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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者、文化批評家、作家
- 原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 湖南科通電氣設備製造有限公司董事長
- 電影《沒有過不去的年》中的角色
朱大可
中國學者、文化批評家、作家
朱大可，1957年生於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漢族。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也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座教授。《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專欄作家。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衛、睿智，話語閃耀著理性、激情和啟事的光輝。他用獨特的話語方式——“朱語”對中國文化現狀和社會弊端製造了許多激烈的、尖銳的批評；他學識淵博，紮實的學術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茅盾徠文學家得主麥加曾這樣評價朱大可：“他讓有些人害怕，因為他拒絕媚俗；他讓害怕他的人依然對他心懷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筆下那個喊出‘他什麼也沒有穿’的孩子！”
2006年9月號《鳳凰生活》雜誌，推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朱大可入選，被譽為“中國文化守望者”。
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餘年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朱大可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后，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後，憑藉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里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2007年時）。“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摘自《懷堯訪談錄》）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曆》《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記憶的紅皮書》《神話》等。主編有《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大型文化年鑒，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為《中國文化總覽》）《文化批評》（為中國學術界首部文化批評教材）等書。
1《記憶的紅皮書》
朱大可的話語，被許多人稱作“朱語”，是一種感性和理性交織的隱喻式書寫，多年來受到許多青年讀者的喜愛和模仿。本書是作者20多年來詩歌、散文、隨筆和小說的大部分精華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稱現代漢語的傑作。作者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深邃見解，被編織在絢麗而堅硬的語體里，形成獨特的敘事一闡釋風格。書中圖片亦是隱喻式書寫的延伸，不僅能夠滿足讀圖時代的視覺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尋味的文化密碼。在文化垃圾泛濫和閱讀焦慮日益嚴重的時代，本書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價值。
2《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
本書深入探討了盛行於當代中國的流氓話語現象。當代中國分為兩個社會，一個是國家社會，另一個則是無秩序、無信仰、無權威和無道德的流氓社會，它以離開土地的兩億流民為基礎，成為當代中國的隱形屬性。本書以身份理論為邏輯前提，以流氓話語為對象，以酷語、色語和穢語等為分析元素，對滲透在各種文化樣式（小說、詩歌、美術、音樂及大眾文化等）之中的流氓敘事模式，展開了全面深入和獨特新穎的闡釋，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話語的基本特徵。讀罷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學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話語研究的罕見收穫。
在與當下各種各樣的文化現象打交道的過程中，編者試圖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現場，以獨立立場和批叛精神作為這張“文化地圖”的基本坐標系。“批評文選”刻錄著年度文化批評的精神標高；“關鍵詞”的緯線標識出公共文化空間中各個層面的關鍵記號；“文化事件”的經線，則以年度時間區劃為單位，展現各文化領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來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圖像，應該全貌或局部，並通過它確認文化個體的“自我”方位，從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當下中國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這張虛擬的文化“地圖”上行走，人們將會與各種各樣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觀察和打量中，呼吸到這個時代的精神氣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曆（1999-2004）――刀鋒文叢》
本書收錄了著名批評家朱大可1999-2004年這五年間的大部分較有影響的文學、文化和時政批評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開發表在中國新聞周刊、南方周末、南風窗等著名媒體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經引發廣泛爭議。作為中國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評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著犀利而深刻的風格，與他的神學、神話和文化闡釋學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評更具“殺傷力”，並因此而有“一劍封喉”的美譽。朱大可的批評方式和話語風格，對90年代以來的“憤青主義批評”產生了微妙影響。
5《話語的閃電》
作為當代中國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學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數量並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有重要的創見。《話語的閃電》收錄了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最有代表性的13篇論文，包括《空心的文學》、《燃燒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這些文字充分顯示出了作者銳利的思想和開闊的視野。朱大可的言說方式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也許是不合時宜的，但他獨特的話語風格，確如“閃電”，能以劈開精神的難題，照亮時代的蒼白。
6《逃亡者檔案》
在“文化批評”的領域，朱大可始終以標新和立異的風格成為文壇的異數。在這本書中，他試圖以尖銳的語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問歷史的神話。面對種種文化現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點點，揭秘糾偏，宣稱事實背後的真相，宣稱：“我要審判。”
7《十作家批判書》
這是對當下中國文學的一次暴動和顛覆，把獲取了不當聲名的“經典”作家拉下神壇。
徠8《孤獨的大多數》
孤獨，是為了保持精神的獨立。本書為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先生關於當下中國文化反思的結集，話題兼及文化、文學、電影、建築、歷史、地理等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傾情講述了在時代變動下個體與時代的精神孤獨：信仰與信義淪喪的“世態孤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話語孤獨”，浮華盛世下尋找靈魂皈依的“文化孤獨”……他在行文間不時流露出對整個人類文化的關切之情，並由此創造了文化的孤獨意象：孤獨，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階梯。
9《文化批評》
本書是中國學界首部文化批評原理，描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基本現狀，全書涉及當代中國的文化邏輯，文化生產、傳播與消費、文化符號生成與讀釋，神話與文化意識形態，身份、權力和文化認同，身體與性別，器物文化與生活方式，空間政治和文化地理，時間與記憶，感官文化等論題，全面闡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評的主要立場、觀點與方法，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書系《神話》《審判》《烏托邦》《先知》《時光》
《神話》《審判》《時光》《烏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選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朱大可已經出版過的舊作，如《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曆》《記憶的紅皮書》等，其二是一些從未結集出版的文章，分為建築、器物和歷史傳奇等三種母題。它可能會面對更為廣泛的讀者群落。
1關於文物市場的言論
2011年6月，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稱，眼下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賭場效應製造出一大堆超級賭徒，而無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鑒賞者與保護者，更不能轉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良性動力。朱大可認為，一方面是文物價格的驚天哄抬，另一方面是總體文化價值的崩盤，這種對比形成了尖銳的諷喻。文物市場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殘剩的歷史文化資源，已經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
2關於魯迅的言論
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朱大可寫到：“魯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這一‘遺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寫就，與其說是向家人作告別演說，不如說是他的最高宣言。魯迅利用這個言說時機進行了最後的審判--判處這個骯髒的殖民地烏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於這份‘遺言’的出現，一種我稱之為‘仇恨政治學’的意識形態誕生了，並對中國的二十世紀政治運動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在我看來，魯迅提前公布他的‘遺言’，是企圖將‘個人事務’或‘家族事務’公共化，也就是試圖將其轉換成一個重大的政治綱領。它表明，在經歷了長期的搖擺之後，魯迅終於置棄了已經殘剩無幾的愛語（這種充滿絕望的愛語在‘野草時代’曾是魯迅的基本話語姿態），也就是徹底置棄了愛的情感及其倫理，成為一個純粹的仇恨主義者。耐人尋味的是，由於利用‘個人遺言’的話語策略，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文獻中，魯迅巧妙地規避了他過去一直贊同的共產主義運動（許多魯迅研究者都在竭力迴避這一事實）。顯然，任何對以愛恨交織並飽含著人本主義色彩的馬克思學說的愛戴，都將令魯迅從這種極端和無愛的仇恨立場後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訪談《我就是魯迅的孩子》中說："反思魯迅，是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整體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堅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魯迅和晚期的上海魯迅分開。北京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最傑出的作家，他的《吶喊》《彷徨》《野草》《墳》和《故事新編》，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但上海魯迅卻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愛，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學被人利用，成為歷史暴力的話語源泉。這是魯迅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魯迅本是複雜的人性組合體，他的單一造型誤導了民眾。應當把魯迅還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剛神像。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訓。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斷自我調試——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擊。這是一種平衡遊戲。我時常感覺自己像一個體操運動員，艱難地行走在話語的鋼絲上。魯迅和胡適都是傑出的原創者，而不是守望者。還原和重新認識魯迅，就是要正確地清理他的話語遺產，過濾掉不健康的部分，復興他所發動的文學事業。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論
關於寶劍：這真是英雄輩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劍客在江湖中誕生和死亡，他們的鮮血譜寫了古典劍學 的瑰麗篇章。最不可思議的暴力，與愛情、友誼、勇氣和終極關懷一同生長。眉間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獨的小樹，卻成為一座堅實的紀念碑，向我們昭示生命擴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堅硬的事物與最柔弱的生命，結成了神聖同盟。（摘自《寶劍：站在利刃上的精靈》）
關於銅鼎：王室對民間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斂，加劇了社會衝突，一種叫做“銅鼎綜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開始蔓延，又隨著“九鼎”傳染給周人，並且在周幽王那裡再次惡性發作，導致西周帝國的敗亡。沉重的銅鼎改變了唐人的廣闊戰地，使之被迫徹底放棄游牧的習俗。經過數百年的農業馴化，彪悍的獵人變得無限溫存起來，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這樣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襲擊。銅鼎與其說是社稷穩定和諧的象徵，不如說是國家災難和病變的徵兆。但隨著鐵器時代的成熟，皇帝跟民眾的分歧日益嚴重。就在武帝統治的時代，規模巨大的民用鐵器托拉斯已經形成，少數鐵器製造商壟斷了整個遠東地區的生產和銷售，而鐵器成了農業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體支架再度出現，鼎的支足淪為畫蛇添足的累贅。八千年前的鍋子獲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質已由陶土變成了生鐵。鐵鍋徹底取代銅鼎，成為百姓灶台上的主體。在歷經近千年的“銅鼎綜合症”苦難之後，鼎器黯然退出了華夏民族的歷史空間。鍋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來就是人民的器皿，從屬於柴米油鹽之類的平凡事物。由於鍋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為統治者和貴族所專有，而是成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發出美妙的世俗氣息。而鼎則變成一種美妙的帝國記憶，它時常閃現在皇帝的夢裡，展示著昔日政治筵席的浮華場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關於靈玉：玉的道德化完成於春秋儒家集團。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學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學家團隊，他們的讚美驚天動地，把玉推舉到道德象徵的高度。他們描述玉的質地堅硬慎密，色澤皎潔冰瑩，性情溫澤細潤、聲音清越舒遠。這是罕見的譽辭，儒學和玉學就此結成了堅固的聯盟。他們的作為，為玉學在歷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樣本。玉所承載的世俗倫理語義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無限驚喜。我們被告知，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恭敬謹慎地拿著玉圭，好像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臉色莊重得像戰慄的樣子，步子很小，彷彿沿著一條直線往前走。這不是出自對王權的敬畏，而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諭儒家和玉的生命聯繫。孔子是卓越的演員，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與器物的嶄新關係。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靈魂的凝結物，散發著士人知識分子德行的濃郁香氣。越過玉的形態和氣質，儒生看見了自身的端莊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礦物上的偉大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