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厚

劉子厚192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師範文化。早年讀中學時參加秘密革命活動。1929年至1937年在河北省任縣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參加組織並領導冀南暴動、為主要負責人之一，任中共任縣縣委書記，中共冀魯豫特委冀南地區特派員，中共冀南滏西特委組織部部長、軍事部部長，中共滏西特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兵運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1935年參與領導發動冀南農民暴動，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平漢線游擊隊，任隊長。1936年將游擊隊擴大成立華北人民抗日救國軍第1師，任師長。率部在冀南進行抗日反蔣游擊鬥爭，擴大了抗日救國宣傳。后受挫轉去鄂豫邊游擊根據地，任中共鄂豫邊省委統戰部部長，參加堅持鄂豫邊游擊戰爭。抗日游擊戰爭。解放戰爭。1949年5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兼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0年8月起）。1951年8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書記兼省委組織部部長（至1952年2月）、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至1952年3月），1952年11月至1956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其間：1955年6月至1956年1月兼任中共湖北省監察委員會書記。

1952年2月至1954年8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8月至1956年1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8月至1955年1月）、湖北省人民委員會省長（1955年1月至1956年1月）。1952年9月至1954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1956年至1958年3月任三門峽工程局局長、黨委書記，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兼任中共河南省三門峽市委第一書記。1958年4月至1964年3月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1964年3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書記，1966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1958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河北省省長。1960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委員，1961年9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68年2月至1971年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1年2月至1979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其間：1968年3月至1971年5月任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組長；1971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1972年5月至1975年10月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政治委員，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曾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河北省軍區政治委員1971年2月至1980年6月曾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河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77年12月至1980年2月兼任河北省政協主席。1979年12月至1982年4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6年4月增選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2001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劉子厚同志2001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劉子厚同志逝世后，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曾慶紅、宋平、薄一波、陳錦華等，以不同方式對其逝世表示哀悼，對家屬表示慰問。劉子厚同志他歷任中共任縣縣委書記、冀南特委特派員、中共冀南特委組織部部長、華北人民抗日討蔣救國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兵運領導小組副組長、豫鄂邊區省委統戰部部長、豫鄂邊地委書記、新四軍第五師第二縱隊政委、豫鄂邊區行政公署副主任、鄂西北區行署副主席兼第四專署專員、鄂東工委副書記、豫鄂區支前司令部第二司令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劉子厚同志先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黃河三門峽工程局局長、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河北省省長、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1982年離休。劉子厚同志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劉子厚同志：昨天談得相當舒暢，相當好，感謝你們！一月改變整社的方針政策，與黨大會的想法不同，是很好的。我覺得你們路線好，但是還有參考別省經驗和做法的必要。山西一月決議極好，你們可以打電話叫他們送一份給你們，可能對你們有某些參考價值的。

你們有一個整社六個問題的指示文件沒有？應當有吧。我極想看，有的話，送一份送〈給〉我，兩天內送到濟南即可。我在這裡有兩三天住，來得及的。至禱至盼！”毛澤東，二月廿四日記。劉子厚，當時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河北省省長。中共河北省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曾提出整社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底結束。一月中下旬，河北省委召開財貿書記會議和整社工作座談會，分別對整社工作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討論，隨後省委書記處又作了研究，認為整社和生產必須統一起來，整社工作大體上在三月份基本結束是比較適宜的。有些社，如三類社、問題多的社和農事季節較晚的地區，也可到四月上旬或四月半結束。為了避免把整社的力量搞得過於分散，發生草率現象，除整社試點外，各地要分作兩批進行整頓，由點到面，分批進行，波浪式發展。中共山西省委一九五九年一月召開的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

劉子厚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晚給毛澤東回信說：“我們在整社中要抓的六大問題，特別是有關分配問題，在一月召開的財貿會議和整社座談會上，林鐵、閻達開等同志都講過，但未下達一個正式文件，是個缺陷。只是有我遵照省委書記處討論的整社問題的意見，在全省電話會議上講了一次。現將省委批轉的《關於當前整社若干問題的意見》送上，請你指示。”

劉子厚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電話會議上傳達的省委關於當前整社若干問題的意見，共談了六個問題，即整社要抓思想、抓生產、抓分配、抓生活、抓政策、抓幹群關係。其中第三條“關於分配問題”講到，分配要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這是調動群眾生產積極性的基本關鍵。

要堅持實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對去年收入的分配原則是：在生產有差別的基礎上，分配應當有所不同。在公社從各生產隊提取一定數額的必須提取的費用后，基本上以生產隊（或原小社）為單位進行分配。社本身統一提取的不能太多，以發揮隊的積極性。各隊之間因生產不同，吃糧標準、工資標準應允許有所不同，社裡不能無代價調撥。至於一九五九年生產收入的分配，原則上要採取包產包任務的辦法，生產隊上交社的任務完成後，所余完全歸生產隊自行分配。

毛澤東不信“畝產10萬斤”1958年8月，頭戴草帽的毛澤東，由河北省省長劉子厚、天津市市長李耕濤等人陪同，走在通往天津東郊四合庄鄉新立村農業社的田埂上。毛澤東要去農田看看。他每到一處，都要眼見為實，不光聽彙報。毛澤東和村幹部邊走邊談，走到一塊稻田前。張福安介紹說，這是區領導的計劃畝產10萬斤的試驗田。

“搞畝產10萬斤有可能嗎？”毛澤東表示疑問。

“過去沒搞過，現在我們正在試驗。”

“你們這些糧食，現在還沒有收到手，還得繼續努力呀!”毛澤東說。

對動輒萬斤、10萬斤的畝產量，毛澤東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負責人道：“你沒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釋說新立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朝水稻吹風，就可以畝產10萬斤。毛澤東仍然搖頭，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