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里

今石門一路214 弄。位於靜安區東南部，屬南京西路街道大中居委會。佔地19.69畝。上世紀初，此地曾是一片農田（間有雜草叢生的墓地）。1925年顏料商奚鶴年以其妻劉蓮仙的陪嫁地產，在此投資興建房屋。因為當時在華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多以“大英”、“大日本”自稱其國，故業主即以“大中”命名此弄，表示“大中華”之意。舊式里弄。總弄寬敞，各支弄排列整齊，有磚木結構二層房屋111幢，建築面積14699平方米。弄內有區物資回收利用公司。原有居民535戶，約2400人。附近有23、41、49路公交車輛駛經。

大中里的西側為石門一路（同孚路Yates Road也稱宴芝路），是上海1920和1930年代高尚時裝街。北側為著名的美食街和時尚休閑街吳江路，離南京西路一步之遙，這裡交通方便，地理位置獨特，不論過去還是將來，都是上海國際大都市高檔和時尚的尊貴席地

大中里綜合發展項目位於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區域附近，項目由靜安區40 號、46 號街坊兩個地塊組成，整個項目地塊東到青海路，南到威海路，西到石門一路，北到南京西路。46號街坊在整個地塊的北側，吳江路在40號和46號街坊之間穿過。本項目是集商業、辦公、酒店等於一體的綜合發展項目，包

括三座酒店/酒店式住宅、二座辦公樓和一座購物中心，本項目40號地塊分佈有五座塔樓，南北廣場及商業裙房，各地上建築之間有若干天橋相連，地塊內還有移位的民立中學優秀歷史建築。項目整體地下4層，地下4層。46號地塊主要建築為一座商業建築劇院（無地下室）。

2002年12 月，香港興業國際集團以13.06億港幣從靜安區政府手中取得了大中里地塊的土地使用權。2006年11月28日，英資背景的太古地產購入香港興業國際上海大中里發展項目的50%權益，項目於2012年末已完成基坑開挖，預計於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分階段啟用。

以太古地產的運作目標而論，未來大中里項目將成為上海頂級休閑娛樂消費的地標之一。對於這個總體量近30萬平方米的商業聚集區的前景，項目開發商香港興業國際副主席暨董事總經理查懋成表示將來這裡肯定超過新天地。香港興業國際是香港著名實業家查濟民旗下企業，查濟民次子、香港興業國際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查懋成的夫人正是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成立於1972年的太古地產是英國太古集團下屬公司之一，目前其在中國地產項目總建築面積已達100萬平方米。

實際上，離人民廣場咫尺之遙的大中里可以說是目前市中心最難得的可開發地塊，以項目規模而論，僅有由另一家香 港地產巨頭新鴻基開發的總建築面積39萬平方米淮海中路項目（原襄陽路地塊）可以與之匹敵。大中里項目先期動工的是已經拆遷完畢的大中里項目一期。而最先啟動的是大中里保護建築，即原民立中學的移位工程。該保護建築平移至威海路后，未來將配合整個項目被賦予新的生命力，成為大中里的門戶標誌，成為傳承上海歷史文脈的時尚地標。

該保護建築原為上世紀20年代上海著名顏料巨賈邱信山、邱渭卿弟兄所建，亦稱為邱氏住宅，原為兩幢，其中一幢於90年代改建民立中學時已被拆除，被遷移的這一幢曾為民立中學辦公樓，於1999年被評定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它是一幢歐洲城堡式樣的花園住宅，走進這幢建築，只見地上的花磚依稀可見，雕花的木樓梯十分精緻，樓道里的歐式廊柱高大、氣派。開發商透露，這幢樓旁的一棵古樹也將得到保護。

據介紹，整個平移工程將分成五個步驟，先對建築物外牆、柱子、屋架、梁等關鍵部位進行加固保護，使物體在移動時不會損壞變形；再將建築物底部聯結在一起形成整體；第三步是關鍵性的脫換體系工程，將老校舍底基柱頭全部切斷並移動到新架設的軌道上，用千斤頂推動平移；平移完成後，還將進行底板連接；最後再由相關保護部門進行修繕性施工。

大中里項目的動拆遷工程於2011年末基本完成。周圍同時期被拆遷的舊式里弄還有華順里、天樂坊、柏德里等，因大中里規模和影響較大，因此，此地被稱為“大中里基地”。大中里地塊規劃顯示，項目由5棟塔樓和裙房組成，建成運行后的功能主要為辦公、酒店及商業（其中包括兩棟辦公樓以及三棟高級酒店，裙房部分則是商業購物中心）。地塊佔地面積6.28公頃，為商業辦公綜合用地，容積率為4.63，地上建築面積將達29.12萬平方米，建築限高250米，小汽車停車位約1200個。大中里項目北接南京西路，西臨石門一路（面對四季酒店），南鄰威海路，東靠青海路（面對上海廣電大廈），是一個集兩座甲級辦公樓、一座商場和三家酒店及酒店式住宅於一身的城市綜合體。

平凡清潔工

清晨5點，天色微亮，酣睡一夜的人們尚在享受最後的安寧，寂靜的弄堂里已然響起了一陣“唰唰”聲。

是“大中里”的清潔工阿蹺在打掃垃圾箱，他的出現，宣告了“大中里”開始新的一天。阿蹺本名袁德海，但除了唯一的大哥堅持稱他“德海”，“大中里”人人叫他“阿蹺”。出於尊老的傳統觀念，稱呼一個右腳殘疾的70歲老人“阿蹺”，非常不禮貌，但阿蹺從不介意這個稱呼，因為他知道，“大中里”人人給他幾分面子。這是上海舊式里弄的一個特點，稱呼不能代表什麼，對某個人的尊敬是靠時間積澱，並通過行動來體現的。

“我這活兒別人幹不了。”阿蹺話里透著瞭然於心的自豪。每天清晨，“大中里”的垃圾箱一片狼藉，石門一路沿街的小飯店趁著夜色將垃圾隨意扔在那兒。阿蹺要趕在人們起床前將垃圾箱打掃乾淨，用水沖凈路面，隨後鎖上垃圾箱的門，只留下兩個門洞用於居民丟垃圾。與垃圾箱相鄰的廁所，是“大中里”唯一的衛生設備。老式的里弄住宅沒有抽水馬桶，也沒有幾家合用的水廁，只有一個公廁，供所有住戶倒馬桶和痰盂。

阿蹺鎖上垃圾箱大門的同時，還得打開廁所里專供倒馬桶的小隔間。這個隔間只在每天早晨6點至10點對外開放，“不能整天開著，人太多了，糞便倒多了要鋪出來。”做完這些，阿蹺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開始。他拿出晚上鎖在隔間里的椅子，放在垃圾箱斜對面的石庫門前，安靜地坐著。他的工作是盯著垃圾箱和廁所，防止人們為了圖方便將垃圾扔在外頭，或是某些男人圖省事兒、在小便池裡大便。阿蹺要這樣獨自坐到晚上6點，風雨無阻。冬天裡，他就裹著民政局領導視察時贈送的棉大衣；夏天日頭毒，居委會給他一把傘，他就這麼一整天地撐著，遮擋陽光。

現在“大中里”的年輕人，弄不清阿蹺坐在那裡做啥。就如出生和成長在“大中里”、后又出國留學的舒浩侖，他始終認為孑然一身的阿蹺喜歡坐在那裡看進進出出的人們，同時義務充當“大中里”的保安。2002年，留學歸國的舒浩侖得知“大中里”要拆遷的消息，扛起攝像機拍下了一部關於“大中里”、關於石庫門文化的人文紀錄片，取名《鄉愁》，阿蹺是其中一個人物。

“一個月就兩百塊，還要受氣挨打，外地人幹不了。”阿蹺說，因為掃得乾淨，他曾被調去上海電視台邊上的青海路，本地人不願意接替阿蹺的活，居委會就找了個外地人。但沒多久對方就不幹了，因為“大中里”某些居民在亂倒垃圾時，氣焰還很囂張，看到陌生人值勤，不但不買賬，有時還會起衝突。“我坐在這裡，‘大中里’的人都給我幾分面子，住在這裡的外地人看我年紀大，也會聽我的。”於是阿蹺又被調回來，繼續充當垃圾箱和公共廁所的守望者。

大中里之晨

6點之後，安靜的“大中里”頓像蘇醒了一般，熱鬧起來。這片石庫門布局非常整齊，從空中俯視，分弄與主弄的排列像是一個橫過來的“豐”字。解放前就搬來這裡的老人說，這是英國人提高效率的方式，把弄堂造得筆直，治安人員一眼就能望到底。

說“大中 里”是個中西合璧的“混血兒”並不為過。1925年，“大中里”所在的靜安區是英租界，作為一個英國房地產商的開發項目，這片石庫門裡弄也因此擁有了西式風格的雕花門楣、聯排別墅式的布局。英國開發商深諳中國人的居住習慣，於是每一棟石庫門都是傳統江南民居的翻版：天井、前後客堂、前後廂房、亭子間和曬台。“從建築角度講，石庫門堪稱精華。”長期致力於古城保護的同濟大學城市與規劃學院教授阮儀三說，石庫門既能體現西式住宅的規劃理念，又保有中式民居的建築風格，“從當時的居住條件來看，是非常舒服的。”

恐怕當時建造“大中里”的開發商，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條在當時為了便於管理而造得筆直的主弄，早已演變成一條充滿生活氣息的社區馬路。主弄自北向南，依次排列著菜攤、雞蛋攤、肉攤、水產攤，還有賣早點的。在他們面前來回穿梭的，是穿著睡衣、滿臉倦容地端著痰盂走向公廁的女人，還有那些趕在上班前挑菜買肉的男人。

“永平爸，來碗小餛飩。”騎車的中年男子跳下車，沖著包餛飩的老伯喊。永平家的早點攤正好位於主弄的中點，擺了十多年，設備很簡單：一張圓檯面，六七把裹著破麻袋的靠背椅。74歲的永平爸負責包餛飩和收錢，退休前在國營飯店做廚師的永平媽負責煮食。早點式樣很簡單，小餛飩和湯麵，夏天再增加一款冷麵。舒浩侖拍《鄉愁》時光顧過永平家的早點攤，但1972年出生的他更懷念小時候的那家國營早點攤。每天早晨，人們拿著茶缸排隊買豆漿，穿著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員熟練做著上海人早點食譜中的“四大金剛”：大餅、油條、糍飯和豆漿。

那時 的油條半兩一根，為了方便人們買早點，上海特製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半兩”糧票，以至於當時來滬的外地人，把這當成了上海人小氣的一個例子。等候小餛飩的中年男子招呼著身邊過往行人，“阿婆，買菜啊。”“嗨，上班去啊，不吃早飯啊！”男子津津有味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尋找熟人，毫不在意小餛飩何時端上桌。直到身邊食客越聚越多，男子的注意力才開始回到圓桌。“你們知道當時四季酒店後面那些房子，拆遷時每個人拿多少錢嗎？”“聽說是三十多萬，我們這裡就隔了一條街，憑什麼少了十多萬。”吃著麵條的食客含混不清地回答。

自打動遷組進了“大中里”，拆遷、賠償就成了早餐桌上不變的話題。安貧樂道的“大中里”像是突然面對一場災難，對未來的不可知引發的惶恐從每日的早飯開始。這群本無足夠經濟能量購置新房改善居住條件的普通人，在面對搬遷時不得不考慮如何為自己尋一處安身之所。圍成圈吃早點的人熱鬧地議論著，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吃完起身、互道再見時，才發現根本叫不出對方的名字。

“永平爸，收錢。”食客將兩元錢遞給老伯，老伯伸手接過，塞進兜里，又用同一隻手包起了餛飩。不過，在“大中里”沒人會質問永平爸不講衛生，哪怕是那些略有潔癖、端著自家飯碗來裝小餛飩的人。

思愁亦不泯

舒浩侖的兒時記憶與陸芸的兒時記憶完美地進行了時空對接。陸芸是陸家阿公的外孫女，得知“大中里”要拆的那一刻，外公愣了半晌，外婆眼裡泛著淚光，從小在“大中里”長大的陸芸無意中發現了《鄉愁》，於是決定買張碟給家人一個驚喜。

陸芸出生在1981年，在她的記憶里，上海同樣發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陸家是所有親戚心目中的殿堂。每逢五一和國慶，住在浦東的親戚帶上土產趕到陸家住下，只為了觀看節日里的遊行，孩子們則一早搬著小板凳在曬台上搶座位，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節日煙花。陸家的優越感持續到了九十年代浦東開發的一刻。浦東地價陡增，親戚們一夜暴富，做起了房產開發商，便絕少出現在“大中里”。有個親戚過節探望陸家阿公時，忍不住說：“這房子太破了。”“可我還是喜歡這裡。”陸芸留戀“大中里”生活的厚重和質感。在日本公司工作的陸芸曾帶一些五六十歲的日本朋友參觀“大中里”，看到廚房裡的灶頭和屋裡的馬桶，他們興奮不已地說：“我們也曾經那樣生活過，真令人懷念。”

陳佳立和陸芸同年，出生在靜安區另一處石庫門群落——廟弄。八年前動遷后，廟弄原址上豎起了一座霸氣的購物中心。陳佳立記得小時候和同伴跑去百樂門邊乘涼，看著車來車往，如今新興社區的孩子，只是在網路上構建一派虛擬的友誼世界。

舒浩侖 想在“大中里”放映一次《鄉愁》。他的鄉愁，既來自於故鄉“大中里”的消失，也是對石庫門生活方式行將終結的悼念。畢竟，“大中里”呈現的是被光鮮外衣遮蔽了的最原汁原味的上海生活。石庫門隨風而逝，依附其上的上海歷史和文化，也將凋零或消失。“如果可能，我還要請些模特在弄堂里走秀，你不覺得，那個年代的石庫門弄堂，就是T型台的雛形嗎？”舒浩侖的記憶中，每逢夏日傍晚，乘涼的男人們赤膊睡在躺椅上一字排開，這時若有個穿著時髦的年輕女子走過，無數包含帶著慾望和艷羨的眼光齊刷刷地射過來，年輕女子的步履變得更婀娜，哪怕她已被一些女性長輩喚做“小妖精”。

“每個階層都能從石庫門裡找到自己的文化夢想，他的痛苦悲傷和他的記憶。”上海文學批評家朱大可，曾在一次關於“工人新村與石庫門誰更能代表上海”的辯論中說，石庫門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早期的資產階級能在這裡找到昔日的夢想，過去大雜院里的市民也能從這裡找到曾經的記憶，儘管記憶裡面充滿了很多痛苦的東西。石庫門是混合了上海人愛與痛的產物(註：工人新村是1951年上海市政府從蘇聯引進的，解決了上海三百萬產業工人的住房困難。當時能住進“工人新村”的都是勞模和先進工作者。研究城市文化的學者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個大時代的縮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空間化，並據此認為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種性格：比較制度化，比較容易被管束)。

前兩個月，北京前樓附近的衚衕連片被鏟，一群民間人士自發沖向衚衕里拍照，每天與推土機比速度。舒浩侖發了封郵件給他們，“雖然大家懷念的實物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對過往傳統的回憶和悼念。”這種眷戀和懷念，不僅僅局限於北京人和上海人，甚至已經遠遠超越了衚衕、石庫門等有形建築物。在廣州媒體工作的劉先生曾經打算將年幼的女兒送回江西老家上學，他說，這是因為“那些看似經濟發展滯后的地方，更加完整地保留了傳統”。只是，這一想法終因妻子舍不下愛女而作罷。

劉先生說，只要想起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心裡就有了底氣，不像他曾接觸過的一些上海朋友，當從小居住的老房子被推土機推倒后，一段活生生的記憶被連根拔起，人也顯得浮躁。老劉在歐洲看到那些保留了近兩百年的破房子仍被使用著，明白這是人家城市化運動進行到一定程度后的覺醒，於是他做了一回有心人，購買新房時沒有出售原來的住處，“我的女兒出生在那裡，成長在那裡，等她成年了，能去老房子找回憶。”

三毛曾說，少年的她每當看到世界地圖上撒哈拉沙漠那一片赤黃的時候，心頭總會泛起一種鄉愁，於是終於有一天她背起行囊，哼著“不要問我從那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尋找著自己的精神家園。而近年來在全國興起的讀經運動、國學熱和海外漢學熱，抑或同樣有跡可尋？余光中的一首“鄉愁”，曾經感動海峽兩岸30餘年，那是台胞甚至是海外華人共有的思鄉之情。而多年之後，余光中才慢慢意識到，他的鄉愁其實是對包括地理、歷史和文化在內的整個中國的眷戀。

6月25日，《鄉愁》在上海虹口區圖書館公映。那天下午，看完片子的人們走在街上，默默地將鏡頭對準了虹口區老街上的房子。作為嘉賓出席放映活動的陸元敏是上海著名的影像記錄者，曾出版過蘇州河與石庫門的影集。在拍下一張堆放著雜物的石庫門屋子時，他說，很多年後，那些已經生活在寬敞整潔樓房裡的人們，應該會被這張照片打動，進而引發對逝去歲月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