層面。曾經為官方獨佔的海外貿易，日漸衰微，逐步讓位給更加具有活力和發展前途的民間海外貿易。這使得明末中國沿海又興起一個“中國海盜的黃金時代”。
隆慶開關是一次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貿易只是開了一條小小的縫隙，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為唯一的開放“特區”。沿海所有對外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到這裡辦理繁瑣的手續，並從這裡裝貨出港、入港驗貨。所有船隻都必須申領“船由”（船籍證書）、“商引”（也叫“文引”，營業執照），才能出海。
這一制度發展到後來，甚至對出海船隻的建造和運營實行總量控制，“東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隻”，嚴禁彼此間越境販貿，出海后逾期未歸者，即使證件齊全，“仍坐以通倭罪”。
• 倭患減輕
隆慶開關之後，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儘管隆慶初年的開放海禁，並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並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制的商業活力依然噴涌而出，“於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東西洋），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禁之太嚴，奸民勢窮，必至為盜。自納餉過洋之利開，豪狡之徒咸趨利畏法。故海澄之開禁，凡以除中國之害也。”
• 改善明朝北方局勢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慶開關后3年（1570），在張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員的積極推動下，利用韃靼內部紛爭，結束了明帝國與蒙古部落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對峙，韃靼首領俺答歸順明朝，封貢互市，史稱“俺答封貢”。大明帝國開國200多年，第一次同時在南北兩個方向獲得了“和平的發展環境”。
• 白銀流入中國
明代海外路線
據估計，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間，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1/3 湧入中國，共計約3.53 億兩（保守估計，重新估計約為5億兩），有力地促進了明朝國內商品經濟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也為明朝中國商人積極參與當時已經建立起來的東亞及太平洋貿易圈，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遇和舞台。同時將西方的先進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軍隊的戰鬥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家對侵略中國做為殖民地心存忌諱。
國商品則通過太平洋航路輸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場上，影響舉足輕重。開關給明朝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財政收入，到1576年的關稅收入已超過萬兩白銀；1594年從菲律賓流入的白銀應當超過264000兩，月港的關稅收入則達到29000多兩白銀，以至於人們將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庫”；月港海防館后改稱為“督餉館”，專門管理月港海外貿易和收稅。福建地方和和漳州地方政府為這筆稅銀曾多次爭奪歸屬權，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動，派遣宦官充當稅使進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稅銀徵收權也被其奪取了。
中國學者王裕巽經過分析認為，從1567年“隆慶開關”到1644年明朝滅亡的七十多年間，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並且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與中國有關。
隆慶開關使得歐洲人在美洲開採到的“廉價”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這一方面使白銀成為中國的流通貨幣，另一方面使中國不必再因擔心貴金屬外流而限制對外貿易，但也為明朝覆亡埋下了隱患。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意味著明朝將自己的貨幣控制權拱手讓與他人。當白銀過量流入中國致使物貴銀賤（通貨膨脹）后，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動力開始下降，1630年以後出現了白銀流入不足的問題，導致中國迅速跌入通貨緊縮。這一問題產生了兩個災難性後果：一是百姓折成白銀的納稅負擔驟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銀的稅收大幅減少，前者引發農民暴動，後者削弱了政府採取軍事行動的財力，最終導致明朝在內憂外患中滅亡。
• 完善海關稅制
隆慶開放後進出口稅制逐步完備，由抽實物稅改為抽銀。隨著西方勢力的東漸和世界市場的逐步形成，明朝海關從無稅到有稅，從實物稅到貨幣稅，不僅反映了明朝海外貿易政策的變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關向近代海關的過渡。
• 促進資本主義萌芽
資本主義的真正發生和發展，是隨著世界市場的拓展和世界貿易的擴大而發生和發展的，中國也不可能例外。明代的開海貿易，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此際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成長最活躍的、最典型的萌芽行業，如棉紡織業、絲織業、茶葉種植與加工業、製糖業、造船與航運業等，往往是與對外貿易或沿海貿易密切相關的經濟部門。明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社會經濟有了較迅速的發展，商品經濟日益活躍，沿襲已久的貢舶貿易所造成的國內市場狹小已不能滿足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海禁政策更是束縛了商業資本活動，摧殘了海外貿易，也傷害了沿海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從事海外貿易的豪富、商賈，特別是沿海人民必然要衝破封建統治階級設置的禁區，“私通外國，交易番貨”。
• 促進軍器交流
隆慶開關還對明朝的火器的大規模裝備軍隊產生了重要影響，明朝通過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貿易來購買西方先進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繩槍、紅衣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裝備使得明朝在後來的對內對外戰爭中產生了影響。
• 帶動收藏業
隆慶開關也影響了中國的收藏業。中國的硬木傢具最重要的貿易也是從明隆慶開始的。隆慶是夾在嘉靖和萬曆之間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只有六年，貴重的木材大致是這個時期大量進入中國的。隆慶之前的中國木器大都是軟木，俗稱“柴木”。軟木玩的是高古氣韻和造型的多樣性，常用來做傢具的軟木有核桃木、松木、榆木、楠木、樟木、銀杏木等等種類繁多。所以軟木收藏行業的業內人士也把古董軟木傢具成為高古木器傢具。
• 促進海外移民
隆慶開關還直接推動了海外移民熱潮，東南沿海不少漁民和商人開始在東南亞一帶定居。華僑在當地從事商業、手工業、農業，為當地居民提供了豐富的生活服務，深刻改變了當地的原始面貌。
部分學者指出，明朝政府開關是為了打擊私人貿易以保護朝貢貿易，而朝貢貿易的本質是政府壟斷的。亦有人不同意此觀點，指出明朝自創的政治制度導致財政困難，產生了壟斷海上貿易的動機，然而壟斷下 的走私貿易導致朝貢體系名存實亡，民間和官方的互動最終導致了隆慶開海。
廈門衛視，《兩岸開講·明朝的隆慶開海》。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隆慶開關
- 別名
- 隆慶開禁、隆慶開海、隆慶開港
- 主要人物
- 明穆宗
- 時間
- 明朝中後期
- 意義
- 民間私人貿易合法化
- 類型
- 開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