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長江

1949年09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在二十九軍、福建軍區永安軍分區擔任文工隊員、記者、幹事。

1952年08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學習。

1955年09月起，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

1973年04月，任國務院科教組《人民教育》編輯部編輯。

1977年05月，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研究員、副主任。

1983年01月，調入北京師範學院政教系，任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室主任。

1994年，創建徠首都師範大學東方思想文化研究所，奠定了首都師大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

1998年10月，離休。

2020年6月19日下午，孫長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孫長江同志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主要撰稿人和主要定稿人之一，為建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作出了卓越貢獻。

從哲學之路到理論戰士

身材魁梧的孫長江看上去很像一個北方大漢，其實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南方人。5歲那年，由於家庭的變故，他一個人跟隨母親到泉州生活。母親是個小學教員，靠微薄的薪水養家並供孫長江讀完了小學和初中，1949年9月正在讀高中二年級的孫長江報名參加了解放軍，跟隨部隊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從部隊被選調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歷史系。談到自己所學的歷史專業，孫長江說，他自幼就不喜歡數學，同時也不喜歡外語，於是就挑選了一個不學外語和數理化的中國史專業。

青年時代的孫長江善於獨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1955年，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論譚嗣同》。畢業后，他留校任教，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和研究。“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縣勞動

1973年，孫長江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工作。1974年，他被調到了國務院科教組（教育部的前身），在《教育革命通訊》（《人民教育》的前身）當了一名編輯。當時科教組的負責人是周恩來的秘書李琦，編輯部負責人是龔育之。

1978年初，孫長江被調往中央黨校——這塊黨的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孫長江在中央黨校一直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天，他被調到首都師範大學（原北京師範學院）擔任哲學教授，繼續從事教學工作直至離休。

在科教組工作期間，他與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毛澤東提出要找一個搞馬列主義的中青年學者給馮友蘭當助手，協助馮編寫《中國哲學史》，這時，與孫長江要好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湯一介列了一個名單，孫長江名列其中。當組織找他談話時，他表示不願意去，因為他考慮到馮友蘭是哲學權威，自己怕難以勝任。最後，只好定下來每周去馮的家中兩次。

孫長江說，在他的印象中，馮友蘭留著長長的鬍子，是一個很有大家風範的學者。接觸了一兩次，馮友蘭就開始喜歡上了他這個有個性的青年助手。

那時的馮友蘭被當做資產階級的白旗，正在寫檢討，有一次他把寫好的檢討讓孫長江提意見，孫長江看了檢討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尊孔派”，他就對馮友蘭說：“不要這樣寫，您怎麼能這樣說呢？還有比您更大的呢？”馮友蘭認為孫長江說得有道理，於是就接受建議將這句話改為“像我這樣一個尊孔派”。

孫長江說，在給馮當助手之前，他作為一個“革命”青年，竟然經常與湯一介一起在報上發表文章批判馮友蘭的觀點，為了使文章有力度，還時常生搬硬套一些馬列理論。他說，馮友蘭是中國真正的哲學家，與馮友蘭的這段交往，使他獲益匪淺。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胡耀邦到任后，首先開展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組織揭批“四人幫”；二是組建黨校的行政機構和各教研室。這時，在中央黨校一直處於賦閑狀態的吳江，進入了胡耀邦的視野，在組建教研室時被任命為理論研究主任。

1978年初，吳江找孫長江談話，提出要調他到中央黨校。因為吳江既是孫長江的老師又是老上級，孫長江便欣然同意去了中央黨校——這塊黨的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正是這一次選擇，使得他由哲學之路走上了理論之路，成為了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名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