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道夫·阿貝爾

他是20世紀最神奇的間諜大師，素有千面人的稱號——他就是蘇聯間諜魯道夫·伊萬諾維奇·阿貝爾。魯道夫·阿貝爾真名威廉·奧古斯特·費舍爾（俄語：Вильям Генрихович Фишер），是克格勃上校，被稱為“當代諜王”。他深通諜術，善於偽裝，成功地扮演了各種不同角色。西方諜報機關稱他為“千面人”。他在掩護自己的間諜身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作為間諜培養的教材。

1962年2月的一天，天氣陰沉。

前東德和西德交界處波茨坦市一座鐵橋的兩端，悄無聲息地站著許多軍警，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這不是一座普通的鐵橋，它是聯接東德和西德的交界橋。在橋身中部有一道醒目的白線，白線的西邊屬西德，東邊歸東德。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裡是東西方冷戰的最前沿。

約定的時間到了，從橋的兩端分別跑出一隊武裝士兵。從他們的軍服可以看出他們分別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憲兵和蘇聯克格勃特警。他們相向跑到鐵橋中間的白線處停下，持槍肅立。這時，從橋的兩端緩緩走出兩個人，顯然，一是個蘇聯人，一個是美國人。

蘇聯代表手裡拿著一份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簽署的特赦令，用俄語和英語高聲喊道：“交換!”美國代表出從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快速宣讀，證明這個即將被交換的蘇聯人無罪。這個文件是由約翰·肯尼迪總統親自簽署的。

這是冷戰時期，美蘇雙方交換重要間諜的一幕。這次交換的分別是蘇聯間諜阿貝爾和美國間諜鮑爾斯。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蘇聯間諜魯道夫·阿貝爾，他以其顯著的功勛，被樹為蘇聯英雄。在他被捕期間，蘇聯領導人葛羅米柯和美國總統肯尼迪都過問此事。

那麼，阿貝爾究竟是何許人也? 他怎樣成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領袖注意的中心人物呢?

早年經歷

威廉·費舍爾（魯道夫·阿貝爾本名，以下稱阿貝爾）生於1903年7月11日，出生地為英國紐卡斯爾的本維爾，是亨利希·費舍爾和柳波芙·費舍爾的次子。父母均為俄籍日耳曼裔人。父親亨利希是沙皇俄國時期的革命家，曾在聖彼得堡技術學院與列寧一同求學，一同從事革命活動。1896年因反對沙皇政權被捕，被處以3年的流放，後於1901年被迫逃往英國。阿貝爾的父親是一位忠誠的布爾什維克老黨員，在流亡英國期間曾多次將軍火武器秘密運送至俄國，幫助那裡的同仁進行革命活動。在阿貝爾幼年的記憶里，常有形形色色的神秘人物來到家中，說著英語，俄語，德語，波蘭語，圍繞在英雄一般的父親身邊，讓他感到興奮又自豪。而這種奇妙的感覺伴隨他度過了一生，也是促使他日後從事間諜活動的重要因素。

阿貝爾和他的哥哥亨利在英國的Whitley Bay High School 和 Monkseaton High School學習並獲得了獎學金。儘管不如哥哥那麼刻苦，他還是在科學，數學，語言，藝術，音樂等方面顯示出了過人的才華。為了幫助2個兒子更好地學習音樂，父母親自給他們教授鋼琴課。此外，阿貝爾還學會了彈吉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阿貝爾對於無線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自己製作初級的信號轉換器和接收器。這為他日後從事無線電情報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之後，阿貝爾去了Wallsend的Swan Hunter，當上了一名繪圖學員，又在Rutherford College的夜校學習。1920年，他被倫敦大學錄取。雖然他的資質足以令他進入大學學習，但是迫於資金問題，他不得不放棄了。1921年，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阿貝爾跟隨家人一起離開了英國，回到莫斯科。

受到家庭背景和生活環境的熏陶，加之天賦出眾，阿貝爾精通英語，俄語，德語，波蘭語，意第緒語等多國語言。而且每種語言他都說得十分流利，地道，完全沒有口音。除此以外，他對攝影、繪畫、音樂、文學也很感興趣，尤其在攝影和繪畫方面造詣頗深。他身材修長，相貌堂堂，善於交際，非常謙遜，性格開朗，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夥子。

回到莫斯科之後，他曾為共產國際擔任過翻譯。1925年，他加入了蘇聯紅軍，並在無線電營受訓服役，主要工作是研究無線電情報。由於他在無線電以及其他多個方面擁有著出類拔萃的才能，1927年，他被選中加入了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即克格勃的前身，接受更專業的情報訓練。之後他被派往英國，法國，挪威，土耳其等國執行任務。當他再次回到莫斯科時，他已然成為了一名無線電情報學專家。這時，他改名為約翰·利貝爾。

打入蓋世太保

德軍1939年底侵入波蘭以後，蘇聯決定派出一名間諜長期潛入納粹內部。經過一番考慮，他們選中了精通德語，才華出眾的阿貝爾。蘇聯方面決定讓他偽裝成一個德國僑民前往拉脫維亞首都里加。里加位於波羅的海沿岸，與歐洲關係密切，是當時的歐洲情報中心，彙集了來自各個國家的情報人員和僑民。於是，這位年輕的“德國人”——約翰·利貝爾就從伏爾加地區前往裡加。戶口冊上記載，他是一個汽車修理工，父母在俄羅斯雙亡，隻身一人無處投靠，於是決定遷居里加。這樣他就可以更容易地“接近”自己的第一個祖國——“偉大的德意志帝國”。

1939年12月抵達里加后，利貝爾立即加入了當地的德國僑民俱樂部。當時蓋世太保通過這個俱樂部，秘密地建立起第五縱隊，並審查每一個新來的德國人的檔案。他們也注意到利貝爾這個嚴守紀律、忠貞不貳的“愛國者”，蓋世太保發現他對納粹主義越來越有興趣。

利貝爾在里加結識了年輕的工程師亨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兩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後者的叔父是柏林蓋世太保的一個頭目。

亨里希的父親是某個大學里的一位電子學專家，1940年初被人野蠻地殺害了。經調查未能查出兇手和殺人動因。

幾周以後，亨里希同里加的一大批德國人得到了蘇聯當局同意遷居德國的簽證。

他同利貝爾一起乘火車西行，但是在越過被佔領的波蘭邊界之後，他們不得不分手了。亨里希應叔父——帝國蓋世太保有勢力的頭目之請，前往柏林，而利貝爾以及其他年輕的德國人都在羅茲被吸收進德國佔領軍。

亨里希由於他叔父幫忙，在黨衛軍帝國元首保安隊里開始了情報生涯，而利貝爾得到亨里希的叔父維利·施瓦茨科普夫上校的過問和充當保人後，作為一個優秀的機械工和司機，在軍事情報部門——最高統帥部諜報局(蓋世太保)的一個單位里開汽車。

1941年 6月德國進攻蘇聯之後，利貝爾的間諜生涯發生了轉折。他同集結在波蘭的德國軍隊一起，被派往東線作戰。

一次，利貝爾所在的部隊與蘇軍作戰。蘇軍被包圍了。激戰中，一輛蘇軍坦克突然設法突圍。德國部隊諜報局頭目施坦因格里茨認為，這輛坦克一定帶有蘇軍的重要文件並負有突圍尋求援助的使命。因此他命令德軍炮兵集中火力攻擊它，他們很快擊中了這輛坦克，施坦因格里茨馬上派遣突擊小組到坦克上去搜取文件。此時從蘇軍戰壕里發出強大火力保護坦克，使德軍突擊隊員在尚未接近坦克時即被一批批打死。見此情景，利貝爾判斷坦克裡面一定有重要文件，他擔心蘇軍文件會落入德國人手中，同時為了取得德軍諜報局的信任，利貝爾自告奮勇要求去把蘇軍坦克里的文件拿回來。

得到允許后，他在密集火力下爬了兩個小時才鑽進坦克。他發現第二乘員已經死去，在死者身上卻未找到文件。正在這時，身後突然有人用鐵棍重重打在他肩上。經過一番搏鬥，利貝爾終於制服了他，利貝爾用俄語叫對方交出文件包並銷毀，以免被德國人拿走。在文件銷毀后他們放了一把火把坦克燒了，然後分手各走各的路。在往回爬時，利貝爾的腿部中彈受傷。

利貝爾的行動一箭雙鵰，不僅保護了蘇聯重要文件，使其免落敵手，同時也增強了蓋世太保對他的信任，為此他得到了第一枚德國勳章。在此期間，莫斯科總部仔細研究了“里加時期”——利貝爾同亨里希的“友誼”后，於1942年秋天通過秘密渠道把有關亨里希父親的一份檔案材料交到了利貝爾手裡。

這份材料里說明亨里希的父親魯道夫·施瓦茨科普夫工程師是他的兄弟維利·施瓦茨科普夫下命令打死的。當時，維利·施瓦茨科普夫是個納粹分子，他想發展他兄弟加入納粹組織，但遭到魯道夫的拒絕。他拒絕在里加參加第五縱隊，並且不肯把蘇聯邊境地區的無線電通訊和電子學的某些重要材料交給希特勒分子，於是他慘遭殺害。

殺害自己的兄長后，維利又假裝真誠，假惺惺地把侄子亨里希接來，介紹他參加了希姆萊的黨衛軍帝國元首保安隊。亨里希事先一點都不知情，作為一個納粹分子他還以他的叔父而自豪。

利貝爾了解到，亨里希曾流露出對德國當權者的不滿，甚至想與蘇聯情報人員聯繫。為此他給亨里希安排了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代表”( 其實這個代表就是他自己 )的會晤。在約定地點和時間他們兩人相遇時，這一出乎意料的見面使亨里希感到不安，想溜走，但利貝爾平心靜氣地說出暗號“萊茵河”，亨里希不自由主的悄聲回答“伏爾加河”，於是兩人挽起胳膊來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利貝爾拿出那份關於他父親被害的檔案材料給他看。當亨里希了解了真相后，從牙縫裡蹦出幾個字來：“我要殺死他!”利貝爾冷靜地給他分析不能這麼蠻幹，於是亨里希同意同他合作。至此，利貝爾在黨衛軍帝國元首保安隊最上層有了自己的代理人。

過了一段時間，這兩個正在發跡的雄心勃勃的年輕情報人員在柏林久別重逢，他們非常高興，一起到亨里希的住處喝酒，度過了整整一夜。在酒的刺激下，也由於對利貝爾的信任，再加上虛榮心，那天夜裡亨里希大吐真言，除了透露一些特別重要的情報外，還以嘲笑的態度談到希特勒的歇斯底里和不光彩的私生活情況，這說明他對這個政權的看法已經有了某種更深的變化。因此，利貝爾讓自己間諜網裡的其他成員密切注意亨里希，並不時地讓那些同蘇聯情報機關保持秘密聯繫的，有反希特勒情緒的年輕德國官員多同他接觸，以施加影響。

1943年秋天，希姆萊的副手、海外政治情報處主要負責人、黨衛軍准將瓦爾特·舒倫堡向軍事諜報局要一名年輕、有從事間諜活動才幹、受過教育而又稟性謙遜的軍官，歸他個人支配。根據黨衛軍帝國元首保安隊的各種標準，此人必須是“純雅利安人，對元首絕對忠誠並且是經過考驗的納粹黨員”。他不能有任何親人，必須精通幾國外文，並且是一個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

利貝爾被選中了，因為所有這些“嚴格的條件”他都符合。上級向他宣布這件事時，利貝爾故意顯很平靜，給人一種印象，幾乎覺得他不願意離開目前這個地方。司令官告訴他，這對於他的前程來說是有決定性意義的。舒倫堡准將現在是第三帝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僅是希姆萊的副手，而且德國的整個情報網都在他手裡。

利貝爾當了他副官之後，軍銜將連升兩級，升任黨衛軍中校。年輕的約翰·利貝爾知道，他現在是去敵人的巢窟，現在他才面臨真正的考驗。他向莫斯科總部報告了自己的新職務后，他只收到一份簡短的回電：“注意 !約翰·利貝爾，現在你才開始你的第二次生命。”

於是，利貝爾的情報活動進入一個最緊張的時期。

隨機應變 制止“旋風”

有一天，舒倫堡給利貝爾打了一個電話，要他當晚到負責國外活動的特別作戰部報到。原來早在1944年初夏，德國陸軍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就夥同情報部門制訂了一個“旋風”計劃，目的是在蘇聯縱深後方進行秘密破壞活動。首次打擊將在喀爾巴阡山地區實施。在那個據點已集合好一支由30人組成的戰鬥小組，他們現在正在等待空投下來的德軍指揮官施瓦茨堡上尉。

當天夜裡，利貝爾就來到負責國外活動的的特別作戰部，該部由馬爾策和克萊茨領導。馬爾策要他到柏林的前一站——措森火車站迎接一個人。克萊茨告訴他，他要迎接的那個人不久將被派到俄國後方去，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要求他好好接待。利貝爾開著輛小貨車直奔措森車站。突然，車站遭到盟車飛機的轟炸，利貝爾趕緊奔向 4號車廂，見到一個身穿國防軍上尉制服的人，手裡拿著一隻很大的黑皮包。

他斷定此人可能就是他要接的施瓦茨堡上尉。利貝爾悄聲對他說：“旋風”!那個人一聽站起身來，跟著利貝爾下了火車，直奔小送貨車。離開轟炸區后，利貝爾把車停下來，想看看坐在車後面的上尉怎麼樣了。可當他打開小貨車後門時，發現上尉已經被彈片打死了！利貝爾立即打電話給馬爾策，告訴他措森站現遭到轟炸，施瓦茨堡不在那裡。這消息引起一片驚慌。因為施瓦茨堡的皮包里有“旋風—南方”行動計劃。而他們那裡

沒有人認識施瓦茨堡，手頭又沒有他的照片，這給尋找上尉帶來很大的困難和混亂。施瓦茨堡已經被炸死了，下一步怎麼辦呢？利貝爾開始緊張的謀划。

利貝爾必然在幾個小時內幹完，因為要跟帝國保安隊的特務們競賽，他們也正設法弄清楚從德累斯頓來的施瓦茨堡上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個激動人心的夜晚，利貝爾是這樣度過的：

空襲警報聲在柏林上空尖叫著，利貝爾停下車。

在距離兩排房子遠的地方，有一個不大的報亭，四周全是樹。這個報亭是利貝爾的信息中繼站，卡爾是他諜報網的成員之一。

利貝爾向報販卡爾買了一份報。卡爾從利貝爾那裡接過一張折了兩折的馬克。

利貝爾悄聲說：“這個，今天要發出去。”

然後利貝爾幾乎是跑著回到自己的小送貨車，沿著荒涼、灰暗的馬路開走了。在市郊一幢不大的房子旁邊停下車。房子的主人是27歲的米歇爾，他和卡爾是利貝爾從事情報工作為數不多的得力助手。利貝爾和米歇爾即刻開始研究黑皮包里的“旋風—南方”計劃。這個計劃是準備讓一個德軍破壞小組作為戰俘，混在德軍戰俘隊伍中。施瓦茨堡是這個小組的指揮官，但他應身著蘇軍中尉服裝，佯裝押送戰俘的蘇軍軍官。皮包里還裝有偽造的公務證，上畫的名字是維利斯·杜蒂斯，此外還有其他證件及地圖，地圖上幾乎用看不清的記號記下破壞小組的行軍路線和準備在沿途破壞的鐵路、橋樑的標記。他們經過磋商，最後決定由米歇爾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空投到蘇聯境內。他的任務是空投后與蘇聯境內安全部門配合，破壞“旋風—南方”行動計劃，把這個行動小組一網打盡。事情商量妥后，他們把施瓦茨堡的屍體扔到轟炸現場，然後利貝爾匆匆趕回去向克萊茨和馬爾策彙報。利貝爾向他們敘述了措森車站所發生的事情后說，他相信，在混亂中，施瓦茨堡上尉未等接他的人到達就到柏林來了，因此建議在市裡各餐館旅店尋找。於是利貝爾和克萊茨開車在柏林馬路上足足轉了一個小時，最後在“大熊”歌舞餐館門口停下。在那裡他們找到了“上尉”。當他們找到“施瓦茨堡”上尉時非常高興，“上尉”向他們訴說措森車站遭轟炸時的慘狀，他說，他好不容易搭上一輛卡車，湊巧這車是屬於“大熊”餐館的，因此來到這裡。克萊茨告訴他，因行動計劃有改變、非常遺憾，他必須立即離開餐館，並要他和利貝爾去領裝備。克萊茨則打電話給馬爾策，約定兩小時后在機場見面。

此時柏林的報販卡爾正在給莫斯科發報，報告他們截獲的“旋風—南方”行動計劃內容，並告訴總部行動將在明天開始。同時，在喀爾巴阡山麓，在蘇聯大後方，德國軍事諜報局破壞小組的米科拉·斯克利亞尼也接通了自己的無線電台，站在他身旁的克里格爾中尉口授說：“我們準備迎接指揮軍官。一切準備就緒。”

在機場上，馬爾策上校和克萊茨與“施瓦茨堡”見面，並送這位“旋風—南方”小組指揮官進入機艙，飛機很快在東方消失。在返回的路上克萊茨說起，現在在喀爾巴阡山暫時領導“旋風—南方”行動小組的克里格爾中尉本人認識施瓦茨堡。聽了這句話，利貝爾為之一怔，誰能想到這一情況? 現在一切都成問題了。克里格爾一看來人，就會明白是個圈套，因為米歇爾不是施瓦茨堡！米歇爾處境危險。利貝爾的大腦飛速運轉，思考著補救辦法。這時，在俄羅斯一個偏僻的小村裡，德國的破壞分子收到柏林發來的無線電信號，通知他們上尉乘的飛機行將抵達。

克里格爾中尉和他的司令部人員正在農村的一間房子里等候施瓦茨堡的到達。但是，約定的時間過去了，新指揮官還沒有出現。無線電報務員斯克利亞尼鑽進通向這個小村莊的一條小路旁的叢林里。他睡不著，

因為小組指揮官不出現的時間太久了。他若有所思地望著小路。突然在叢林之間，沿

著小路走來一個身穿蘇軍制服的人，背上背著一隻挎包。

那個戴著蘇軍中尉肩章的軍官看見了斯克利亞尼，就停下來。他笑著問道：“小夥子，你是否知道，看林人謝苗·馬卡羅維奇住在哪裡?”

這是暗號！米科拉·斯克利亞尼心上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他回答說：“謝苗·馬卡羅維奇去里沃夫了，3天以後才能回來。你好，施瓦茨堡先生，我叫伊萬，克里格爾中尉正在等你。”

“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

“中尉說他認識你，你們曾一起打過仗。”

米歇爾站住了，他仔細地打量著這個化名為“伊萬”的斯克利亞尼。

“好。你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們會使中尉感到意外的，”米歇爾微笑著說。

他們來到村莊，一走進屋裡就看見克里格爾中尉。克里格爾驚訝得睜大了眼睛，因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克里格爾熟練地跳到牆邊，從桌上操起一支自動步槍，嚷了起來：“這個人不是施瓦茨堡！伊萬，你把什麼人帶來了?”

“安靜點，中尉，‘旋風’去東方了!”要是沒有聽到這一暗號，克里格爾很可能就開火了。

米歇爾笑了笑。

“我當然不是施瓦茨堡上尉。但這是總部的決定。柏林猜疑：俄國人是否把小組成員抓走了，安插了自己的人。要是你把我看做施瓦茨堡，就像你的報務員把我看錯那樣，那就是一個證明……”

克里格爾輕輕地放下自動步槍。

米歇爾要求現在把指揮權轉交給他。

然而，克里格爾不願放棄指揮官的角色。

他問道：“你的名字和軍銜?”“諜報局上尉弗里德里希·博勒，而按照證件，我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中尉維利斯·杜蒂斯。”米歇爾從口袋裡掏出證件，遞給克里格爾，後者仔細地察看這些證件。照片上倒是自稱博勒的這個人。他沖著斯克利亞尼說：“伊萬，你立即去問問總部。”

同時，他又拿起自動步槍，嚷道：“總部回答之前，你休想活著離開這裡……伊萬，快去!”

米歇爾急忙說：“中尉，你注意，推遲行動的責任要由你來負!”這時，米歇爾只有孤注一擲了，要是柏林來電對他不利，他就準備拚死一搏了，但他相信利貝爾肯定會想盡辦法挽救他的。

這時在柏林，諜報局值班報務員托斯克正在值班。利貝爾已在機器旁不間斷地值了6個小時的班。

托斯克突然聽到“旋風”的呼號。他對利貝爾說：“‘旋風—南方’出現了，你準備記錄。”

報務員口授說：“‘旋風—南方’請求證實行動有否改變。是否該把指揮權交給新來者?”

利貝爾拿起他記錄的電報稿走到隔壁房間里，對馬爾策上校說：“‘旋風—南方’出現了。”馬爾策把電報看了兩遍。顯然，利貝爾篡改了電文。“這是什麼意思 ?”

馬爾策感到納悶兒。

利貝爾開了腔：“上校先生，在我看來事情是清楚的。施瓦茨堡在路上曾跟我說過，他同克里格爾中尉的關係不是很好。因此，克里格爾不同意改變開始行動的時間。

他肯定是沒有做好準備。”

“噢，原來如此 !……記下回報：‘全部權力轉小組新指揮官。立即開始行動。報告執行情況。”此外，請問問他們，什麼時候能夠報告開始行動。”

半小時后，“旋風”又來了一份電報：“‘旋風’已行動。第一份戰報將於清晨發出。”

利貝爾把電報交給馬爾策，同時叫了起來：“這一回才像是施瓦茨堡的風格!”在柏林作了證實以後，行動小組準備執行任務了。

與此同時，喀爾巴阡山地區內務人民委員部反情報部門負責人麥爾尼欽科少校得到蘇軍比斯特羅夫將軍的一道命令，要他根據以前的指示，在晚上18點以前消滅“旋風—南方”小組，而把小組指揮官杜蒂斯中尉本人帶到他那裡。

麥爾尼欽科少校把伏兵準備好之後，他從望遠鏡里看到，在通往前線的一條公路上，有一小隊德軍俘虜正沿著公路走著。隊伍後面走著身穿內務人民委員部制服的中尉，他旁邊是一名手持自動步槍的排長。在他們後面，有一輛蒙著篷布的農村大車。

麥爾尼欽科看見這支隊伍后，示意隊伍停下來。

他大聲嚷道：“隊伍指揮官，出列!”

中尉跑步過來敬禮：“我是杜蒂斯中尉!”

“證件呢?”

棕色頭髮的排長——克里格爾，聽了這句問話哆嗦了一下，他也走過來了。“杜蒂斯中尉”從挎包里拿出證件。

少校看完證件，把證件還給中尉。接著走向大車。

中尉要排長帶隊伍先走。

此時少校從口袋裡掏出一盒煙，遞給中尉一支香煙。中尉接過了香煙，但是沒有點燃，而是放進了口袋。

中尉對少校悄悄地說：

“西南方向，離村莊 5公里。報務員在山洞裡。而在村裡……少校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他沒把話講完，因為他看見克里格爾又向他們走來。

“中尉，也祝你成功。”

米歇爾故意一個人走在隊伍的末尾，他拿出少校給他的那支香煙，悄悄地弄開，抽出一張字條：計劃在4公里處逮捕這批人。米歇爾把條子放回口袋。

克里格爾在隊伍前面急匆匆地走著。從地圖上判斷，很快就要到隧道了。應當在那裡留下第一批破壞分子，把經過隧道的列車炸飛，使交通起碼中斷10天時間。乘蘇聯反情報部門在這個地區進行調查的機會，將響起新的爆炸，橫跨德聶斯特河的大橋將被炸斷。

在這段時間裡，麥爾尼欽科少校，正領著切爾尼科夫少尉和洛巴夫軍士來到藏著米科拉·斯克利亞尼和無線電台的那個小村莊。

就在這時，山洞進口附近的矮樹叢被分開，出現了米科拉·斯克利亞尼，胸前舉著一支自動步槍。

他用發抖的聲音問：“是誰？我要開槍了?”

沒等他講完，洛巴諾夫軍士兩手拿著一塊篷布從背後向他撲去。這時少校也穿過矮樹叢，給他有力的一擊，把他手中的自動步槍擊落。切爾尼科夫衝進山洞。

少尉從山洞裡搜出一隻背囊，裡面有一部無線電台。

但是，當麥爾尼欽科少校和他的隨行人員走回村裡時，卻沒有找到汽車，他們大吃一驚。在門檻邊上，發現他們的司機躺著，已被打死了。

少校問被抓住的德國報務員：“是誰幹的?”

斯克利亞尼說是羅金什托克中尉乾的，他奉命留在這裡負責聯絡。

這時羅金什托克正開著劫來的汽車去追趕小組，向克里格爾和米歇爾報告，他們已被發現。

他趕上他們以後就從汽車裡跳出來。米歇爾向他走米，問他發生了什麼情況?

羅金什托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有人出賣了我們!”

米歇爾說：“這不可能!”

這時破壞分子們亂作一團。

米歇爾下了決心。

他沖著羅金什托克嚷了一聲“叛徒!”抽出手槍，向他打了一槍。然後命令破壞分子：“不許動！別亂!”

正在這時，他看見從西邊的矮樹叢里出現了一排手持自動步槍的蘇聯士兵，重機槍正對著這批人。

這一夥破壞分子全部被俘。

利用矛盾 刺探潛特

德國黨衛軍與蓋世太保之間存在很多矛盾，這兩個特務機構為了各自的利益，爭權奪利，搶奪地盤，有時為了爭功請賞，還互相拆台。利貝爾就充分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展開情報收集工作，為蘇聯收集了許多重要情報。以下講述的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舒倫堡別墅里的值日官打來電話，叫利貝爾馬上去。警衛讓他把車一直開到湖邊。

他在兩排高大的栗子樹中間，走了五十來步，忽然聽見有人叫他。

他看見在樹林深處有兩個人：舒倫堡和一個穿著考究制服的客人。那位客人背對著他。舒倫堡揮手示意，讓他過去。利貝爾走過去才認出，那個客人是希姆萊。他向希姆萊行軍禮。

舒倫堡笑著說：“利貝爾，坐下，黨衛軍全國總司令本人想認識你。我們把你叫來，是要給你一項新任務。不過，遺憾的是，你又得去同蓋世太保打交道了。”

舒倫堡接著說：

“你必須把蓋世太保派往國外的主要人員的名單搞到手……”

希姆萊突然補充說：“是指戰後從事秘密工作的那些人……”

利貝爾明白談話已經結束，起身告辭。

舒倫堡在送他的路上，悄聲說：

“全國總司令對你的工作表示滿意，希望你這一次不要使他失望!”

在領受了舒倫堡和希姆萊的這項特殊任務之後，利貝爾就可以有機會出色地證明自己是“忠於”黨衛軍保安隊的主要頭目的，從而在第三帝國秘密警察最上層獲得更有力的地位。

一天晚上，利貝爾在一家小咖啡館里遇到了諜報局裡的熟人哈克中尉。哈克以前在東線的特殊司令部里當報務員。有一次，他所在的地堡被蘇軍炮彈擊中，利貝爾當時正跟黨衛軍一批高級軍官視察前線。哈克被炸傷，被卡在地堡倒下的幾根橫樑中間，要是利貝爾不把他拖出來的話，他就會被壓死。利貝爾一邊幫他，一邊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背包中的密碼本拿走了，而哈克卻非常感激他，因為他救了自己的命。事後，哈克到處宣揚利貝爾如何勇敢，如何講交情。過了整整兩年時間，那天夜晚他們在咖啡館突然巧遇。哈克認出了他，他非常激動、興奮，緊緊擁抱了利貝爾。哈克現在穿著蓋世太保少校的制服。看來他已離開國防軍參加了蓋世太保，並受到上面的賞識。

這對於利貝爾來說，簡直太好了，這表明，哈克現在可以報答他救命之恩。那個夜晚，他們坐了很久，喝著酒，彼此傾心地交談著。哈克很坦率，自吹自擂，大談自己在蓋世太保里的成績。哈克說他在柏林的蓋世太保總部大樓工作。現在他化名住在柏林市郊一幢有花園的房子里。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已發跡，在蓋世太保里享有特殊的地位。幾天以後，哈克邀請利貝爾到他家去作客。他們坐在陳設豪華的客廳里，裡面擺著許多藝術品。

哈克誇耀說：“我親愛的利貝爾，所有這一切跟這個房間里的一樣小東西相比，都算不了什麼。”

哈克拉著利貝爾的手，把他帶到客廳角落裡的一隻箱子前。箱子是用不怕燒的材料做成的，哈克彎下腰，打開蓋子，裡面有一疊放得整整齊齊的檔案。

哈克平靜地說：“你隨便看吧，可能對你有用……”

“在箱子里的檔案中，有海德里希的最機密的名單。當他在布拉格被打死以後，

這些名單被收存起來並加上了鉛封。你知道名單上有些什麼嗎?”

利貝爾一聲不響地聽著。

“裡面有帝國首腦們的檔案，從元首起直到繆勒。你知道，海德里希這個人拘泥於細節，辦事一絲不苟，他喜歡一切都在手頭。”

哈克笑著說：

“現在我成了這隻箱子的主人。警方所能斷定的居領導地位的納粹主義者的一切，從出生到今天，我全知道!”

利貝爾故意開玩笑說：

“你是否準備寫回憶錄?”

哈克鄭重其事地說：

“我準備明天去見繆勒！繆勒想讓我也成為他計劃的一部分，但是我不幹!”

說完，他從口袋裡掏出鑰匙，遞給利貝爾。

“利貝爾，拿著！除了我，你看到的這隻箱子還屬於你！這就算是我報答你救命之恩的，我知道這些對你很有用……”

說完他站起身，從卷宗中抽出一本比較大的相冊，把它打開。相冊里有一大批照片。哈克翻看著這些照片，利貝爾望著一頁一頁上的這些奇怪的面孔。

哈克問道：“利貝爾，你現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說著他打開一頁相冊，上面有3張照片。哈克用手把這3張照片的次序打亂，然後又向利貝爾投來表示詢問的目光。

利貝爾一邊盯著照片，一邊說：

“最後一個和第二個相像，像是雙胞胎。但是，第一個……”

“對，利貝爾，你猜對了!”哈克說著，拍著利貝爾的肩膀。

接著，他依次指著照片說：

“第一張是蓋世太保的一位著名的上校，第二張是達豪集中營里的一個猶太人，第三張是那位上校，只不過進行了整形手術，使他跟那個猶太人的面貌相像!”哈克又翻了幾頁，每一頁上也都有3張照片，隨後他合上相冊，心滿意足地說：

“這裡有700個這樣的面貌相同的人。你現在是否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利貝爾平靜地回答：“繆勒在準備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員。”

哈克點了點頭，繼續說：

“利貝爾，要是明天晚上我不在家裡，你再等一天，那時你就打開箱子!”

利貝爾問：“什麼意思?”

“很簡單，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就把全部檔案交給你的上司舒倫堡，他會對繆勒終於成了囊中之物感到高興的。”

利貝爾望著鑰匙，不再多問把它放進口袋。

當天夜裡，利貝爾在哈克那裡徹底了解了蓋世太保的關於面貌相同的人的罪惡計劃。蓋世太保把規定要予以“釋放”以便戰後以他們的真名出現的那些猶太人和關在集中營里的其他犯人，送往其他集中營，然後秘密地把他們殺害。在這之後就開始了製造面貌相同的人的“醫療計劃”。與被消滅的集中營犯人長得相像的軍官，接受專門的整形手術，手術進行得十分精細。他們在專門的診療所里進行這項工作，除了最核心的人員外，誰都不知道有這樣的診療所。他們只挑選已經斷定沒有任何親友的那些集中營犯人，作為製造面貌相同的人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親屬都被打死了，戰後他們獲得自由，再露面就不冒風險了。每一個這樣的“替身”，除了各種證件、私人的東西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各種細節外，還有從集中營里得救、逃跑和活下來“專門故事”。蓋世太保的那些一絲不苟的專家們在這件事情上是不放過任何細節的。

顯然，繆勒由於預料到這場戰爭將輸掉，而著手準備蓋世太保的地下活動網。這個活動網由1000名特務組成，必要時，秘密地把他們派往世界各國。為了使利貝爾更信服，以及說明他是如何探聽到繆勒的秘密的，哈克問道：

“利貝爾，你認識京特爾少校嗎?”

利貝爾點了點頭。

哈克露出笑容接著說：“他死了!”

哈克繼續敘述下去：“我是偶然了解到的。有一天，他們為他舉行了葬禮，一切應有盡有。告訴我們的是，他在柏林受到轟炸后在一次車禍中喪生。我們都去參加了葬禮，並獻了花圈，有人講了話，他的老婆孩子哭哭啼啼，致了悼詞。我喜歡京特爾這個人，所以晚上我決定到他家裡去一趟，把留在我這裡的嘉獎令送給他的家屬。”

“我去他住的別墅，闖進全家人都在吃晚飯的飯廳里。他們看見我來了幾乎都感到驚奇。我也感到奇怪。因為我突然發現，他們情緒都很高，難道在京特爾死後不久就該是這樣的情緒嗎？我把嘉獎證件交給京特爾的老婆，突然我發現煙灰缸里還有一支正在冒煙的雪茄。我知道，在他們全家人中間只有他一人抽雪茄!”

哈克笑了一笑：

“原來棺材是空的！京特爾就是那些面貌相同的人中間的一個!”

第二天晚上，利貝爾從自己住處打了兩次電話到哈克家裡，沒有人接電話。是否像商定的那樣，等到明天？可是，要是到了那時候已經晚了怎麼辦呢？要是繆勒把他幹掉了，蓋世太保也會急於找到哈克的住處的。如果今晚去，又可能落入圈套，利貝爾考慮良久，最後還是決定立即前往。

他開車到哈克住的那條街，把車開到樹蔭下，觀察是否有人跟蹤他。然後，走出汽車，慢慢地步行到大門口。窗戶一片漆黑，花園裡寂靜無聲。利貝爾又回來把車直開到大門口，弄開大門，把車開到直通正門的小道上。

當他確信附近確實沒有人時，就開了門，但不開燈，摸黑走了進去，拉開一角窗帘，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然後，他很快跑進客廳，抱起那隻箱子，出了正門，把它放進汽車裡，趕回家。

他從箱子里只拿出貼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照片的那本相冊，用縮微相機把相冊上的照片依次拍下來。然後，他撬開地板，挖了一個洞，把箱子放進去，又遮蓋好，使人難於發現，一直干到天亮。他不可能把這一大批材料運交給莫斯科總部，但是他可以保存這批材料，待紅軍一進入柏林就交給紅軍。那時，這批材料將變得珍貴，可用於證明第三帝國最高頭目們的戰爭罪行。

然而，現在重要的是儘快把那捲攝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縮微膠捲送往莫斯科，以便及時地開始搜尋蓋世太保未來的地下特務。同時，再把相冊原件交給舒倫堡。舒倫堡會相信，這下他掌握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材料了。這樣一來，利貝爾他自己也會得到舒倫堡的更大的信任，便於今後的活動。

第二天，利貝爾開著車，順便到接頭人——報販那裡去，把給莫斯科的縮微膠捲交給他。忽然利貝爾看到報紙頭版登了蓋世太保少校哈克的訃告，訃告說，哈克少校“由於車禍受傷突然去世”。照片上有汽車相撞的場面，撞壞的汽車和哈克的屍體。

哈克是“真的死了”，還是他畢竟接受了繆勒的建議，改變他的個人相貌，作為“猶太人”被派到歐洲某個國家去執行“新任務”? 這對於利貝爾來說，也仍然是個秘密。

縱橫捭闔 失敗和談陰謀

德軍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慘敗以後，東線開始動搖，希特勒分子在軍事上不再像以前那麼有把握了。帝國的將領、警察和黨務人士越來越認為，靠軍事手段已經無法打贏這場戰爭了，儘管他們不讓希特勒知道他們有這種看法。因此，幾乎是在同一時候，希姆萊、里賓特洛甫、繆勒和納粹黨的機關首腦鮑曼都在想方設法通過瑞士和瑞典這樣的中立國同西方列強的代表進行接觸。與此同時，他們的情報機關也開始運轉起來了，目的是彼此阻礙，要獨自搶先進行談判。

利貝爾探聽到的這一情況，他覺得這對於莫斯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於是，他加緊這方面情報的收集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剛要離開亨里希住處，就聽見有人在門上按鈴。

走進房裡的是一位德國國防軍上校。

亨里希介紹說：

“這一位是在總司令部工作的上校，克勞斯·馮·施道芬堡伯爵，當年是我父親的朋友。”

亨里希又說：

“伯爵在突尼西亞前線受了傷，現在是後備軍參謀長。”接著亨里希又向他介紹了利貝爾。

晚上談的大部分內容是東線問題。

施道芬堡走後亨里希說：

“他了解到，希姆萊和鮑曼手下的人，以及繆勒的特務都竭力想在瑞士同美國情報機關頭子杜勒斯拉上關係。”

利貝爾大吃一驚，“同杜勒斯？在瑞士?”

亨里希點了點頭。並說：

“不只是施道芬堡，而且許多不久前的英雄都開始認識到，希特勒是一個妄想狂患者，他正把帝國引向災難！他們想要他的腦袋。”

當晚，利貝爾就向莫斯科報告了德國在瑞士採取的秘密和談行動。

莫斯科指示利貝爾要沉著冷靜，隨機應變，爭取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挫敗和談的密謀。同時應及時把有關情報發回莫斯科總部，以揭穿美國私自與德國秘密和談的陰謀。

一天午夜，舒倫堡和利貝爾從專門的備用機場起飛，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

這一次他的任務跟以前在伯爾尼時相似，當時希姆萊的代表在那裡會見了杜勒斯。舒倫堡這次將會見瑞典國王的侄子福爾克·伯納多特伯爵，通過這位伯爵同西方建立聯繫。利貝爾秘密地伴隨舒倫堡，同時注意不讓繆勒或者鮑曼的代理人覺察。

他們分開居住，他住旅館，舒倫堡住在德國大使館。他總是等待舒倫堡的電話通知，然後才去“陪伴”。

伯納多特在名義上是瑞典紅十字會會長，這一頭銜使得他能夠同各國代表進行接觸。就這樣他同希姆萊的助手舒倫堡建立了聯繫。

伯納多特還是屬於摩根財團的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經理。

這樣，同美國政府也有聯繫，美國政府也授權他同希特勒分子進行秘密談判。

在大使館里，舒倫堡通過自己的代理人獲悉，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也同瑞典人建立了接觸，當天晚上，他的一名使者將攜帶重要文件乘專機前往柏林。

第二天中午，舒倫堡在酒吧跟利貝爾碰頭時，他不容商量地對利貝爾說：

“現在，你好好聽著。在這架飛機上，我們的人只有你和駕駛員兩人。然而，駕駛員不完全靠得住。要是飛機不在我們的備用機場降落，而是繼續飛往柏林的話，你就把攜帶文件的那名官員幹掉，把文件拿到手。”

利貝爾還被告知：“那名官員有里賓特洛甫手下的4名穿便服的武裝人員陪同。”

舒倫堡繼續說：

“我相信，你比他們機靈!”

“如果你還活著，你就跳傘!”

利貝爾問道：“要是駕駛員在備用機場降落?”

“要是那樣，就沒有你任何事情了，別的人會負責這件事。”舒倫堡說完，就坐車走了。

等待著利貝爾的是一次他所經歷過的最奇特的行動。

舒倫堡手下的人把他送到機場。飛機里正好有 6名旅客：里賓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官員，他拿著一隻公文包，4 名穿便服的武裝人員，還有利貝爾。利貝爾在舒倫堡手下的人給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在同一行前面的座位上，坐著那名官員。如果必要時使用無聲手槍的話，他是很合適的靶子。隨行人員坐在另一邊，他們能很好地觀察到飛機上的所有座位。

快到“預定時間”的時候，利貝爾不知道駕駛員是否遵照舒倫堡的命令辦。他的目光不時與那些隨行人員的目光相遇。他們不知道利貝爾是誰，或許還以為他是通過另一條渠道來保障這位官員的安全的。

在還有40分鐘就到柏林的時候，利貝爾握緊無聲手槍，如果駕駛員不降落的話他就準備動手了。

正當他忖量著、計劃著採取行動時，顯然，飛機在降落。

飛機剛在跑道上停下，就聽到了駭人的排槍聲，飛機上的人還沒站起來，子彈就準確地擊中他們所坐的地方，這幾個人全都立即身亡。

利貝爾事先不知道會有這一手，他不動聲色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得出結論：

這是舒倫堡精心安排的，狙擊手對飛機乘客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能彈無虛發。

幾秒鐘以後，利貝爾從那位官員的位置上拿起公文包下了飛機。

飛機舷梯兩旁，站著手持自動步槍的兩排士兵。其中一人客氣地向利貝爾指了指停在距離飛機不遠處的一輛汽車。

按照計劃，他們直接從機場把利貝爾送到希姆萊的防空隱蔽所。一名黨衛軍軍官給他打開一扇很大的鋼門，內有一間陳設舒適的大房間。希姆萊和舒倫堡坐在安樂椅里。利貝爾進來時，舒倫堡滿臉堆笑，向他走去。利貝爾把從飛機上拿來的公文包遞給舒倫堡。

舒倫堡滿意地說：“我向黨衛軍全國司令保證過，你肯定會來的!”

事後，利貝爾及時把納粹德國內部的爭鬥情況上報了莫斯科。不久，蘇軍日益逼近柏林，第三帝國的崩潰近在眼前。在攻克柏林的隆隆炮聲中，約翰·利貝爾神秘地失蹤了。

他在第三帝國充當蘇聯主要情報人員這一激動人心的使命顯然結束了。

幾天後，一架軍用飛機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機場降落，機下只有一名旅客：阿貝爾。

在機場迎接他的只有兩個人：他的妻子和在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與之保持無線電聯繫的莫斯科總部負責人。

移師美國 事變被捕

雖然第三帝國已成了一片廢墟，但是，阿貝爾的使命並未因此而終止。1946年阿貝爾接受了去美國的新使命。他扮作美國公民安德烈·卡約蒂斯抵達加拿大，身份是畫家和藝術攝影師。

在加拿大適應兩年之後，1948年11月15日，阿貝爾拿著美國公民安德烈·卡約蒂斯的護照在紐約港登岸。

儘管這是他第一次來到美國，但他“熟悉”紐約，英語講得很好，沒有什麼能使人懷疑他不是美國人。

他在百老匯附近的一家便宜旅店裡安頓下來。他這麼做是有理由的：作為一個剛從被戰爭破壞的歐洲回來的收入微薄的美國人，他必須生活儉樸並儘快掙些錢。

他的長笛吹得很好，吉他彈得也很出色，舞也跳得不錯，因此他就開始了另一番生涯：在百老匯和布魯克林當雜耍遊藝場的演員。

由於阿貝爾多才多藝，為人誠懇，他所住的那家小旅館的人員很快就喜歡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他有一種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於接近人，直率開朗，對人寬厚諒解。就這樣，他在這家旅館里不受干擾地慢慢地開始同自己情報網裡的特務建立了無線電聯繫，並把情報網逐步擴大到美國各地。不久，他就成了蘇聯情報機構在北美的主要負責人。

這位惹人喜愛的“藝術家”有一天終於退掉了旅館里的房間。他說，他不想在百老匯掙這點“辛苦錢”，而想試試當一個藝術攝影師，因為他有當藝術攝影師的能力。

就這樣，遊藝場演員安德烈·卡約蒂斯(阿貝爾的化名)於1952年搬進了法爾頓街第252號，身份是畫家和藝術攝影師，改名叫埃米爾·戈德富斯。他在5層樓上布置了一個工作室。馬路對面就是美國司法部大樓。從自己的窗口他就可直接觀察到出入這幢重要大樓的美國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戈德富斯在新環境中結交了許多朋友，特別喜歡他的是他的鄰居——畫家柏特·西爾伯曼。西爾伯曼的工作室緊挨著他的工作室，可以說是門挨著門。他們過從甚密，常常交換顏料，有時候還請同一個模特兒。戈德富斯不願出售自己的作品，主要靠當藝術攝影師來掙錢過日子，而且似乎從來都不擔心他的生意好壞。戈德富斯有時也離開紐約。走前他總對西爾伯曼說，他要逃避紐約這個“牢籠”，到大自然里為自己的作品尋找景色。有時候，一離開就是個把月。其實，他是藉機去視察各個情報活動點，並從自己手下的特務那裡收集對莫斯科有用的情報。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1957年 6月21日，那一天，埃米爾·戈德富斯(阿貝爾)終於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現。

那麼，他是怎麼被發現的呢?

早在195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已經有了一個線索，那就是一枚5美分的硬幣。1953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一個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歲男孩，在挨家挨戶分送報紙。有些人付給他的是5美分硬幣。詹姆斯走在馬路上不小心有一枚5美分硬幣掉下來滾走了，他追上去，用力一腳踩住。他拿起這枚硬幣時，看到這枚硬幣已裂開了，而且像一隻小盒子那樣可以關上，在硬幣裡面裝著一小卷微型膠捲。

詹姆斯把這枚硬幣給他姐姐看了，而他姐姐的未婚夫是警方的一名特工人員。於是這枚硬幣就這樣到了聯邦調查局手裡，他們把那捲微型膠捲衝出來后，發現上面密寫著一系列數字。事情是明擺著的：在布魯克林某個地方有一個間諜在活動，由於不經心，他把這枚硬幣花了，而這枚硬幣本來是用來裝微型膠捲的。

不過，逮捕阿貝爾的還是由於另一個線索。

1957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蘇聯情報部門的幾個特務。其中有一個名叫雷諾·赫哈倫。美國警察說服了他，他同意同美國警察合作。雷諾交代了一些情況，最重要的是“馬克”(阿貝爾的活動代號)這個名字，雷諾說，此人就是他們的總頭目。關於此人赫哈倫無法提供更詳細的材料，因為馬克十分謹慎，不向任何人提供自己的地址，不向任何人談自己的真實姓名。雷諾說，只知道他住在布魯克林。

這樣一來，那枚5美分硬幣又變得重要了。

在布魯克林，圍繞小詹姆斯賣報的地區，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縮小包圍圈。就這樣，不久，畫家埃米爾·戈德富斯就成了重點嫌疑對象。然而，正當 FBI要密切注意他的時候，他又外出了。

阿貝爾知道赫哈倫和他的小組被捕，感到他自己有可能被出賣，因此他決定暫不回到布魯克林的工作室。

不過，聯邦調查局還是在馬路上的一家叫“萊塔姆”的小旅館里找到了他。“萊塔姆”旅館是一家供收入微薄的職員和領養老金的人住宿的小旅館，那裡可包伙食。警察在那些日子裡到許多旅館里去查閱旅客登記簿。在這家旅館里，有一個令人起疑的名字：馬丁·科林斯。他出生證號碼是 31024，而這個號碼是屬於一個叫伊米莉亞·弗曼的女人的，她已在 6個月以前死去。這就是說，科林斯拿的是偽造的證件。其實，這個馬丁·科林斯就是阿貝爾。他從外地回來后，不敢回原來的住處，就偽造了一個身份證，在“萊塔姆”旅館住下，觀察情況。

6月21日，早晨7點鐘，阿貝爾正在紐約“萊塔姆”旅館里睡覺，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湧進了他的房間。他們出示證件后建議阿貝爾跟他們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就得戴上手銬離開這間房間。阿貝爾說：

“我不清楚你們談的合作是指什麼?”

就這樣他們談了30分鐘。

最後，進來的人中的一個人出示了逮捕令，這是紐約移民局簽發的，理由是阿貝爾非法居留美國，未向該局登記。看來，聯邦調查局沒能說服阿貝爾。

阿貝爾後來回憶說，他在被捕的那天夜裡同總部進行了一次無線電聯繫，密碼材料就在旅館房間里。那裡還藏著其他一些東西。

要在 6名特工人員眼皮底下銷毀這一切是難於辦到的，但是總部給他定下了一個“最低綱領”：要不惜任何代價銷毀密碼和夜裡剛收到的那份無線電報。

銷毀密碼不難，因為密碼很小。他把密碼捏在手裡，說要上廁所，在一名特工人員“警覺的”監視下，把密碼放水衝掉了。他還記得有無線電報的字條放在桌子上一堆白紙的下面。訊問結束后，他們叫他收拾東西。剛好他的畫板上還有顏料，

於是他就設法從那堆紙下面抽出那張字條，並巧妙地拿它來擦顏料。畫板擦乾淨后，就順勢把字條捏成一團扔了。當然，他感到遺憾的是，未能銷毀其他證件。不過能銷毀密碼和無線電報，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他們給阿貝爾戴上手銬，帶到汽車旁，讓他坐在司機後面。他身邊坐著移民局的一名特工人員，前面坐著另一個。這就出現了銷毀另一個證據的可能性。在阿貝爾領帶的別針中還有一小塊很薄的相機底片，拍有關於一個重要問題的報告。他裝著開始整理領帶，那個特工人員發現了，就從他手中拿走別針。但是，那個特工人員沒有冷靜地先仔細看看，就立即把別針打開了。他一打開別針，那一小塊底片掉落了。那個特工看了看別針，沒有找到什麼東西，就把它還給了阿貝爾。這件事使阿貝爾更感興奮。

在宣判的前夕，法院為阿貝爾確定的辯護人丹諾萬給拜爾斯法官寫了一封信，指出為了美國的利益應當保留魯道夫·伊凡諾維奇·阿貝爾的生命。他寫道，關於此事，他同華盛頓的“有關”機關，包括司法部談過話。

他在信中指出，美國有許多公民在國外，在蘇聯的“相應級別”的美國人很容易被逮捕，到時候可以拿阿貝爾交換美國人。丹諾萬不僅僅是一位律師而且是搞情報工作的，從第一次與自己的當事人見面起，他就不錯過任何機會，通過提出忠告和建議，不停地提醒阿貝爾，“同美國政府建立合作”不會是件壞事，如果與美國政府合作，你的年薪會有11萬美元！

但是，等待著這位律師和反間諜專家的卻始終是阿貝爾的冰冷的“不!”

於是阿貝爾開始了4年零8個月的鐵窗生活。

在獄中，阿貝爾情緒冷靜，積極鍛煉身體，他相信，一有機會，蘇聯會營救他的。果然，不久機會就來了。

1961年，美國報紙的國內版上有一條簡短的報道，談到一架U—2型氣象飛機顯然迷失航向，進入蘇聯上空，因而被擊落，駕駛員鮑爾斯失蹤。

這發生在1960年5月1日，正好趕在四大強國政府領導人會晤的前夕。

飛機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西方誰都不知道，而莫斯科保持緘默。艾森豪威爾總統是知道和贊成U—2飛機的這些飛行任務的，於是他憂心忡忡。

5月5日，赫魯曉夫宣布了一條消息，談到U—2飛機的間諜飛行和這次飛行的不光彩的下場。

這一下，美國一片驚慌，但還不清楚飛機是在邊界上被擊落的，還是在深入蘇聯領土上空被擊落的。

第二天，葛羅米柯和格列奇科對擊落U—2飛機的最初的報道作了補充，《勞動報》上發表了被擊落的飛機的照片。最後，莫斯科宣布美國駕駛員鮑爾斯還活著，他已交代了U—2飛機間諜任務的許多情況以及飛機是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被擊落的。

華盛頓被逼得走投無路，被迫承認U—2飛機是從事間諜飛行的。

最初沒有提到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批准這次間諜飛行。接著發表了由國務卿赫脫簽署的一份新聞公報，公報披露了總統批准U—2飛機搜集情報，包括在蘇聯上空飛行的事實。

這時，華盛頓的爭論是是否建議進行交換。聯邦調查局的人寄希望於阿貝爾最終會同美國合作，因此反對交換。中央情報局的人，則想把自己的駕駛員要回來，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不遠的蘇聯上空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蘇聯人到底憑什麼秘密武器擊落當時世界上飛得最快、最高的間諜飛機的。

1962年2月的一天，在柏林監獄里，早晨6點鐘光景，阿貝爾的辯護律師丹諾萬又來了。他告訴阿貝爾，他在柏林已經好幾天了，一直在同蘇聯大使館代表進行會談，現已商定一小時以後進行間諜交換。

交換將在波茨坦附近蘇占區和美佔區會合處進行。

跟阿貝爾一起從美國來的那位 FBI官員再次提出一個問題：“上校，難道你不擔心他們會把你送到西伯利亞去?”阿貝爾笑著說：“為什麼？我問心無愧。我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那位美國官員說：“你再考慮考慮，現在還不晚!”看來美國人還不死心，還在爭取阿貝爾的合作。

前面看見一座很大的鐵橋。汽車在離停車站不遠處停下。橋頭有一塊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寫著：“你現在進入美佔區”。

汽車停下，美國人中有人走下車，同站在那裡一個人交換了幾句話，然後示意，讓美方人員過去。阿貝爾認出來了，是一位老同事。在另兩個人中間站著個兒高高的美國飛行員鮑爾斯。

蘇聯代表大聲地用俄語和英語喊著：“交換!”美國代表威爾金森從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很快地宣讀，他證明阿貝爾已獲釋。文件是由約翰·肯尼迪總統簽署的。

阿貝爾跟威爾金森握握手，然後與丹諾萬話別。他對丹諾萬說：“你知道蘇聯政府每年給我多少嗎？蘇聯政府每年給我100萬美元！”然後，他從容地走過兩個地區交界處的白線。蘇聯同志擁抱了阿貝爾，他們一起走向這座橋的蘇聯部分，坐進汽車，開到一幢不大的房子面前，他的妻子和女兒正在那裡等他。

交換回國

1957年10月14日，阿貝爾間諜案正式開庭審判。一個月後，阿貝爾間諜案落下帷幕，阿貝爾被判處30年徒刑。阿貝爾原本以為，他將在監獄中走完此生，但沒想到，僅僅四年多，他就因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發生而改變了命運。

1960年5月1日，前蘇聯擊落了一架侵犯其領空的美國U-2間諜飛機，並活捉了飛行員鮑爾斯。原來，為了獲取更多的蘇聯情報，美國政府啟動了一個代號為“鐵幕”的項目，即啟用一小批飛行員駕駛非常先進的U-2高空偵察機去刺探蘇聯情報。鮑爾斯就是這批飛行員中的一個。鮑爾斯最後被宣布判處有期徒刑10年。隨後，他被關押在莫斯科的盧比揚卡監獄里。

U-2飛機被擊落和飛行員被捕一事曾轟動世界，並引起美國公眾的極大關注，把他營救回來可以在美國國內改善政府形象。權衡利弊之後，肯尼迪總統還是決定同意交換俘虜。

1962年2月10日，前東德和西德交界處的一座鐵橋兩端，一場兩個冷戰大國之間間諜交換的大戲正在上演。約定的時間一到，美蘇兩國的代表分別簇擁著被交換者，從橋的兩端走到橋中央的白線處。雙方在“驗明正身”后，被交換者分別從原來的隊伍走向了另一方。蘇聯用美國的U2飛行員鮑爾斯贖回了魯道夫·阿貝爾。

退休之後

阿貝爾在美國的14年的情報工作到此結束。

回到蘇聯后，為了表彰阿貝爾的卓越功績，蘇聯最高蘇維埃授予阿貝爾一枚列寧勳章，並命名他為蘇聯英雄。阿貝爾從秘密戰場的第一線退下來后，沒有消極在家裡休養，而是積極從事間諜的培訓工作，把他自己幾十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驗傳授給後人。

1971年11月15日，阿貝爾因肺癌病逝於莫斯科。

本名威廉·費舍爾。

從阿貝爾幾十年的諜報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個人的才華與能力起了重要作用。他不僅精通數國外語，而且擅長攝影、繪畫、音樂與文學，同時他處事冷靜不驚而又富有謀略，被西方情報界譽為“千面人”。無疑這些才能對阿貝爾成就事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也從一個方面生動地證實了我國古代軍事家孫子所說的“上智者為間”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