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和議

15世紀末、16世紀初蒙古方面出現了轉折，蒙古傑出的首領達延汗統一了蒙古草原，使得蒙古草原一度平靜，但是草原游牧經濟發展中缺少的就是中原農業的補充。為解決牧區生產和生活上的不足，蒙古各部封建主也曾多次與明朝進行通貢、互市，但和平貿易經常被戰爭中斷，甚至還遭到明朝的經濟封鎖。因此，有時迫使蒙古封建主揮戈南下，用擄掠的辦法去奪取中原漢地的物資。但擄得的物資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牧區長期物資短缺的問題，而且明朝對於蒙古封建主的南侵也採取報復的行動。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縱火焚燒草場，謂之“燒荒”，使牧區的牲畜因缺草而無法過冬；明軍還經常偷襲蒙古的營地，趕走大量的牲畜，謂之“搗巢”。明朝與蒙古如此嚴重對立，使得牧區在生產和生活上更加困難。

從嘉靖十三年（1534年）開始，俺答汗為解決閉塞的、單一的游牧經濟不能滿足草原政經發展的現狀，向明朝發起猛烈的求貢攻勢。但由於明朝方面的腐朽和奉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害怕土木之變重演等一系列原因。對俺答汗的求貢一概拒絕，並多次誅殺俺答求貢使者，俺答汗遂以武力相威脅。蒙古騎兵多次南下犯邊，燒殺擄掠，結果釀成了“庚戌之變”。

即使在俺答汗兵臨城下的時候，仍然在做與明朝通貢的努力，派使者持書入城求貢。懾於俺答汗兵威，明朝只得答應開放馬市。但開放的馬市只限於大同、宣府兩地，且貿易的種類和數量都有嚴格的限制，這遠不能滿足蒙古方面的要求。俺答汗遣使要求擴大貿易的範圍，但以嘉靖皇帝為首的頑固派非但拒絕所請，甚至關閉了馬市。明蒙貿易中斷，雙方戰爭又持續了二十年。

游牧經濟的單一性和脆弱性決定了其對中原經濟的依賴性。“單一的游牧經濟與內地農業，手工業之間的分工交換關係，是推動北方民族南遷或南進的槓桿，也是北方游牧經濟自古以來始終與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最終形成多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

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貢》記載：小王子達延汗有三子：長子為阿爾倫，次子為阿著（巴爾斯伯羅特），第三子為滿官嗔。阿爾倫死後，兩個兒子年幼，所以達延汗次子阿著稱小王子。不久阿著病死，所以眾人推立阿爾倫之子卜赤為小王子。阿著又有二子：長子為吉囊，次子就是俺答。阿著的兩個兒子實力強大，小王子雖然名義上是韃靼的首領，但是諸部都不相統攝。吉囊佔據河套，臨近關中，土地豐饒。俺答佔據開原、上都附近，當地貧瘠薄弱，所以只能以入寇劫掠為生。由此，可得出經濟問題是俺答汗積極求貢的根本原因。

俺答積極求貢亦有其政治上的意圖，曹永年《明經世文編》卷216《接報夷情疏》記載，認為俺答求貢的政治意圖之一在於借取明朝的封爵提高自己的聲威，以與小王子抗衡，所謂“將假朝廷官爵，與其侄爭雄”。也就是藉助明朝封賜的官職，提高在諸部的影響力，與小王子卜赤抗衡。隨著俺答汗勢力日漸強盛，與蒙古諸部因政治利益而矛盾重重。谷應泰記載，此後俺答的勢力逐步強盛，有騎兵十餘萬之眾，在韃靼諸部中稱雄，當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有時結合有時分裂。俺答汗只有通過與明朝的通貢，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與小王子、吉囊諸部爭鋒。

蒙古單一的游牧經濟決定了其迫切需要中原的物資，而獲取中原的物資無非是兩種手段，即和平手段和戰爭手段。但靠戰爭掠奪的方式非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蒙古內部資源匱乏的狀況，還會給蒙古帶來大量的損失。而明朝對蒙古的經濟封鎖，以及燒荒、搗巢等手段也令蒙古畏懼。這樣，傑出的政治家俺答汗把眼光從戰爭掠奪轉向了和平貢市。

自俺答汗引黃教（喇嘛教）入蒙古以來，俺答年年奉佛誦經，懺悔戒殺，並認識到連年戰爭給下層民眾帶來的深重災難。所以有利於其思想的轉變，由戰爭轉向與明朝的和平交往，這就促使俺答汗積極爭取與明朝的通貢。此外，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之妻三娘子為維護明蒙和平友好關係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促成“俺答封貢”的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三娘子從大局出發勸說俺答汗與明朝政府議和，進行通貢互市，俺答汗亦採納其妻建議，從而開創了蒙漢和平友好的新局面。可見，俺答汗積極求貢亦受其妻三娘子的影響。

俺答汗死後，三娘子繼續輔佐新一代順義王黃台吉維護蒙漢互市的局面，有時，三娘子還親自率部入貢，以示繼續忠順。之前，王崇古總督蒙古事務，繼王崇古之後，還有方逢時、吳兌代替他作為總督，蒙古諸部都不時前來邊關進行貢市。而三娘子非常仰慕明朝內地的繁華，不時前來通好。有時三娘子親自致上手書以求賜金珠翠鈿，以求兩方和好，諸部落中有頑固不服從教化的，三娘子也隨時向明廷彙報，邊關督府得以隨時戒備。

把漢那吉是俺答的孫兒。自那吉之父鐵背台死後，他就被俺答的妻子克哈團所照顧。那吉成年後，又為他娶妻比吉。那吉其後又娶了他姑母的女兒三娘子。不幸地，俺答又愛上了他的外孫女三娘子，因此三娘子便轉投到外祖的懷抱。把漢那吉極其不滿，便與阿力哥等十餘人，趕到大同萬里長城邊界要求明朝大同巡撫接見。在宣大總督王崇古堅持下到明朝受降，並厚待之，俺答隨後追至，得知把漢那吉未死，大喜，著手談判營救。

韃靼戰力雖強，但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氣候。但在居於板升的趙全等幫助下，韃靼有了很強的組織力。趙全等人多略善謀，為韃靼部出謀劃策，還促進了他們農牧業的發展，並且完善了韃靼的軍事建制。令韃靼部軍事實力大增，諸部望風而竄。他們正如張居正言，當時明朝有兩患﹕“東患在屬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意思是解決北方韃靼部事務的時機已經到了，應該先解決蒙古事務。因此明朝態度，是要求俺答向明朝稱臣，而且交出叛逃到蒙古的趙全等人。俺答封貢歸順，其實是沒有什麼把握，畢竟在與明朝的對抗中，俺答也絕少敗仗。

俺答畢竟最愛這個孫子，因此他才會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對於把漢那吉降明，不斷有“日夜恐中國戕其孫”的感覺。而明朝對於“討漢奸”的要求，在孫子安危面前也變得細小﹕“擾亂內地不是由我造成的，其根源在於趙全等人。如今我的孫子投降了明廷，其實是天意。幸而天子冊封我為王，能夠永久的鎮守北方，北方諸部誰敢居心不軌？我們受到了朝廷的厚恩，又怎敢不報答呢？”。而且，在俺答角度，他們入侵明朝北邊其實也只為搶掠。封貢稱臣，失去趙全一班軍師，雖有損戰力，但有互市在後頭，還可有明朝這個大靠山，對俺答絕對有利。互市之作用，在於安定外族之民。至此，俺答實無反對之理。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明穆宗較少有民族偏見，在思想上能夠認識到“華夷為一家”，因而在歷史機遇出現時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這一點可以從明穆宗封俺答汗為順義王時的敕書中感受到，其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為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包含遍復，視華夷為一家，恆欲其並生並存於宇內也……迨朕纘承丕緒，於茲五年，欽天憲祖，愛養生靈，胡越一體，並包兼育……朕代天覆幬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遺。”意思為無論華夏或者夷狄，都為天子的子民，符合古代“王者無外”的理論。這種“華夷一家”、“胡越一體”的思想，在封建時代的帝王中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可見穆宗與其父相比，在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對待蒙古族的態度和政策上，明穆宗對嘉靖時期拒絕貢市而導致邊患頻仍的錯誤政策有深刻的反思，因而在加強邊防的同時，執行了一條對蒙和好的政策。當有人堅決反對通貢、互市的決策時，他能用行政手段將其從朝廷中排除出去，更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山西道御史葉夢熊曾經說：“把漢那吉投向朝廷，邊臣不宜容納，朝廷也不宜對其授以官爵，這將會與韃靼部首領結下仇恨。”並且援引宋朝時期郭藥師、張事的事例。明穆宗看了他的奏疏之後，對他的言論大加斥責，下令將葉夢熊降二級、並且調外任。

議和成功之後，吏部侍郎張四維在給其舅王崇古寫信時曾談到：“如今與蒙古議和的事情之所以取得成功，雖然得益於諸位輔臣的努力，但是皇帝的正確決斷也是重要的前提。”實錄對此事的記述更能說明問題：“穆宗每日到文華殿參加日講完成之後，大學士李春芳等當面陳奏北虜封貢的事宜，大臣們都表示出“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意圖，穆宗說：“卿等既然已經決斷好了，那就立刻去實行吧。於是廷臣知道皇帝已經決定了，就沒有什麼異議了。”穆宗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正確態度，實乃是“隆慶議和”能夠實現的首要條件。

明穆宗對內閣首輔高拱傾心委任，高拱深知如何用人行政，身負經濟天下的才能，所提供的建議，穆宗都認同。而張居正與高拱相友善，高拱認為張居正也是一個治世之臣。等到李春芳、陳以勤都下台後，高拱上台成為內閣首輔，張居正作為次輔，負責議和的工作。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高拱的才能有所展布，請求增設兵部侍郎以備總督之選；請求慎選兵部司屬以備他日邊境兵備督撫之選等等。高拱力主冊封俺答汗，張居正對此也十分認同，親自授王崇古等人以方略。內閣的兩位重臣之所以在議和問題上能取得一致，又是同吸取嘉靖時期錯誤之教訓直接相關的。

高拱在《伏戎紀事》中談道：“對把漢那吉之事處理起來一定要方略得當，如果輕易地接受他的條件，那麼則是對他示弱，將對明朝不利，這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貿然殺了他，則斷絕了蒙古諸部歸附的念想，而且白白增加他們的怨恨。這也不可取”。

至於對俺答汗封王、通貢之事，高拱又總結道：“蒙古自從三十年前遣使求貢以來，求封之心已久，但是當時沒有人正視這件事，所以處置不善，致使這三十年來邊患一直沒有停止。”張居正在《答鑒川策俺答汗之始》中也談道：把漢那吉來降之事關係甚重，能夠解決和蒙古關係的關鍵也在於此。今日的議和之事一定不能草率決定。穆宗君臣對嘉靖年間明蒙戰爭的原因有清楚的認識，對前朝弊政有深刻的總結，因而能夠理智地把握歷史的航向。

明朝的邊吏識大體、顧大局，為邊防的安危敢於承擔責任。當時的大同巡撫是方逢時，宣大、山西總督是王崇古。方逢時在隆慶四年（1670年）正月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大同，史籍記載，他為人“才略明練。處邊事，皆協機宜”。正是由於他練達事務，政治敏感性強，所以才抓住了這一契機，促成了歷史性的轉變。

當時明朝正處於防秋期間，總督王崇古駐紮陽和，當方逢時將把漢那吉來降之事向他報告之後，他和方逢時有著相同的認識，知道此事絕不是一件小事，關係到華夷之分，應當慎重處置，一開始處理不好，以後就會很棘手。王崇古在隆慶初年受任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加右都御史銜，隆慶四年（1670年）正月調任宣大、山西總督。他為人“慷慨有奇氣”，在處理把漢那吉事件時果斷而有謀略，終於實現了“隆慶和議”。

把漢那吉事件發生后，明廷經過商議，決定以把漢那吉換回趙全等人。明朝使臣鮑崇德來到俺答汗營中，提出了以趙全交換把漢那吉的建議。俺答汗起初有些猶豫，便派遣火赤力等至明朝進一步商談，同時查明把漢那吉的近況。當火赤力看到把漢那吉安好，十分欣喜。當時，俺答汗的大軍已經壓境，明朝連夜派遣鮑崇德再到俺答汗大營。這一次鮑崇德帶去了經過明朝方面“修飾”之後的趙全等人的條陳，俺答汗大驚，終於下定決心以趙全等人換回把漢那吉。

隆慶四年（1570年）十一月，俺答汗將趙全、李自馨等引渡明朝，明朝將把漢那吉送出境。同時，贈送彩幣四表裡，布一百錠。之後，俺答汗偕同諸部正式向明朝提出通貢互市的請求。明廷上下經過商議，按照總督王崇古的建議，對蒙古各部長封號官爵，對貢額、貢期貢道、互市、撫賞、歸降等六個方面做了規定。

把漢那吉降明事件明朝政府處置恰當，雙方都取得了滿意的結果。俺答汗遣使上表稱謝，並向明朝請開互市，王崇古上奏明廷，內容有：明蒙雙方相戒互不犯邊，邊境地區通貢開市，以使邊境民眾休養生息。但是，封貢互市與歸還把漢那吉不同，王崇古也有頗多顧慮：北方少數民族乞求冊封、通貢用何種規制；明蒙雙方內外的界限問題；開市曾經被先帝明令禁止過，是否能再次實行。這些問題都是困擾王崇古的。廷議之後，兵部尚書郭乾反對和議說：“蒙古請求和議的目的是要我們對他們的水草不破壞，而且不對他們採取軍事行動。他日如果蒙古還要我們不在邊境駐兵防備，那我們如何處置呢？和議的事應該從長計議，不應該快速決斷。”由於通貢涉及到明朝方面對蒙政策的根本改變，因而在朝廷的反響更大。

隆慶五年（1571年）二月，王崇古奏上《確議封貢事宜疏》，力言互市之利，條陳八議，共有：賜封號官爵、定貢額、議貢期貢道、議立互市、議撫賞之費、議歸降、審經權、戒矯飾，被稱為“封貢八議”。此疏一上，在朝廷內部又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在這場論爭中，王崇古堅持自己意見，對種種反對意見進行了駁斥。他首先指出與嘉靖時期的馬市相比，“蒙古的情況已經不能與往日相比了，蒙古諸部連年進犯內地，雖然對內地居民燒殺搶掠，但是他們的傷亡數量也與內地傷亡數量沒有多大差距，我軍對其軍事行動也對他們造成了很大損失，蒙古的軍事實力也不像以前那樣強大了。”因而雙方開市，主動權在明朝方面，與嘉靖時期的馬市不同，且明世宗下旨禁馬市，但並未禁納款通貢，因此開市只需仿照遼東、開原、廣寧互市的規章制度，對待胡商可以視情況而定，不必非要官銀流通，也不必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這些只不過是通貢中的一個環節，不是重新開放馬市。藉此繞過明世宗的馬市禁令。同時，他還指出實現封貢、達成議和以後，可以藉機修復北邊防線。這樣，三五年後，明朝軍隊士氣重振、邊備嚴整，縱然蒙古諸部仍然有反意，明軍經過多年的休整，可戰可守，既能保證邊境的安寧，也能省去很多的國庫開支。

除了王崇古以外，都給事中章甫端、張國彥，給事中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亦各自上疏，與王崇古的八議互有異同。明穆宗得疏後下詔廷議：“定國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都認為可以接受蒙古的奏請；英國公張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為不可以接受和議；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可以實行，但互市卻不方便實行；唯獨都察院僉都御史李棠力主接受蒙古的請求。如此看來，對蒙古諸部和議的請求，朝廷可以分為許與不許兩大陣營”。但是，在封貢問題上，明穆宗和內閣大臣取得了一致意見。

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穆宗到文華殿參加日講結束之後，大學士李春芳等當面向明穆宗陳奏了進行封貢與和議的具體事宜，大體是對外顯示羈縻、對內加強戒備的意思，明穆宗發表意見，並表示支持內閣的決議，可以付諸實施。此事之後，朝廷內部已經知道了明穆宗的真實意圖，朝中爭論開始平息下來，封貢一事最終得以實現。

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兵部復奏，請求批准王崇古的請求，對韃靼俺答汗封以王號，其他各部的韃靼首領都授予都督指揮千戶等職銜，賜緋蟒衣一件，彩幣八件。“俺答封貢”的事情終於確定下來。

隆慶和議於隆慶四年（1570年）開始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達成，以雙方各取所需告終。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而對中國的好處是明朝北邊，的確上百年不用兵革。在明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達到止戰之效，因此隆慶和議，實為成功。

隆慶和議后，俺答召集諸部首領嚴定規矩：“如果哪一部落的台吉（首領）擅自率兵進入內地為非作歹，就削減他部落的兵馬，並革除其首領身份；如果有哪戶人家擅自入邊的，就將該戶的人丁及牛羊馬匹盡數給賞別家”。同時，明朝也進一步做出規定，約束將士嚴禁出邊攻擾。

冊封互市完成後，內閣首輔高拱接著上《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疏》一疏，其中說道：“我之所以力主促成雙方議和，是有深思熟慮的。如今封貢的事宜已經達成，朝中有很多人不明白雙方議和到底意味著什麼？”高拱在這裡所言的意圖總結起來有兩點：

其一，務必趁此大好時機，全面整頓邊備，改變北部邊防的頹廢現狀，從而將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明朝手中，徹底扭轉被動局面。高拱進一步指出，即使有一年安寧，那就有一年的準備時間；如果俺答兩年不犯，那麼就有兩年的整頓功效。再比如能保持三五年之內和平局面，那麼自然就可以“兵食可充”。也就是說，借著數十年難得的和平局面，加強軍備是高拱力主封貢的真正意圖之一。

其二，當真正實現兵強馬壯時，或羈縻，或興師，則進退自如，因而就可以實現長久的和平，這才是長遠之計。因此，絕不能就此止步不前，滿足於眼前，喪失憂患意識，不思進取。同時，高拱希望邊臣明白此意，突破原來的陳規，大力進行整頓。並希望明穆宗特派有才望之臣或敢於直言的科道官前往邊防視察督促。高拱要特遣官員視察的內容也正是邊官務必“實心修舉”的事情，要求很具體，很直觀，可量化，因而也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邊臣的作為與不作為，成績好壞也便於考核，督促責成也有據可依。最後，高拱建議制定邊臣獎懲制度，規定：整頓有成效者與殺敵同功；因襲以前的常規，整頓沒有進展的，以戰場失機論處。穆宗令兵部對高拱的建議加以複議，兵部經複議，認為高拱的建議是合適的，應當加以實行。

這時，北部邊防的新一輪整頓又開始了。比如，張學顏被破格用為遼東巡撫。張學顏到任后，完全貫徹高拱的主張，馬上進行振恤民眾、充實軍隊、招撫流民、購買戰馬軍備等事務；而且治軍之時明確賞罰制度，罷免庸懦的將領等。使遼東的邊防面貌迅速改觀，這是明廷用人打破常格的一種體現。張學顏到任后的作為是高拱借冊封互市之際“力修戰守之具”在東北邊疆上的又一反映。

在遼東，高拱主張以戰固守的策略。他在《答戚總兵》中表達了以戰固和的思想，即“大加一挫”，對俺答形成足夠的威懾力，以免胡人入侵之心在暗地裡又萌生出來，以鞏固貢市，維持長久的邊境安寧。按照高拱的指示，東北邊將齊心協力，力挫來犯。隆慶五年（1571年）五月，又有韃靼兵進犯盤山驛，明軍指揮蘇成勛將其擊退，取得一場勝利。隆慶五年（1571年）十一月，韃靼部土蠻大舉入侵，與李成梁的兵馬在卓山相遇，李成梁與副將趙完等夾擊土蠻，斷其首尾。接著，李成梁乘勝抵達土蠻老巢，斬其部長二人首級，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又取得一場大捷。高拱得知對遼東的大捷后，非常高興，以書信表達了由衷地讚揚，他說：“我們出塞獲取大捷，數十年都沒有過。”在給總兵李成梁的回信中說：“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捷，可謂奇偉丈夫。”

但是，當高拱傾心竭力、躊躇滿志的時候，卻被張居正與後宮聯手趕下台，其時是隆慶六年六月。高拱兩度在政僅兩年半，可謂時間短促，“壯志未酬”。但是，高拱在遼東邊防上以戰為主的戰略並沒有改變，並在隆慶六年（1572年）後半年和萬曆初期一再取得勝利。

隆慶和議的達成，不僅確保了長城沿線的長時期和平，而且擴大了明與蒙古的通商貿易，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明朝北方形勢的安定和明蒙和平友好關係的建立，有利於雙方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朝在大同左衛的威遠堡、宣府的萬全右衛、張家口等邊外陸續開放了多處馬市，定期交易。蒙族以牲畜、皮張等貨物換取內地商販的鐵鍋、布匹和綢緞等物。俺答汗還在漢人的幫助下，建築了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城，成為蒙古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

•《明史》載：“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

•清人魏源曾對此作過較為公允的評論：“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賜”，論述極為深刻。

•達力扎布：“俺答既入貢，邊防大馳，軍餉皆入帥囊。啖寇之外，間以遺京。近邊之卒，餒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繁，強硬無賴，議者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