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鐸

木鐸和金鐸因其形制差異，使用場合也不同，“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即宣布政教法令時使用木鐸，打仗時則使用金鐸，這種差異也許是因為金鐸聲音更響亮的緣故。根據《周禮》的記載，攻戰時當先由司馬司振金鐸發出號令，軍將以下聞之即擊鼓，鼓聲大震，軍心鼓盪，故有“以金鐸通鼓”的說法。不過，這種振鐸以通鼓的規則，在春秋末期似乎不再流行，如《國語·吳語》有云：“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皆應，三軍皆嘩扣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從這段文字來看，似乎是鼓聲先起，隨後丁寧（銅鉦）、錞於（金錞）、金鐸等各種銅質軍樂器才一起發動，兵士歡呼響應，士氣鼓盪，軍心振奮。

相比而言，為輔佐政令文告發布而使用的木鐸，聲音當更溫和些，鄭玄稱：“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搖鈴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後召集起來宣布。木鐸儘管為木舌，也能發出特殊的悅耳音聲以起到警示作用。《周禮·秋官》還曾提及有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即振木鐸提醒民眾謹慎火燭，宣傳消防禁令。中國古代早期信息的傳遞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口耳相傳，“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這種方式對言語修辭的選擇有一定約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憶，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因此，伴隨木鐸一起發布的，應大多是富含節奏感、音樂性的辭謠，這使得木鐸這個曾經使用頻繁、官員百姓皆熟知的器物蒙上一層特殊的藝術色彩。

由於木鐸的使用常常與官方行為相聯繫，漸漸的，在它身上就附加諸多象徵含義，比如把木鐸比喻為宣揚上天旨意、權威學說的聖人、智者，如《論語·八佾》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意思是天下昏黑一片，老天爺讓孔子出來做導師，引領方向。相傳孔子整理過六經，經文中的義理，在古人看來垂之萬世而皆準，可作為後代文人著述的準則，故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稱：“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鄉。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不過，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木鐸在“采詩”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盛行的說法最早出自漢代學者，他們認為古有采詩之制，有專門負責采詩的樂官，而木鐸便是其重要道具，《小雅》、《國風》中的許多詩便是靠樂官搖著這木鈴鐺到民間採集整理彙集起來的，如許慎《說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漢代學者認為，民間歌謠特別能反映民情，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則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故采詩是統治者了解民情的重要手段，君王可由此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在《漢書·食貨志》中，班固對此進行了詩意的描繪：

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 窺牖戶而知天下。”

孟春即農曆春季的首月，正是“東風解凍，蟄蟲始報，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的季節，蟄居一冬的人們走出聚居點開始各自新的的忙碌與籌劃，一冬的鬱積之氣此時便發抒出來。於是，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詩官，手持木鐸在路上巡遊，採集他們隨口而唱、發自心聲的歌謠以獻給樂官，由他配好音律，再演唱給天子聽。在《藝文志》中，班固再次強調了這一制度幫助君王觀輿情、知民意，從而對自己的政治得失加以考量校正的重要意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作為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采詩說被漢代學者文人反覆描畫，相關細節也一點一點的填充進來，如註解《春秋公羊傳》的何休認為采詩之官有特殊的選拔標準：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根據上述說法，采詩活動中的“行人”出自五六十歲的老者以及無兒女的特殊人群。他們充當采詩官，由政府供給衣食，人盡其用，老有所養，故采詩制度又顯得溫情脈脈，頗有人情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