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阮公詩

此詩開首二句是說年輕時曾苦讀多年，那時風華正茂，意氣方盛。詩中的“十年”不是確指，僅是說明讀書之久，“書”當主要指《詩》、《書》一類的儒家經籍，因《詠懷·昔年十四五》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與此相似。阮籍本有濟世之志，讀儒家的用世之作便是具體表現。阮籍對於自己的才能是很自信的，個性又放達不羈，故頗有不隨流俗、傲然獨得的精神氣質，“不逐世間人，鬥雞東郊道”正體現出這樣的氣質。“鬥雞東郊道”語出曹植《名都篇》，此泛指世間輕薄少年的荒淫無聊生活。緊接著“富貴”二句，表明他有意於政治完全是為“濟世”，而非貪圖榮華富貴。詩至此表現了阮籍年輕時積極入世的豪情壯志，格調較明朗，然而作者的用意卻不在於贊說這種精神。

詩的第七、八句開始有了轉折，“一旦鵜鴂鳴，嚴霜被勁草”，這兩句是從屈原《離騷》中“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化出的。“鵜鴂”即杜鵑，是一種候鳥，秋季飛往南方溫暖的地方過冬，所以南方有杜鵑鳴聲時便已至秋天了。“嚴霜”是秋冬的景象，草木在嚴霜的摧殘下逐漸枯萎衰敗，大自然進入了萬物肅殺的時節。這兩句詩暗示，人儘管有“顏華尚美好”的時候，但隨著時光流逝，終究會走向衰亡，詩在這裡流露出了濃重的人生短暫的悲涼情結。阮籍《詠懷詩》中對於歲月不居、人生短暫的憂慮也很多，如“朝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詠懷·天馬出西北》）、“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詠懷·一日復一夕》）等等。魏晉時期是人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的時期，故對人生短暫的憂慮是普遍的現象。但阮籍的“優生之嗟”卻有著特定的含義，他既不像建安詩人那樣有乘時建功立業的緊迫感，又沒有《古詩十九首》那種及時行樂的灑脫，在他的思想中，對由生至死的自然過程的憂慮常常和政治上的憂患意識交織在一起，這種憂生不僅是對自然規律的深切而又痛苦的認識，而且還是在險惡的政治環境面前感到的無能為力的痛苦。“一旦”二句，說的雖是秋天的蕭條景象，但分明還象徵著政治上的肅殺冷酷氣氛。這兩方面的雙重作用使他痛感個人的渺小，繼而迫使他否定了人生，在這種情況下，先前的政治抱負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變得虛無了。當然，這種否定是迫不得已、心猶未甘的，所以認識到自然規律的無情和政治鬥爭的殘酷使抱負無法實現后，阮籍只能產生深深的失落感，心情也就愈益沉痛，江淹深知這點，故詩的最後二句說：“志氣多感失，泣下沾懷抱”。這二句語氣並不激烈，非常吻合阮籍彼時的心情，惟其不敢在高壓政治下長歌當哭，故只能悄然而“泣”，惟其終不能對少年“志氣”的“失”去釋然忘懷，所以每一念及，又終不免淚下沾襟。有如此濟世之才的阮步兵，到末了還只能飲泣吞聲、一事無成；至於劉景素，雖有“少愛文義”，有一定聲譽，但比之阮步兵，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以景素的區區薄才，而妄思非份、圖謀大位，萬不能成。只怕一旦風雲有變，那時就涕泣莫及了——這，恐怕就是江淹寫作此詩“以為諷”的含義吧。當然，因不能直說景素謀逆，所以只能說得恍惚些，類比也不能太相似。詩人用心良苦，這位二十五歲的主公卻不能領會，最後終因“本乏威略”而兵敗身俘、斷首國門（以上均見《宋書·劉宏傳》）。因而《效阮公詩》在政治上也全無作用，只能作為顯示詩人江淹理解前人思想之深的一個例證，被後代人們所讚歎。

此詩既題為“效阮公”，江淹當然不便自己出面。但詩的字字句句，卻將阮籍心跡的曲曲折折，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江淹既是阮籍的解人，自然也是其同道之人，故阮籍心跡既明，江淹的志趣亦見，讀者切不可但認作是在說阮籍也。另外，此詩不但旨趣類似《詠懷》，措詞、結構也極類似，《詠懷》常常一首詩反說部分佔了大半篇幅，直到末一二句才突出正題，此詩在這一點上也學得極像。摹擬人人會得，若說到“亂真”，則恐怕只有江郎才當之無愧了。

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宋州濟陽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權縣程庄鎮江集村）人。南朝政治家、文學家，歷仕宋、齊、梁三朝。

江淹六歲能詩，十三歲喪父。雖家境貧窮，但很好學。二十歲左右在新安王劉子鸞幕下任職，開始其政治生涯。宋泰始四年（468年），被任命為巴陵王國左常侍。升明元年（477年），齊高帝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齊建元（479年）初，改任驃騎豫章王記室，兼東武縣令，參與草擬詔書冊令，並撰寫國史。延興（494年）初，為御史中丞，先後彈劾中書令謝朏等人。中興元年（501年），遷任吏部尚書。梁天監元年（502年），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為臨沮縣開國伯。不久又改封為醴陵侯。

天監四年（505年），江淹去世，終年六十二歲，梁武帝為他穿素服致哀，並贈錢三萬、布五十匹。謚號憲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