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巳生

陳巳生於1908年前往上海做學徒、工人。期間進入基督教青年會夜校學習英文，並受洗成為基督徒。后在上海、鄭州青年會中擔任主任幹事、總幹事。他還曾前往歐美多國遊歷，於1929年回國。此後開始從事工商業，歷任上海平安輪船公司副總經理，寧紹人壽保險公司副經理，大安木材公司、大安保險公司、安通運輸公司、關勒銘金筆廠董事長、總經理等。抗日戰爭期間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945年參與發起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並任常務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過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3年逝世。

陳巳生1892年6月17日生於海寧縣城（現鹽官鎮），祖輩開染坊。父親陳汝康（1865年-1899年）光緒十四年（1888年）舉人。光緒二十年赴京，任刑部候補主事。光緒二十四年中進士，復經殿試，被授予翰林院翰林。

甲午戰敗，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陳汝康作為舉人，參加“公車上書”，並同康有為、梁啟超等數十人，加入了維新派的政治團體“強學會”，呼籲國人在民族危機之時維新變法。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他作為維新派的重要成員、翰林院翰林，參與了光緒帝的“百日維新”。九月“戊戌變法”失敗，西太後下令大肆捕殺維新派，譚嗣同等慷慨就義，陳汝康遂潛回海寧躲避，繼續宣傳維新圖存的思想。次年因肺病逝世。民初編修的《海寧州志稿》記陳汝康：“時國家毅然變法，汝康亟於仕進，巍然列名於‘強學會’，及下令捕黨人，恐罹禍，遂南歸，咯血卒。然海寧之談新政者，要自汝康始。”

因陳汝康常年旅京，幼年陳巳生的教育便由他的伯父陳汝楨照應，陳汝楨雖是本縣的一位教書先生，但子侄們的學業則設家塾授之。陳巳生的啟蒙老師是他們家的姻親、日後成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

癸卯學制頒行，陳巳生進了本鄉的公立學校，小學沒有畢業，因家境清寒，被迫棄學。1908年，年僅16歲的陳巳生來到上海，在他一位表叔開設的同興洋貨號當學徒。據趙朴初先生1953年8月6日在陳巳生同志公祭大會中所述：“當學徒的時候，他上基督教青年會夜校讀英文。他讀英文的動機原為了他職業上的需要，但漸漸地增加了社會知識，他認識到洋貨行業不過是販賣洋貨，替外國人發財，是不對的。雖然那時他已經滿了師，可以拿高薪待遇，但他決心放棄這個行業，經父執張元濟先生的介紹，重新到商務印書館印刷工廠當學徒，學銅版印鑄工作。在工廠兩年，他參加並組織各種工人業餘活動。在這期間，他受了青年會的影響，正式受洗，成為基督教徒。”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爭取陳巳生到青年會去工作，八年中由練習幹事升到主任幹事。接著就由基督教全國協會派他到鄭州創辦青年會，在那裡任總幹事七年。以後他就到歐美各國留學和遊歷。”趙朴初先生所說的“上海八年、鄭州七年”，其間陳巳生在上海和鄭州兩地基督教青年會是同時任職的。陳巳生遺孀徐劍英生前曾留下一份材料：“1915-1927年，陳巳生受聘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22-1929年，他被派到鄭州基督教青年會任總幹事。”可以看出1922-1927年他是身兼兩職。

因會務活動，陳巳生與駐豫的著名“基督將軍”馮玉祥相識相交。1927年，經青年會全國委員會總幹事余日章推薦，到歐美遊歷和留學。1930年獲美國俄亥俄大學文憑。陳巳生家鄉海寧刊登文章，說是他獲得哈佛大學文憑，不知依據在哪？“俄亥俄大學肄業”是陳巳生自己在履歷里填寫的，應該不會錯。

回國后，陳巳生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助理總幹事。1934年陳巳生經族親介紹到上海平安輪船公司任副經理，進入工商界。

陳巳生的血脈里既有讀書“基因”，又有經商的遺傳。進入工商界，他便以一貫的勤懇、認真的態度對待事業。平安輪船公司創辦於宣統二年（1910年），起初叫平安輪船局，后改名為平安輪船公司。先後購置平安、新寶華、平陽、寶華、康泰、平文等輪船，行駛長江、沿海航線。陳巳生任職時，正值業務興旺時期。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行駛於長江沿海的平陽、新寶華、寶華3輪相繼被日軍擄扣、沉失。陳巳生因不肯向敵偽登記，毅然脫離。

1940年末，陳巳生應胡詠琪之邀，到寧紹人壽保險公司任副總經理。寧紹人壽保險公司有位謝壽天是中共地下黨員，與陳巳生相處甚篤，經常一起參加社會活動。他們還同鄭振鐸、許廣平、王任叔、雷潔瓊、趙朴初等進步愛國人士聚餐。同時，陳巳生還參加工商界人士盛丕華、蕢延芳等組織的“星五聚餐會”，以聚餐為掩護，談論國事。1940年，他參加了憲政促進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形勢更加嚴峻，但經濟卻畸形發展，集聚在上海的社會遊資急於尋找出路，美、英、法籍的保險公司都被日寇接管，而日資保險公司一時還替代不了它們。陳巳生、謝壽天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以寧紹人壽保險公司為基礎，發起在滬華商各保險公司，組成了大安物產保險公司。1944年，陳巳生以大安保險公司名義投資關勒銘金筆廠，並擔任總經理。他利用關勒銘金筆廠掩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化名劉鏡清)、省委組織部長王堯山。他倆分別擔任該廠常務董事和職員。而陳巳生本人在社會上的形象，正如當年龍文書局編輯《上海百業人才小史》所述：“對推銷術學驗俱豐雲”。外界對他印象完全是位有地位的工商界人士。

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陰謀發動內戰。人民沒能休養生息，又將捲入戰爭的旋渦。上海各界人民團體紛紛抗議，決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國、共和馬歇爾三方面呼籲和平。代表團11位成員中有一位是陳巳生兒子，叫陳震中，是學生代表，聖約翰大學醫科學生。

6月23日，上海5萬多（一說是10萬）名群眾，各界知名人士集會，集會後遊行。當時遊行隊伍的開道車就是陳巳生派遣安通運輸公司的汽車。安通運輸公司開辦是1945年的事，地下黨出資大部分，陳巳生出資一部分，任總經理。安通運輸公司除若干小拖輪、小鐵駁外，還有十幾輛汽車。當時趙朴初的華通運輸公司也參與。因華通運輸公司與安通運輸公司同在一處辦公，地點在廣東路。集會遊行的當天沿路散發的印刷品傳單，也是由陳巳生投資的另一家公司，叫做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印刷的。

當晚，上徠海人民和平請願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特務包圍毆打達5個小時，馬敘倫等4名代表受重傷，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周恩來聞訊后即與董必武、鄧穎超到醫院慰問，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參加請願的民建成員有盛丕華和日後加入民建組織的蕢延芳。蕢延芳還將代表團請願意見當面向蔣介石陳述。

1945年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時，陳巳生是發起人之一。在民主促進會成立大會簽名錄上，清晰地留下了他的名字，寫在居中的位置，右起第14位。加入民進，為馬敘倫介紹。後來他擔任民主促進會全國委員會中央委員，民主促進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

陳巳生是民建上海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他填《入會志願書》是54歲，上海習慣填虛歲，應該是1946年。當時住址在南黃陂路（今黃陂南路）恆慶里66號，電話是82390，職業是寧紹人壽保險公司。他的入會介紹人是楊衛玉，另一位是王卻塵。在民建中央宣傳部編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史稿》第四章第二節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民建成立后不久，就推派常務理事楊衛玉赴上海發展會員。先後有盛丕華、張絅伯、包達三、陳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藝昌、潘公昭、陳維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顧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加入民建。”這與陳巳生自己填寫的內容是一致的。

1946年1月10日，民建總會函請在滬理、監事推動上海會務工作。27日，在滬會員舉行首次大會，盛丕華、王卻塵、陳巳生、胡西園、楊衛玉等21人為上海分會籌備委員。從此，陳巳生與民建結下不解之緣，直至他生命的終結。上海解放后，民建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他被推選為常務委員。同時是組織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949年12月，施復亮離滬赴京，陳巳生接替任臨工委的第三召集人，第一召集人為盛丕華，第二召集人為胡厥文。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會成立，陳巳生當選副主任委員。

抗美援朝運動已經載入史冊，但有一個細節直至改革開放后才披露，即捐獻飛機大炮是誰提出來的？1983年6月，陳沂同志在《文匯報》上撰文，追憶廖承志在抗美援朝中帶領慰問團的往事：“1951年3月，廖公和我們在一起，同志願軍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同志談了好些問題，突出感到我們還沒有打破美軍的空中優勢，我軍還需要飛機、大炮。廖公和我們大家一起商量，特別是一起去的工商界的同志商量。我們回國后，是否可以開展一個捐獻飛機大炮的運動，有我們慰問團的一位工商界同志，在彭總（德懷）為我們舉行的宴會上提出。”文章提到的工商界人士，即是陳巳生。當時，他擔任華東抗美援朝總分會第二副主席，還任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華東暨上海慰問分團團長。他在朝鮮親聞目睹中朝戰士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的情景，異常激動。在前沿陣地，即以上海工商界代表資格和民建會員的身份，向上海和全國各界人士發出捐獻飛機大炮的倡議。由他首先提出的這個倡議，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和支持，後來成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布六一號召的一項重要內容。

陳巳生還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一屆常委和第二、三屆委員。1953年8月3日因患腸癌離世，終年6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