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花鼓

義烏花鼓(俗稱打花鼓)，是義烏曲藝的主要曲種之一，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並被收入《中國戲曲曲藝詞典》。

據相關資料顯示，義烏花鼓歷史悠久，經過千百年的發展，約在明清時期，已有自己固定的形式，開始流行於義烏及周邊縣市，藝人多數為女性盲人。義烏花鼓的祖宗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的倡優(又稱俳優)，據《史記·滑稽列傳》記載：倡優通常用滑稽戲謔的表演說唱向統治者進諫。到了唐代，類似義烏花鼓的說唱藝術已逐步形成，寺廟裡的和尚為吸引更多的善男信女，把宣揚佛法經文的“變文”，用韻散結合的方法，有說有唱地表達出來。諸如，《李陵變文》、《孟姜女變文》等。說唱藝術至宋朝進一步繁榮昌盛，商業經濟的發展，都市的繁榮，出現了一批專業的藝人，並且有了作藝的場所“勾欄”和“瓦舍”，各種說唱活動十分活躍。陸遊有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詩中反映盲翁負鼓說唱蔡伯喈的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說唱藝術的流行。到了元代，說唱藝術開始細化，很多分支出現。至清朝中葉，大型的鼓詞講唱逐漸被短小精練的“摘唱”所代替。義烏花鼓就是這些大型鼓詞說唱蛻變而來的形式之一，融合義烏的方言之後

古時義烏花鼓藝人多半隨丈夫外出賣唱，由稚子幼女攙扶，合家流浪賣唱，亦有單人外出賣唱的，有時男唱道情女唱花鼓，與義烏道情結成一對“藝術夫妻”。在苦難的歲月里，善歌的女藝人們用這門說唱藝術為自己謀生。清朝晚期至民國初年，因為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義烏花鼓盛極一時，在街頭巷尾，藝人左手持小鑼，挾腰鼓，右手持鑼片及軟鼓錘，以鼓和鑼擊節，先作一段過門配合說唱，正本時，唱腔平緩悲哀，用七字句說唱家庭小戲、愛情故事及地方新聞軼事，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歡迎。新中國成立前夕，在義烏這個小縣城從事花鼓和道情的藝人多達百餘人。1951年8月還成立了義烏縣第一個曲藝群眾性組織——義烏縣曲藝聯合會。1959年底，義烏、浦江並縣。曲藝聯合會改稱曲藝協會，專門下設1個創作組，8個曲藝小組。到1965年，專業的曲藝藝人就有65人之多，花鼓表演者也有20多人。但到了“文革”時期，曲藝協會被取消，且禁唱傳統曲目。

義烏歷史悠久、地域文化燦爛，曲藝作為眾多民間藝術的傑出代表，在省內甚至全國都有廣泛的影響。《辭海》中就有“義烏道情”之辭條記載。五十年代初，義烏成立了全省第一個曲藝聯合會，湧現出了葉英美這樣全國聞名的代表人物。在二00三年，義烏被命名為浙江省唯一的“中國曲藝之鄉”

義烏道情發源於明朝萬曆年間，與紹興蓮花落、溫州瑞安鼓子詞、杭州評彈都是為我省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義烏道情與眾不同，它沒有固定的曲調，常常由演藝者自行根據嗓音特點和說唱曲調隨意發揮，以好聽入耳為目標，因此，義烏道情在很長時間內流派紛呈，在曲藝界獨樹一幟。

在解放初期，義烏操“道情”之藝的民間說唱人員多達200餘人。20世紀50年代，義烏道情在全國已很有名氣。義烏盲藝人葉英美先後多次上北京參加全國勞模大會、群英大會表演，把義烏曲藝唱進了人民大會堂，唱進了中南海，受到周恩來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歌唱總路線》、《虞小玉》等還由中唱公司灌製成唱片。改革開放后，義烏曲苑百花齊放，形成了以道情、花鼓、方言說唱、小鑼書、雙簧、相聲、故事多個曲種並存的格局 ..

在民間文化工作者的精心澆灌和培育下，道情這種古老的單人說唱藝術煥發了勃勃生機，道情藝人們改革了說唱敘事性強但表現形式單調、音樂性差的舊形式，著重加強了道情的表演力和音樂性，在表演上試用男女對唱，音樂上引進了傳統婺劇音樂，配以小樂隊，運用方言和義烏普通話兩種語言演唱，使道情突破了地方局限，內容上除了優秀傳統保留節目外，更加註重與現實生活相結合

火熱的生活成為義烏道情創作不竭的源泉。一時間，義烏曲藝在群眾中紅了起來，出現了“凡有空地廣場，就有道情說唱”的景象。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羅揚以“莫道山花香不烈、卻能傲雪斗嚴霜”的詩句，讚頌了這枝從商品大潮中成長起來的曲藝“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