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燕銘

1924年入中國大學預科讀書，後轉國語系。

1930年6月畢業，曾在北平大同中學、光華女中、保定第六中學、北平中法大學、中國大學等校任教，並從事進步文化活動。

1932年至1937年一面追隨當時著名學者吳承仕教授治史學和訓詁學，一面致力於文學史的研究。

1933年任中國大學講師，曾在中國大學、中法大學、東北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戲曲史、文字學；編印了《中國文學史略》(上冊)、《中國戲劇源流》等講義；曾任《文史》雜誌編輯。

1935年起參加革命活動。“一二·九”運動時，加入新學聯，主編《盍旦》、《時代文化》雜誌，積極領導學生愛國運動。

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魯西北《抗戰日報》主編、政治幹部學校教務長，冀南行署太行辦事處主任。

1940年後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編寫中國文學史，並在魯迅藝術學院兼課。

1943年主持創作新編平劇《逼上梁山》，任導演兼飾林沖一角，毛澤東曾親筆書函予以高度評價。

1945年初參與創作京劇《三打祝家莊》。

1945年後任中共赴重慶、南京代表團秘書長，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統戰部秘書長。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專家局局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1966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濟南市副市長，“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和迫害。

1974年後復出，擔任中國科學院及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期間，仍十分關心黨的文藝事業，先後發表了《舊劇革命划時期的開端——革命京劇〈逼上梁山〉是怎樣創作的》《延安創作革命京劇〈逼上梁山〉的經驗》等論文。

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劇協第二屆理事會理事、常務理事。

精通詩畫

齊燕銘早年寫的詩詞已不復存在，戰爭年代和新中國建立后那些緊張的日子裡，他不再有閒情逸緻，幾乎想不起來做詩，只留下極少的幾首。

至於作畫，他則更沒有時間了，所以在家裡幾乎沒有見到過他畫畫。現留下來的，只有在他的會議記錄本上，能夠看到他粗粗幾筆的速寫，無非是會場上的人或者窗外的樹。這些大概就是他當時的視野所能接觸到的範圍了。從這寥寥數筆中，幾乎無從揣測他的構思和心情，但可以感覺到他的內心還潛藏著創作的激情。

齊燕銘除印譜之外，對於書畫的收藏極為有限。現可查到的齊燕銘收藏的文物，被拍賣的僅有百餘件。家中留下的大多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首長以及老師的來信等，再就是畫家和朋友們送給他的字畫，其中有何香凝、齊白石、吳作人、邵宇等名家的作品。何香凝40年代的畫，他一直放在保險櫃里珍藏著。

主席稱讚

1943年，齊燕銘在延安參加了京劇《逼上梁山》的編導。這齣戲的初稿是由中央黨校研究員楊紹萱根據林沖的故事編寫的，當時齊燕銘是中央黨校教務處的文教科長，他還組織有票友性質的“大眾文藝研究社”。《逼上梁山》經過眾人加工修改，後來在演出中，齊燕銘還“客串”過其中的角色。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觀看了這齣戲之後，當夜就寫信給楊紹萱和齊燕銘：

紹萱、燕銘同志：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划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然而，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這封信時，竟刪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以及其中稱讚郭沫若的一句話，同時註釋說這封信是寫給延安平劇院的。到了1982年5月23日重新發表時，才恢復了原件的內容，並將其收入《毛澤東書信選集》。

眾所周知，江青是以“京劇革命”發跡的，追溯“京劇革命”的源頭，就不得不提到當年毛澤東的這封信。“文革”期間發表時，之所以要刪去楊紹萱和齊燕銘的名字，是刻意為江青的出山做鋪墊。在“文革”期間，許多歌頌江青的小冊子，都把這封信作為毛澤東對江青的表揚，並且還異口同聲地說：所謂“京劇革命”，是由江青開創的。

京劇革命

所謂“京劇革命”，分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

關於內容，齊燕銘回憶說：《逼上梁山》把林沖和高俅之間的矛盾賦予了政治內容，即寫林沖主張抗敵禦侮，高俅主張妥協投降，將之作為兩種政治矛盾的反映，而把高俅謀占林沖妻子的內容推到了第二位，這就與《水滸傳》以及過去同一題材的戲曲和電影，僅限於描寫林沖個人苦難遭遇截然不同。劇本旨在描寫主人公林沖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思想轉變的過程，也即特定歷史典型環境下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

至於表現形式，除了保留原劇若干特點之外，又吸收了秦腔《打漁殺家》的表現特點，如情緒高亢的齊聲合唱等。對人物形象也力求突破舊劇行當的限制，按照劇中人物思想情感和性格的要求，運用京劇藝術形式重新塑造；唱、白，著重於人物內心的表現，不拘於程式，如林沖，就採用了武生的功架和念白，同時兼用了鬚生和武生的唱法，來表現林沖的性格以及隨著思想覺悟的提高，其態度的轉變。此外，在臉譜、化裝、舞台設計和裝置等方面，都有一些創新。

齊燕銘總結說：這齣戲是用階級觀點觀察和分析歷史、用京劇形式寫新歷史劇的試驗，同時又是對京劇形式的一次初步的改革。

然而，這一切，當後來江青等在篡改歷史、自我標榜時都不提了。甚至，文革中齊燕銘竟因當年的《逼上梁山》受盡了迫害。

據齊燕銘的孩子齊翔安回憶：齊燕銘早年就讀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系章太炎弟子吳承仕的再傳弟子，雖然飽讀國學，卻實在只是一個“書生”。他不諳黨內的鬥爭，“這方面他很不敏感，很缺乏政治鬥爭經驗”。比如文化部討論工作時，身為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的他，為起一個自我批評的示範作用，竟“對自己在延安導演的《逼上梁山》提出三點不足，不想因此劇已經毛主席批示，這樣妄自作自我批評變為公然對抗毛主席批示”了。

不久“文革”爆發，1967年12月，《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齊燕銘的文章——《齊燕銘是封建主義文藝狂熱的吹鼓手》、《揭穿齊燕銘的“三者並舉”劇目方針的反動實質》等。隨後，齊燕銘被監禁在北京衛戍區竟長達7年。後來，在周恩來的過問下，1974年9月，他才得到“解放”,但留了尾巴。直到1979年，有關方面才徹底為他平反，然而，齊燕銘已於1978年10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