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

1925年農曆11月18日，彭士祿出生於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城橋東社。

1933年農曆7月15日，時任中國共產黨潮安縣委書記陳醒光叛變並出賣了彭士祿等人的居住信息，8歲的彭士祿和潘舜貞一起被國民黨反動派抓獲，送至潮安縣監獄，接著被押送到汕頭石炮台監獄。

1934年，彭士祿又與一批少年及紅軍家屬被轉送到廣州感化院。

1935年夏，彭士祿從廣州感化院被釋放，回到潮安當乞丐，后又住到革命群眾家裡，並幫助繡花、打柴、放鵝等以維持生計。

1936年夏，彭士祿又被捕並再次押送到潮安監獄。

1940年，周恩來派副官龍飛虎和賀怡帶領彭士祿和一些烈士子弟一起離開廣東，經桂林等地達重慶（為避人耳目，一路上彭士祿與彭光涵稱為親兄弟）。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並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等待西安開來的汽車。1940年，彭士祿被送到延安青年幹部學院就學。在延安中學，他學習刻苦，勞動積極，成為模範生。

1942年，延安中央醫院要從學校調一批人當護士，彭士祿自願報名並調往醫院。他每天給傷員病號端屎端尿，洗衣喂飯，不怕臟、不怕累。

1943年，彭士祿被評為模範護士，期間他患上了肺結核，常咳嗽吐血，被蔡暢知道后經組織部將他調離醫院，派他到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開始時他連三角函數sin、 cos都不懂，但經過刻苦學習，成績很快提高。

1945年8月1日，彭士祿經陳勇岷（曾任602所副所長）和陳錦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表現突出他一入黨即被破例免去預備期，成為正式黨員，不久就擔任黨支部書記。1945年底，時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惲子強帶隊從延安出發，本打算經張家口向東北挺進。但由於形勢的變化，將延安自然科學院留在張家口，成立晉察冀邊區工業學校，彭士祿在那裡學習。

1946年8月，解放戰爭開始，彭士祿和同學被派到李蘇領導下的宣化煉焦廠工作，不久李蘇又奉命把宣化煉焦廠的設備遷到阜平，在那裡建立煉焦廠。石家莊解放后，李蘇又帶領他們去接收石家莊煉焦廠，彭士祿在此期間一直擔任技術員。彭士祿還在炸藥廠工作過。

1949年，彭士祿被派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后又轉到大連大學應用化學系學習。

1950年，大連大學分家，應用化學系改為化學工程系，彭士祿又在大連工學院化工系學習。

1951年，彭士祿被選派留學蘇聯，先在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1955年蘇聯將中國留學生集中到幾個大城市學習，彭士祿又被轉學到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繼續學習，到1956年畢業。六年間，彭士祿共修了36門課程，除3門課程成績為合格外，其他33門課程成績均為優秀。求學期間，彭士祿還有3門實踐課程的成績也是優秀。最後在畢業證書上，彭士祿的成績總評為優秀。綜合彭士祿的課程成績和畢業論文成績，彭士祿在畢業時以全優的學習成績在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獲得了“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的稱號。時值陳賡將軍訪蘇，要挑選少數學生攻讀核動力專業，彭士祿被選中，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2年， 1958年4月以優異成績學成回國，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8年底，中國組建了核動力潛艇工程項目，開始核動力裝置預研。這一年，彭士祿剛好從蘇聯學成回國，並被安排在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9年，蘇聯以技術複雜，中國不具備條件為由，拒絕為研製核潛艇提供援助。時任中國主席毛澤東提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彭士祿和他的同事們深受鼓舞，決心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儘早將核潛艇研製出來。

1961年，彭士祿任原子能所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並受郭沫若聘請兼任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副教授。

1961年-1962年，由於當時中國核科學人才奇缺，核潛艇資料空白，又恰逢3年經濟困難，中央決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彈、導彈，核潛艇項目暫時下馬，只保留一個50多人的核動力研究室，彭士祿作為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負責全面工作。

1963年，彭士祿任七院十五所（核動力研究所）副總工程師。

1965年，彭士祿轉併到核工業部二院二部任副總工程師。

1965年3月，擱置多時的核潛艇項目重新啟動。“一聲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祿告別北京的妻子兒女，隻身入川，參與籌建中國第一座潛艇核動力裝置陸上模式堆試驗基地。1967年6月-1971年6月任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副總工程師。

1967年起，彭士祿組織建造了1：1核潛艇陸上模式堆，並全程跟蹤模式堆的安全運行、分析異常現象、事故苗頭、排除故障。1970年7月18日，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啟動試驗開始，反應堆主機達到滿功率指標，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為核動力裝置一次性成功運用於潛艇起到決定性的借鑒作用。1970年，中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下水了。

1971年6月-1973年5月，彭士祿任719所（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

1973年起，彭士祿任七院（中國艦船研究設計院）副院長，隨後任六機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國防科委核潛艇第一位總設計師。

1983年2月，彭士祿被任命為水電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兼任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還兼任國防科工委核潛艇技術顧問。

1986年4月，核電工作歸核工業部管理之後，彭士祿調到核工業部任總工程師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電秦山二期聯營公司董事長，並負責秦山二期的籌建。核工業部改為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后，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科技顧問。

領域成果

20世紀60年代，潛艇核動力裝置研究初期，為了建立反應堆物理的計算公式，在只有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彭士祿等科技人員日以繼夜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確立了自己的計算公式。為了保證反應堆的絕對安全，彭士祿帶領大家做了1：1零功率試驗，發現了誤差，修正了公式，保證了反應堆在常溫下安全可控。

1962年起，彭士祿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和主要設備的論證、設計、試驗和運行全過程的前期開發，以及核動力裝置的擴初和施工設計，親自建立了核動力裝置靜態和動態主參數簡易快速計演演算法。在主參數的選定、系統組成及關鍵設備的選型等方面有很強的實用價值並可推廣應用於壓水堆核電站，解決了核燃料元件結構型式和控制棒組合型式等重大技術關鍵。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彭士祿在擔任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期間，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工作，對核潛艇研製、生產中的許多重大技術問題，如慣性導航、水聲、武備、造水裝置等拍板決定，協調解決，並指導後續艇的研製、生產，參加、組織研製成功的耐高溫高壓全密封主泵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20世紀80年代初，彭士祿從軍工轉入民用領域，在擔任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期間，提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體措施，提出了核電站建設的時間價值觀念，寫出了《關於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彙報提綱》，計算了核電站的主參數及經濟計算，為大亞灣核電站的上馬打下了良好基礎。

1985年，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的研究設計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彭士祿作為第一主要完成人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證書。

1986年，彭士祿在擔任核電秦山二期聯營公司董事長期間，提出“以我為主，中外合作”，及自主設計、建造2台6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機組的方案，親自計算主參數、進度、投資估算等，提出了同等因子概念與匯率風險的關係，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據，期間他還積極推行董事會制度，首次把招投標機制引入核電工程建設。

彭士祿院士主要著作中有關軍用核動力裝置部分因保密不能發表，至1995年公開發表的文章有十幾篇，主要是：

1．《反應堆熱工水力計算》，（中國科技大學講義，1963年）

2．《中國核能的展望》，（《工業設備與原料》1985年第四期）

3．《核能在中國能源中的地位》，（《核動力工程》1985年3期）

4．《中國核電發展的現狀與展望》（英文），Proceedings of the SixthP13NC，1987年9月

5．《為促進中國核電事業的發展而努力》，（《核動力工程》1989，No．1）

6．《中國核能的現狀和展望》，（《核科學與工程》1989，No．1）

7．《2×600MW壓水堆核電廠的上網電價計算與分析》，（《核動力工程》1993，No．14）

8．《核能工業經濟分析與評價基礎》（書），1995年出版

1962年2月，當時中國在核潛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識近乎為零，在這種狀況下搞核潛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學”。除了五六個人是核動力專業之外，其他人都是來自其他學科的科技人員，大部分還是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根據原子能研究所黨委提出的“坐下來，鑽進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祿針對全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而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的狀況，組織了英語學習。這樣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並且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為了讓全研究室人員儘快都精通核動力，彭士祿和韓鐸、蔣賓森、沈俊雄等人在反應堆研究室內開始系統地講授反應堆物理、反應堆熱工水力、反應堆控制、核動力裝置等課程。

父親彭湃（1896-1929），又名彭漢育，1921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創建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和東江革命根據地，犧牲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等職。

母親蔡素屏（1897-1928）， 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隨澎湃發動和組織海陸豐農民運動，曾任海豐縣婦女協會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8年，彭士祿3歲時，母親蔡素屏遭反動軍閥殺害。

1929年，時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父親彭湃也在上海犧牲，彭士祿受到貧苦老百姓的照顧和掩護，鄉親們和地下黨組織把彭士祿東掩西藏。

1931年，彭士祿6歲時，被轉移到了潮安，送到革命群眾家裡寄養，準備尋找機會轉送中央蘇區瑞金。在潮安，彭士祿先後被20多戶人家收養過。最後，他被送到紅軍隊長陳永俊（后犧牲）家，由其母親潘舜貞撫養。

1936年，祖母周鳳費盡周折找到彭士祿，並通過陳卓凡設法將他營救出獄。之後祖母先將他帶到澳門，住在柯麟家。七嬸楊華當時正住在柯麟家，公開身份是做傭人，同時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後來祖母又將他帶回香港，部分生活費用由地下黨組織供應，彭士祿在聖約瑟英文院讀了兩年小學。

1939年夏，祖母回海豐時，將彭士祿送到彭澤民家裡。這時，彭士祿從大人談話中聽說有平山游擊隊，就偷偷地離開彭澤民家，與堂弟彭科一起逃離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參加了東江縱隊。後來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把他找到，又送回香港，住在地下黨負責人連貫家裡。

祖母周鳳（1871.2.23－1973.3.12），支持彭湃和海陸豐農民革命運動，她的兒子、孫子中有6個是革命烈士，解放后政府供養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逝世。

兒子彭睾，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管理系，獲法學士學位，現為中安實業公司經理，福田平乳公路發展公司副總經理。女兒彭詰，畢業於鎮江船舶學院，獲工學士學位，714所高級工程師。

妻子馬淑英，1935年1月生於遼寧省營口市。1953年赴 蘇聯留學時與彭士祿同在喀山化工學院學習，1955年轉至莫斯科門得列夫化工學院，1958年以全優成績畢業，獲優秀化工工藝工程師證書。1958年6月在北京與彭士祿結婚，1960年8月馬淑英在北京生兒子彭睾，1962年5月馬淑英在北京生女兒彭詰。馬淑英回國后，先在北京化工學院任教，後來被調從事核潛艇有關的技術研究工作，任研究室主任，高級工程師，已退休，曾與他人一起獲國家科技情報成果一等獎，個人曾獲部級科技進步三等獎和優秀科技情報成果獎等。

2021年3月22日中午，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百家姓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道：“幾十位‘母親’給我的愛撫，感染了我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親把家產無私分配給了農民，直至不惜生命，給了我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延安聖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艱苦拼搏、直率坦誠的品格。總之，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

為國改行

20世紀50年代，正在蘇聯訪問的中國國防副部長陳賡問：“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願意改行嗎?”彭士祿的回答是“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從此，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不解之緣。1951年，彭士祿被選派留學蘇聯。他先後在莫斯科動力學院等幾個學校就讀，均取得優異成績，為報效祖國的核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吃苦與責任

彭士祿小時候為了生存他當過乞丐，發高燒導致癱瘓差點丟掉性命；當小游擊戰士時得過嚴重瘧疾；在延安當護士時得過肺炎。留學期間，彭士祿從沒在12點鐘以前睡覺。當時蘇聯教授每教一節課，中方要另付80盧布的報酬，他因此十分努力。30年後，彭士祿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變，他患胃病20多年，總不捨得花點時間去看病。在一次現場調試的緊要關頭終於支撐不住了，經診斷為急性胃穿孔。手術在工地現場緊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彭士祿開始主持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開發時，物資供應匱乏，生活極其艱苦。那時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有時甚至挖野菜和白菜根，反應堆研究室不到50個人，每人每月的辦公費才5元錢，這還包括出差費、辦公用品費。那時沒有電腦，數據都是靠僅有的一台手搖計算機、計算尺、算盤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彭士祿面對工程技術大事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能馬虎。對於任何問題都要通過調查研究、收集信息、進行試驗等來搞清楚。在領導核電站建設工作時期對工程技術親自計算主要技術經濟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能親自掛帥出征，出主意，給點子。

“彭大膽”和“彭拍板”

彭士祿的同事們背後喜歡親昵地稱呼他為“彭拍板”，“這個‘雅號’是研究核潛艇時得來的。1962年，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時。“當時的各種爭論實在太多了，他常常對研製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數據講話，最後他來簽字。對了，成就歸大家；錯了，他來負責。”因此當時他才有了這兩個外號，一個叫“彭大膽”，一個叫“彭拍板”。“研製核潛艇是從零開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試驗工作中，彭士祿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難和風險再努力想辦法克服。“沒困難，不冒風險，哪來的創新呢？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核反應模式堆安裝出現公差的善後處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險有困難，彭士祿總是沖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卻總是藏著、躲著。

“墾荒牛”

彭士祿家中的寫字檯上擺放著“三件寶”：一是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處女航的紀念磁碟；二是友人贈送的核電站模型；三是任大亞灣核電站總指揮時，炊事員送的“墾荒牛”陶瓷塑像。他的夫人說，她最喜歡第三件，因為“老彭就像一頭墾荒牛”。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決定上馬秦山一期核電項目。究竟走哪種技術路線？熔鹽堆和壓水堆兩套方案成為爭論的焦點。最終，在彭士祿的大力支持下，首台核電機組選擇了後者，為以後中國核電走“以壓水堆為主的技術路線”起到了關鍵作用。大亞灣核電項目啟動時，彭士祿又任總指揮。回首當時的建設經歷，彭士祿說自己學到了三點：一是懂得了一些經濟，很早就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二是驗算了法國核電的主要參數；三是學到了一點管理學，這對今後中國核電項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到：“我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無疑，作為共產黨員，我將為之奮鬥終生！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群體團結，是合力，至關重要，最怕‘窩裡斗’，分力抵消，越使勁越糟糕，最後變成負力，悲矣！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沒有白活。”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國家，“小”家就是彭士祿的家庭。彭士祿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道，自己的夫人有三個：一是核動力，二是煙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馬淑英。1965年，中國核潛艇工程上馬時，彭士祿為了工作特地從北京遷到四川。4年後，妻子馬淑英也遷到四川。馬淑英當年從蘇聯留學回來後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學教化學，她講課講得好，深受學生們的喜愛。當她要跟隨彭士祿去四川時，學生們很捨不得，很多學生都來給她送行。來到陸上模式堆試驗基地后，馬淑英便正式轉行參與到基地建設工作上來。1971年，因為工作需要，彭士祿再一次搬到武漢任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所（現719所）副所長兼副總工程師，任職到1973年5月。

20世紀80年代主持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工作時期，他更是常駐廣州，幾個月才能借回京彙報工作之機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祿80高齡時還在視察核電站的建設工作，經常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年事已高的他並沒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見到家人。對此，孫女彭瑤很有意見。彭士祿每天回來時都是深夜，孫女已經睡著了，而每天早上孫女醒來時，彭士祿卻又出去了。為此，孫女跟他還簽了一份合同書，大意是如果彭士祿能準時回家的話可獎勵啤酒。

“三張牌”

在榮譽面前，彭士祿院士從不計較得失，也從不提出個人要求。多年來，他總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當他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時，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參加國家科學大會，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獎者。在他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時，他還驚訝地說：我也可以得獎？別人的房子是越調越大，而他卻從七間的將軍樓搬到四室一廳的單元房裡，把大房子讓給別人，他總說，國家給我的太多了。他擔任過不少單位的顧問，從不拿報酬。他說，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比拿點小錢更有價值。作為第一任總設計師，彭士祿常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但他堅決不同意。

彭士祿在工作、生活中，擅打“三張牌”。“簡單牌”，彭士祿的座右銘是凡事越簡單越好，做事要做“減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個方面盡量簡單，已經成為他的習慣，也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搞科研。“懶漢牌”，彭士祿善於發動團隊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歡培養年輕人。彭士祿下屬出了很多人才，都是他的“懶漢牌”打出來的。“糊塗牌”，彭士祿說，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塗人更難。對公，他總是明明白白；對私，卻很糊塗。什麼時候調級，什麼時候評職稱，什麼時候漲工資，他一概不知，也不打聽。他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錢，坐的車是什麼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彭士祿有這樣的描述：“由於歷史的誤會，我有幸參加了我國核潛艇研製的全過程。時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趕下山了，只好‘猴子’稱王，我也被抬上‘總師’的寶座。”此話足以可見他面對功名利祿時所表現出的淡定和從容。

彭士祿在1996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自述》中，用四點總結自己：其一，一家與百家；其二，主義與精神；其三，明白和糊塗；其四，拍板與改錯。

彭士祿對自己的評價是：“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一是建核電站。”

1988年，中國核工業部改為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后，彭士祿開始擔任公司科技顧問，現為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

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彭士祿院士是“世界核潛艇之父”里科弗訪華時，想見而未能如願見到的中國核潛艇“真神”、中國核電事業“墾荒牛”。

中國核動力科學技術發展中（核潛艇、核電站），彭士祿作出了系統的、創造性的技術成就，為中國核能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