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批判

19世紀50年代後期，馬克思認為伴隨著1857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必然會出現革命的新高潮。他立即著手總結自己15年來經濟研究的成果，以便從思想上武裝戰鬥的工人階級。按照馬克思的計劃，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命名的巨著共六分冊：①資本；②土地所有制；③雇傭勞動；④國家；⑤對外貿易；⑥世界市場。本書是這部巨著的第一分冊的前兩章。後來馬克思改變了寫作這部巨著的原定計劃，而著手寫作《資本論》。他把本書的內容加以概括寫進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並把本書稱為《資本論》的“初篇”。

《序言》 馬克思在序言中簡單地介紹了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動因及經過，介紹了他從19世紀40年代起研究政治經濟學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作了精闢的概括，闡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從而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規律。馬克思在序言中得出的革命結論，對指導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共產黨人進行理論研究和科學實踐具有重大意義。《序言》具有巨大的獨立的科學價值。

《商品》 馬克思從分析商品出發，考察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分析商品開始而不是從分析價值開始，這是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理論的重大區別之一。馬克思揭示了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是這二者的統一。商品具有二因素是由於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引起的，勞動二重性學說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也是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同古典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論區別開來的一個重要標誌。馬克思由勞動二重性，進而考察了形成價值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D.李嘉圖由於不理解這種性質，致使他看不到貨幣的本質與價值決定於勞動時間的規定之間的聯繫，得出了錯誤的貨幣數量論。

《貨幣或簡單流通》 馬克思在第二章中考察交換過程時，揭示了由於商品的內在矛盾而必然產生貨幣，闡明了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本質。馬克思還詳細地考察了貨幣的各個職能，並指出貨幣的職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實現了在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上的革命變革。

馬克思在制定他的經濟學說時，一直重視把對經濟範疇的探討與對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批判結合起來。因此，馬克思在這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末尾都附有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的歷史考察，包括《關於商品分析的歷史》。《關於貨幣計量單位的學說》和《關於流通手段和貨幣的學說》。這些論述為創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史奠定了基礎。

本書的出版為馬克思徹底完成政治經濟學領域中的革命變革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從根本上抨擊了當時在羅曼語國家流行的蒲魯東主義。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彙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徠》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雇傭勞動》一書，彙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著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範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