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隊

主要任務是：在日、偽軍佔領區宣傳、組織與武裝群眾，建立或恢復黨的組織，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權，採用文武相配合手段，打擊和瓦解日、偽軍，摧毀日、偽組織和政權，使敵占區逐步變為抗日根據地，以配合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正面對敵鬥爭。

武裝工作隊是在抗日游擊戰爭實踐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興起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自1937年7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抵抗。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軍為配合其發動的太平洋戰爭，鞏固和擴大在中國的佔領區，以華北地區為重點，對各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力戰”，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瘋狂進行大規模的“蠶食”“掃蕩”，企圖消滅八路軍、新四軍，摧毀抗日根據地。為扭轉抗日根據地所處不利局面，從1941年夏季起，八路軍各部隊先後派出武裝工作團和武裝宣傳隊，分赴日、偽佔領區的後方，揭露日、偽軍的政治、軍事陰謀，團結教育人民群眾，破壞日、偽軍燒、殺、搶、掠計劃和重要軍事設施，鎮壓漢奸、特務，爭取與瓦解日、偽軍，發動敵占區人民反抗日、偽統治，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戰場上的對敵作戰。

形成階段。中共中央北方局於1942年1月肯定和推廣了這種新的組織形式和鬥爭方式，統一稱為武裝工作隊，進一步明確了組織形式、工作任務和鬥爭手段，並確定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均要普遍組織武工隊，展開廣泛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鬥爭，以便鞏固、擴大與保衛各抗日根據地。

發展階段。1942年1～6月，各抗日根據地的軍分區和野戰旅，抽調營以下優秀幹部、戰士，會同地方黨政機關抽調的幹部一併組成1000多支具有一定宣傳鼓動和軍事鬥爭能力的武裝工作隊，開進日、偽佔領區，展開文武相結合、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結合的鬥爭。武工隊在震懾與瓦解日、偽軍，建立革命政權，鞏固和發展抗日游擊根據地，在粉碎日、偽軍的“蠶食”“掃蕩”和“三光”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僅華北、華中戰場上，投誠與反正的日、偽軍就達20多萬人，冀魯豫、太岳、太行和冀南等游擊區，由武工隊配合八路軍小部隊恢復和擴大的根據地約佔全部恢復和發展總面積的3/5。

拼音：wǔ gōng duì

英文：armed working team

釋義：武工隊組織精幹，裝備簡便，行動靈活。一般由30～50名優秀的軍隊幹部、戰士和地方幹部組成。通常隸屬於軍分區，並受中國共產黨同級地方委員會領導。主要任務是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和恢復黨的組織，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權，打擊和瓦解日、偽軍，摧毀日、偽組織和政權，配合抗日根據地的對敵鬥爭，使敵占區逐步變為根據地。武工隊對粉碎日、偽軍的“治安強化運動”，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作出了很大貢獻。解放戰爭時期，武裝工作隊在新解放區發動群眾，清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權，實行民主改革的鬥爭中，也發揮過重要作用。

先說一說什麼是武工隊。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最早是中共抗日武裝為恢復與開闢敵後游擊根據地而組建的一種特殊組織，它誕生於華北敵後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區最為活躍。

武工隊不是編製單位，而是任務單位。這又分幾種情況，一種是抽調各不同單位的人員編組而成，就象某師為迎接軍運動會而由各團抽調人員組成的足球隊一樣；一種是指定某個建制單位臨時充當，就好比前衛連、預備隊一樣。

武工隊並非只是抗戰時才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敵後也有武工隊；解放初剿匪鞏固新區時也有武工隊。各不同時期或同 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武工隊，其組織系統、活動環境等是不同的。

武工隊是在華北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后在鬥爭中產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軍在華北地區集結重兵，推行“強化治安運動”，不斷“蠶食”、“掃蕩”，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局面開始惡化，處在京、津、保三角地帶、也就是敵人的“確保治安區”的冀中十分區已經無法堅持，其它分區的局面也面臨著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到 1942年“五，一”大掃蕩后，局勢更加惡化，特別是河北平原，特別是冀中根據地，主力部隊基本無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區，根據地的七千多個村莊，有四千多個建立了偽政權組織，我抗日政權多數無法在白天活動，有些則夜間也無法工作。

為扭轉此不利局面，從1941年夏起，華北八路軍針鋒相對，各部隊先後派出“武裝工作團”、“武裝宣傳隊”和成建制的小分隊，分赴日偽佔領區的後方，宣傳民眾，鎮壓漢奸，破壞日偽的“治安”計劃和重要軍事設施、物資，爭取和瓦解日偽軍，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戰和游擊戰爭的開展。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這種鬥爭方式，決定進一步推廣，並明確了組織編製、工作任務和鬥爭手段。將其統一稱為“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從此，武工隊誕生並在華北敵後逐漸普及，其數量亦越來越多起來，由最初每個軍分區一個而變成三至五個甚至更多。

關於武工隊的名稱，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些地區仍然沒能夠統一，“前方工作隊”、“敵後工作組”、“敵後突擊組”等名稱仍在混雜使用。也有的為了隱蔽，則故意使用“X縣游擊小組”、“X聯縣工作組”、“X大隊”、“X支隊手槍隊”等隊號，以混淆敵人視聽，但其性質卻都是一樣的。

武工隊由軍分區派出並由軍分區政治部直接領導，組織關係則同時接受中共同級地方委員會的領導，在職能上受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指導。

武工隊的人數，少的十人左右，多的四十餘人。如冀南的武工隊，要求最少的十人，最多的三十五人，山東的武工隊，規定十五到三十人，冀中的武工隊，開始時十到二十人，後來是四十餘人，最艱苦的冀中十分區的武工隊，往往只有五到七人，冀東的武工隊，亦在十人以內，太岳的武工隊，人數在十幾人上下，晉綏的武工隊，最少的八九個人，最多的三十人左右。其他根據地亦大致如此，但以二十人左右為最常見。

武工隊設隊長、政委或指導員。有的人數較多的武工隊，隊下還設小隊。一二九師政治部曾規定，武工隊的隊長必須是營以上幹部，政委則必須是團以上幹部，其它軍分區也基本差不多。而且不論隊長還是政委，都以政工幹部居多，這和影視作品中的情況正好相反。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區武工隊的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團的政治處主任，七分區武工隊的隊長兼支書張英是第二游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冀南一分區武工隊的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六分區的德故武工隊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小一些的武工隊或武工小隊的隊長，比較著名的馮志、王棟、李彩五、李繼初等，則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

武工隊的領導由連長、營長、團長等擔任的極其罕見。至於隊員，則是從軍分區敵工、鋤奸、偵察、民運等部門的專職幹部和作戰部隊的連長、指導員、支書、排長及敵後作戰經驗豐富的老班長中挑選的，同時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地方武裝如縣大隊、公安局、武委會等部門的幹部參加。也有的為了對日軍工作，加入了部分懂日語的幹部，有的甚至吸收了個別日本反戰同盟或者朝鮮義勇軍的同志參加。

對於參加武工隊的人選，在全面素質的要求上是十分嚴格的，文的要求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要會演講，會寫標語，會做敵軍工作和群眾工作；武的要求必須身經百戰，有豐富的敵後游擊作戰經驗，有獨立活動能力，具備各種軍事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則是必須要有堅強的政治素質，能夠準確掌握黨的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保證在特別艱苦的環境面前不變節。這一點，是由武工隊活動地區的惡劣環境和主要任務決定的，各根據地的領導人都曾反覆強調。

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曾明確地規定武工隊的任務為：

1，開展對敵偽的宣傳戰，收復人心；

2，與地方黨政聯繫開展敵占區群眾工作，組織革命兩面派村莊，發展敵後秘密武裝；

3，進行敵偽軍的組織工作（主要是下層）；

4，剷除漢奸；

5，掩護交通及進行經濟鬥爭。

一二九師政治部則在1942年9月3日頒發的《關於武裝工作隊的幾項決定》中則規定武工隊的任務與行動準則為：

1，切實照顧和保衛群眾利益，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進行鬥爭；

2，要由武裝作依託（包括部隊公開的武裝支持和武工隊本身的武裝），以堅持鬥爭，保持優勢；

3，懲治死心踏地的漢奸、特務；加強武工隊自身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

晉察冀軍區則規定為：

1，散發宣傳品，碉堡喊話，召開偽軍偽屬座談會，瓦解偽軍；

2，大力懲治漢奸，摧毀敵偽政權，

3，發動群眾，建立秘密武裝。”

一一五師規定為：

1，深入的系統的進行敵偽工作；

2，破壞敵偽的偵察網、情報站和經濟配濟機關，打擊特務便衣活動，截擊敵人的運糧隊；

3，廣泛的小規模的宣傳活動。建立與偽軍偽政權的關係，建立我們的情報系統。

說到宣傳，好多年青人會很煩，會認為這是極左的東西，有些電影電視劇的編導演們也為了迎合觀眾的這種心態或是他們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這樣的高度，因而也往往忽略或有意迴避。其實這是武工隊的一項擺在首位的工作，也是評比考核武工隊的一項重要指標。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二九師開展了一次對敵政治攻勢，在攻勢期間，有一組數字：太行、太岳兩個軍區的武工隊，召開各種形式的群眾大會1200餘次；太行、太岳、冀南三軍區的武工隊，散發宣傳品70餘萬份，書寫標語5萬條。這組數字有沒有水分先不去說，但它透露了武工隊對宣傳戰的重視 程度這樣一個對於今天的我們最感受興趣的信息。其實，武工隊的宣傳，就是現在所說的心戰，它的宣傳分作兩部分，一是對敵偽宣傳，攻心為上；一是對群眾宣傳，鼓舞抗日信心。對敵宣傳則是主要的。這其中的方式方法，純純粹粹地屬於中共特色。喊話、寫標語、集市演講、發傳單，寫信、打電話等等，只要是能夠利用的宣傳手段，全都用上了。

冀南軍區有一個武工隊，經常截住過往郵車，將兩枚木製的圖章往來往的信封上蓋印，對於偽軍偽組織成員的信，就蓋上“及早回頭抗戰，將來不算舊帳”，對於一般的百姓的信，就蓋上“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小日本”。各地武工隊，幾乎全部對偽軍採取了“善惡簿”、 “回心抗戰證”的作法，幫助八路或百姓做了好事登記上，做了壞事也登記上。好事做多了發給證件，有了這個證當了八路的俘虜也好說話；壞事做多可能就要掉腦袋了。對偽軍還搞過“良心大檢查”運動和“檢舉死心漢奸”運動。都起到了很好作用。除了對偽軍做工作，還對其家屬做工作。各地武工隊都將對偽軍屬的工作列為宣傳戰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都實施的比較到位。冀東的武工隊，就經常於深夜潛入偽軍屬的家中給全家人談話講抗日的大道理。冀中的武工隊，還舉辦有專門的偽軍屬夜校，在深夜將偽屬集中起來上政治課。

由於偽軍多是當地人，他們一家的老老小小就在當地，此舉配合以武工隊的鋤奸工作，對偽軍的工作也十分的有效。利用書信的形式對敵宣傳也用的比較多，一般敵占區的偽官，大概沒有誰沒收到過武工隊的信，甚至在天津市警察局長、河北省省長的辦公桌上，也都曾出現過這樣的信件。打電話受條件限制，用的不多，但只要條件具備，也會抓住不放。安次縣的縣長、固安縣的公安局長、天津市的市長，保定市的商會會長，都曾在深更半夜接過這樣的電話。給其本人和家屬造成極大的恐怖，對於動搖偽政權人員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心戰效果。

對敵偽的滲透，最突出的特點是拉關係。抓住偽軍偽組織當地人居多，關係網複雜，害怕八路報復等特點，武工隊與地方黨配合，積極地活動，廣泛地交朋友，對偽軍偽組織的滲透十分的活躍，而武工隊交朋友的手段，也是隨著環境和地區的風俗而定的，有拜把子，有認乾爹乾媽，有參加紅白喜事送禮等。通過這種在當時當地比較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與當地各種顏色的武裝組織和偽軍偽組織人員建立起廣泛的聯繫，形成一張無形的關係網。冀南軍區1942年10月有一個統計，在該分區範圍內，武工隊與偽軍共建立關係1400餘個，有的一個小隊甚至一個中隊都是武工隊的關係。到了後來，局面稍稍好轉后，地方偽軍中能夠與武工隊交上朋友，竟然成為一種時髦。對於此點，日軍也是知道的，但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武工隊也在對他們進行心戰，有時他們也需要偽軍的這種關係。

建立廣泛的關係網的目的，無非這麼幾個，一是獲取情報。在農村紮下根的武工隊，由於關係網龐大，敵偽中有什麼行動，武工隊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個會議上某個偽組織人員說的某一句話都能在散會後不久就可以傳到武工隊的耳朵里，從而為軍事、政治、經濟鬥爭提供支撐，也給偽軍偽組織人員造成相當的心理恐怖，因為不知道自己說的哪一句話就會傳到武工隊的耳朵里。二是尋求掩護。在冀中、冀南，都出現過武工隊為逃避敵人的追捕而藏身於偽軍據點中的情況。當地下人員和群眾積極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過關係將其救出。三是進行經濟戰。冀中的十分區是抗戰中最艱苦的地區，聽一些老人說，當他們在作戰中繳獲或從敵人的軍火庫中盜出長槍時，因為環境不方便他們用長槍，便與偽軍兌換成短槍，當短槍足夠用時，則將長槍暫存於偽軍據點中，或將其賣給偽軍。當作戰需要用長槍時，還可以向偽軍借來使用。當年根據地急需的藥品、兵工材料等許多緊俏物資，是武工隊通過偽軍搞到的。四是有利交通工作。當武工隊保護黨的重要幹部通過偽軍據點到其他地區時，許多也是買通駐地偽軍放行的。

當然，這些偽軍偽組織人員，並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地下人員，而是“關係戶”，他們與武工隊，往往構成某種口頭上的協定，即武工隊不在他的轄區給他們找麻煩，他們也對武工隊的活動睜一支眼閉一支眼。有的純粹就是見錢眼開，針對這樣的財迷偽軍官，武工隊有時送錢送禮向其行賄，就可以很方便地達到所要達到的目的。當然這些偽軍還有一種心理，即為自己多留一條後路，因而一般不願意得罪八路。而武工隊因為環境的關係，也一般不找偽軍打仗。

鋤奸，是武工隊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為了打擊敵偽政權，警告那些死心踏地為鬼子效勞的漢奸，鏟鋤作惡多端的偽軍偽政權頭目，就成為一個很有效的手段。武工隊並不濫殺，能夠交上朋友為我開綠燈的，一般是不殺的。武工隊殺的只有三種人：一是日軍直接豢養的武裝特務，這些人一般很難爭取，故多數給以除掉。二是一般偽軍偽警中民憤極大又不聽警告的也堅決殺掉，以殺一儆百，使其他人老實點，也為群眾解氣，以更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三是變節分子。對隊伍內部出現的變節投降分子，中共的制裁歷來是無情而又嚴厲的，只要出賣了同志的，不論男女，堅決予以追殺，這也是那個殘酷的年代與殘酷的環境所逼而必須採取的手段。

處死漢奸的方法，如果有條件的，都是活捉后，公開處決。為了達成警告的效果，有的還將其他被活捉但罪不該死的漢奸一同捆綁到某一執行地陪綁。有的則選在深夜，在需要警告的偽軍的據點外面，用高音喇叭宣判其死刑。執行地多選在距群眾村莊較遠的地方甚至據點附近，既不使群眾為難，又給敵偽以鎮懾。無法活捉的，則選擇適當的機會設法接近然後將其刺殺，或者在趕集時趁人多混亂將其刺殺，或者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潛入其住處“掏窩”，或者偵知其所要經過的路段，事先隱藏在青紗帳或稠密的樹冠中，遠距離狙擊射殺，或者利用關係潛入其據點中，尋機將其處死。儘管是秘密處決，但一般都要張貼布告宣布其死刑。因為武工隊的關係多，因而對這些目標往往也掌握的比較透，加之武工隊員多是本地人，又與人民群眾有著血肉的聯繫，所以想殺誰，基本誰就跑不掉。

有些對當地滲透得十分徹底的武工隊，甚至對還未被我俘獲也還沒有殺死的漢奸提前判處死刑，並將布告在集市村口甚至縣城裡張貼，布告中寫明五日之內或十日之內執行。而一般這樣寫明的，武工隊早就心中有底，該漢奸往往早就在其掌握中了，五日或十日之內必置其於死。因武工隊處死的多是史冊上無名無姓的小漢奸，象什麼維持會長呀、警察分所長呀、特務系長呀等等，故不好舉例。保定附近的武工隊抓捕殺掉漢奸特務松岡太郎、何茂、張伯正以及“神社”、“西元寺”等特務機關的特務頭子，大概就算是比較著名的了吧。

武裝工作隊的特點主要有：組織精幹，隊員素質高。每支武工隊均是由從部隊選調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善於做群眾工作、軍事技術過硬的優秀營、連、排幹部和戰士及具有一定對敵鬥爭經驗的地方黨政幹部組成。隊員能文能武，既是宣傳員、組織員，又是戰鬥員。裝備輕便。每支武工隊配有步馬槍、駁殼槍（毛瑟手槍），有的還配有輕機槍、擲彈筒，集中可以攻克日、偽軍據點，分散可以各個殲敵。活動方式靈活隱蔽。武工隊的行動，通常是在人民群眾掩護下，晚出早歸，飄忽不定，戰鬥在敵人心臟地區，打擊日、偽要害部位，使日、偽軍聞風喪膽，惶惶不可終日。鬥爭手段多樣。武工隊除了進行游擊作戰，消滅日、偽軍和偽組織，鎮壓漢奸、特務以及惡霸地主外，還採取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等手段，向日、偽軍展開政治攻勢，打擊與瓦解日、偽軍。

大凡隸屬於軍分區的武工隊，其近戰兵器在當時是相當棒的。不論隊長隊員，都是雙槍。有的是兩支短槍，有的是一長一短，而短槍基本是德國造盒子炮，長槍則既有馬槍，也有卸掉槍托的美式湯姆遜衝鋒槍，有些武工隊甚至還裝備擲彈筒和輕機槍。武工隊不打仗，那對他們的實戰經歷要求那麼高武器配的那麼強幹什麼呢？要知道，武工隊的工作環境是敵占區，是全沒有根據地支撐的敵人的後方統治中心，你不找敵人打仗，可敵人是不會允許你在他的縣城裡在他的模範治安村裡搞宣傳貼標語開會演講的，是不會允許你動不動就到他豢養的漢奸家中殺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沒有點功夫，沒有幾件傢伙，你就空著兩手等敵人來捕你綁你嗎。所以，武工隊的傢伙，就象劉伯承說的那樣，不是用來打仗的，是用來為政治進攻提供保護的。而實際上，雖然武工隊沒有打仗的任務，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戰鬥，對於他們來說卻是經常要應對的，只是他們絕對不會戀戰，更不會象電影電視劇中表現的那樣主動找敵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對打。

當然，武工隊的工作重點在農村在偽軍下層，這也不是絕對的，只要條件具備，也絕不放過任何的機會給敵以打擊。保定、天津城裡就經常被武工隊進進出出，河北省長吳贊周辦公桌上的傳單，天津市長溫世珍深夜裡的電話等，便都是武工隊的傑作，但與他們在農村的成績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就以馮志曾任分隊長的九分區武工隊來說，從四二年秋組建，到四五年抗戰勝利，前期活動在偽河北省會保定周邊，後期轉戰至日軍駐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進出保定天津城內，創造出驚人戰績，卻沒有一人犧牲也從無一人重傷。要是象影視中表現的那個打法，總是出現在保定天津那樣的地方，我看他們一個也別想活下來。

武工隊的工作重點在農村的基層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層。電影電視劇里，有一種趨勢，總是將對手的級別越寫越高，由以前的日偽小隊長中隊長到今天的大隊長聯隊長旅團長市長省長。似乎只有這樣拍，才能藉以表現那些公館、宴會、洋車、洋樓的奢侈豪華，才能藉以表現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戲子們的嗲聲嗲氣，才能得到較高的收視率，才能讓自己的口水滿意地流出來。實際這是錯誤的。武工隊的工作重點是在農村，是在棒子壠里在地道里在炕頭上，是在滿腦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莊稼漢身上，是在偽軍偽警偽組織的下層。為什麼呢？其一，佔領農村這塊廣闊的天地，是中共武裝鬥爭歷來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當時面臨的鬥爭環境決定的。在敵占區的廣大農村中，有敵人建立的各級政權組織，分駐著遍地的偽軍下層單位。這些維持會長、自衛團長、特務系長、偽軍小隊長、警察分所長們，如果工作做不好，他們就成為恢復與開闢根據地的絆腳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為我所用，成為我們的內線，所以自然就成為武工隊爭取與打擊的頭號目標。其三，這也是武工隊的能力決定了的。城市上層縣知事市長團長集團長等中高級偽官，一般住在較大城市，對於武工隊來說，一來不容易經常接近，二來這些高官受奴化影響較大，與階級仇恨較深，在沒有受到嚴厲的打擊之前，在敵我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大的轉變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農村，那些偽軍偽組織中的下層官差們，除個別日寇直接豢養的特務武裝外，多數並不把日本人當成唯一的靠山，從他們身上很容易打開突破口。至於農村中的各種“群眾防共組織”，本來就是被脅迫加入的，其成員全與日本鬼子有著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隊的二十響比鬼子的刺刀離他們更近更顯力量了，他們是極願意參加秘密抗日活動的。只要自衛團長呀警察分所長呀什麼的裝看不見，武工隊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樣高喊“平安無事”。到後來“兩面派政權”出現后，這些農村中的偽政權組織，名稱雖然依舊，而更多則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武工隊是什麼，是幹什麼的，在馮志《敵後武工隊》小說原著中，都用一個一個生動的故事詮釋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這麼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可歌可泣的傳奇，卻全被那些喜歡抄襲喜歡臆造而獨獨不喜歡尊重歷史卻又打著弘揚歷史主旋律牌子的編導們給糟蹋了。

武工隊做宣傳瓦解敵軍的工作，游擊隊也做此項工作；武工隊做鋤奸工作，游擊隊也做鋤奸工作；武工隊經常化裝偵察，游擊隊也經常化裝襲擊，故而二者經常被混為一談。到了一九四三年後，由於許多游擊隊性質的敵後小部隊也稱武工隊，而此時由於局面已經打開，武工隊也開始擴大發展，也進行小規模的游擊活動，二者還就真的不好區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區別是十分的明顯的。

游擊隊一般活動在游擊區，武工隊則基本活動於敵占區。游擊區有一定群眾條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權可以在夜間活動，有可以迴旋游擊的餘地。而在敵人的“確保治安區”，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幾乎男女老少都被敵人組織起來了，象什麼“防共自衛團”、“防共青年團”、“防共婦女會”、“防共兒童團”等等。武工隊剛剛進入敵占區時，追殺他們的，並不象以往表現的那樣只是少數的漢奸，而是幾乎所有加入各種防共組織的一般群眾。只要他們在哪個村一露頭，哪個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陣，又敲鑼又叫喊又追捕。在這樣的環境中，別說開展游擊戰，連立足都十分的困難。而這樣的情況，在游擊區是基本不存在的。

游擊隊有受縣委領導的，有受區委領導的，也有受軍分區領導的，還有自發的，而武工隊全部是受軍分區政治部領導。

游擊隊的隊員是可以放手徵召的，人員越多越好，只要願意參加抗日的，一般是來者不拒。武工隊的隊員則都是在具備長期實戰鍛煉有高超殺敵技能的敵工、鋤奸、偵察等專職幹部和主力兵團的班排長中精挑細選的。和游擊隊相比，武工隊的成員更精悍。而這裡說的精悍，主要的還不是他們的武藝如何，不是他們手裡的傢伙如何，不是他們游擊作戰的經驗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準確掌握黨的政策，會不會做敵軍工作，會不會做群眾工作。最低限度你得會寫標語傳單，你得會組織開會演講。這是他們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隊之所以能夠在敵後之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有所作為的法寶。而如此高標準的軍政素質，並不是每一名游擊隊員都具備的。

主要任務

游擊隊有打仗的任務，而武工隊則沒有打仗的任務。不論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還是八路軍總部，都不僅沒有將打仗作為武工隊的任務，反而還一再強調武工隊不是游擊隊，不能過分地刺激敵人而忘記自己主要的工作。劉伯承就曾反覆強調武工隊的任務是政治進攻，不是軍事打擊，不能作無謂犧牲，羅瑞卿還曾批評過一些對武工隊任務不熟悉的領導幹部，批評那些將武工隊當作游擊隊使用的軍分區領導。為什麼呢？因為武工隊活動地區敵強我弱的態勢限制了他們，如果非要這麼

干，則無異於自殺，而這，顯然不是八路軍所提倡的。影視作品里模仿西方槍戰片表現的武工隊經常與鬼子刀對刀槍對槍的硬拚血戰的場面，基本是不存在的。

另：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隨著形勢的轉變和鬥爭的發展，武工隊的體制也有變化，到了一九四三年秋以後，鬥爭環境改善了，有些武工隊已經開始擴大編製，端崗樓，拔據點，打游擊，此時已與游擊隊無異，但仍稱武工隊。到了後來，不知是不是因為武工隊的威名太盛還是其他原因，許多縣、區也紛紛組建武工隊，甚至有的村民兵隊也組建武工隊，有的游擊隊、手槍隊乾脆就直接改稱叫武工隊。找不到哪一部文件可以證明上級機關曾經出台過這樣的許可，但同樣也沒有誰明文不許可，而實際上各類型的武工隊是被各根據地默認了，也不好說哪個正規哪個不正規。不過這後來的武工隊從體制編製到人員配備到武器裝備便都不同於前面所說的武工隊了。上文所說的只是四三年秋局面打開以前最艱苦時期的典型意義的武工隊。

武工隊的對上關係隸屬於軍分區政治部，武工隊的鬥爭方式規定為政治進攻。因為這個特點，組成武工隊的 成員特別是各級領導便主要以政工幹部為主，這是全軍一致的。這是只有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戰爭背景下的抗日武裝才會出現的情況，是和電視劇編導們的臆想與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種部隊的組成人選截然不同的。

武工隊開展滲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國人最擅長的拉關係，絕對的中國特色。當武工隊保護黨的幹部通過偽軍據點到其他地區時，往往事先疏通駐地偽軍，愛酒的送幾瓶酒，愛錢的送幾塊大洋，愛貨的送雙鞋送件衣裳，這些偽軍官受了賄賂，加上也不想與八爺結仇，通過他轄區時他往天上放一陣槍就過去了。對於作戰地區主要是異國他鄉的西方特種部隊來說，由於與當地人沒有這種老一輩少一輩的盤根錯節的關係，象武工隊這樣的拉關係滲透方式，是他們無法做到的，甚至是無法想象的。

鬥爭

西方特種部隊的任務往往是針對某一項單獨的任務而派出，如營救人質、刺殺敵方要員、襲擊敵方司令機關、破壞敵方重要設施等，完成任務后一般在最短時間內撤出。武工隊的鬥爭方式是政治進攻，其首要任務，是對敵的宣傳戰。說到這宣傳二字，是許多網民與觀眾所不喜歡的。有些編導為了迎合觀眾的這種心態或是他們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這樣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迴避，這就把武工隊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東西無形地抹了。

依賴

西方特種部隊往往獨立作戰，並不指望當地群眾的支援與配合。他們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裝備，其運載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當前軍界最尖端的產品。而武工隊是在人民戰爭這個大背景下作戰，故而特彆強調依靠群眾和當地黨組織。他們除了裝備有比一般部隊更加犀利的近戰兵器外，其他則一無所有，情報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戰鬥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賴地方黨組織和發動群眾。這一點是武工隊與西方意義的特種部隊最大的區別，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儘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解放戰爭時期，武裝工作隊在解放區發動群眾、清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權、實行民主改革等鬥爭中也作出過很大貢獻。

電影《敵後武工隊》（吳京安主演）：部分情節與原著不符

1999年電視劇《敵後武工隊》：雖然這部電視劇請介紹與原著相比有非常大的改動，但是情節相對還是比較真實的。因為此劇在原著基礎上改動太大，把賈正演成光榮犧牲，因此而導致賈正原型——老英雄賈正喜的強烈不滿，而片方給的回應也十分讓人難以接受。

2005年電視劇《新版敵後武工隊》：此劇與此說是改編自原著，不如說是改編自1999年的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