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之戀

劇本講述了一個法國女人和一個日本男人發生在廣島的戀情。在廣島戀情的表層之下隱藏著女主人公在二戰時期的愛情創傷，兩段愛情彼此呼應。32歲的法國女演員來到廣島拍一部關於和平的電影，在她即將離去的時候，她與一位日本男人邂逅併產生了愛情。這樣的愛情勾起了她對另外一段愛情創傷的回憶。十二年前在法國的納韋爾，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她愛上了一個德國士兵。愛情使他們迷失，他們忘掉了祖國、忘掉了戰爭、忘記了親人、忘記了界線。法國女演員那時叫麗娃，她逾越了社會的道德規範與自己祖國的法定的敵人——侵法的德國士兵戀愛、約會，他們共同期盼著戰爭的結束，期盼著美好的婚姻生活。可是就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她的德國情人前來和她約會時被法國人打死了。她是同胞心目中的恥辱，人們剃光了她的頭髮把她關進了地窖。她的家庭也為此蒙受恥辱。痛苦之極的她一度陷入瘋狂，當她被從地窖里放出來的時候，人們說和平了，可是戰爭的創傷卻無法從她的心頭抹去。在經受了痛苦和恥辱之後，麗娃試圖忘卻，試圖生活下去。十二年之後為了拍一部關於和平的電影她來到了廣島，並且和一位家住廣島、曾經在二戰時期外出打仗的日本男人邂逅、相戀。法國女演員的個人經歷和廣島的歷史悲劇重合了，災難與災難遙相呼應。在這樣一個歷史悲劇發生過的地方她為廣島的厄運而哭泣，為遭受不公平命運的人們哭泣，為擺脫痛苦的回憶而鬥爭。

杜拉斯創作《廣島之戀》是應法國導演阿侖·雷乃的要求，拍一部非紀錄片的關於廣島的電影。導演想要拍一部關於和平的電影，主題非常的明確。而杜拉斯不喜歡宏大敘事，不願從正面描述廣島。她採用邊緣視角敘述了最不應當發生在廣島的戀情。

麗娃

法國女演員。女主人公與帝國士兵相愛，戰爭結束時，德國戀人納韋爾被處死，她也不為同胞所容，被剃光了頭關進地窖。當女主人公幾十年後來到日本廣島，新的戀情使她回憶起那段刻骨銘心的初戀，可是她絕望地發現自己喪失了愛的勇氣，她和日本男人之間有著永遠無法逾越的距離，這距離就是戰爭帶給她的巨大創傷和無法撫平的悲痛。儘管女主人公想要拋開一切地去愛，但還是無能為力，愛在這一刻成了永遠的距離。

反戰

《廣島之戀》有著強烈的道德意義，杜拉斯站在自己的角度反思社會道德的局限性，控訴戰爭的不道德。

愛情是人類至純至美的情感體驗，愛是人的權利，是人的自然欲求，是應當得到肯定的。但是人有社會性，作為社會的人必須遵守社會的道德規範，愛情應當符合社會道德的要求。在《廣島之戀》中女主人公麗娃的愛情恰是社會道德所不容的，愛上一個來自敵國的士兵，這樣的愛情註定是悲劇。戰爭時期的人們敵我界限非常分明，麗娃的大膽行為不被同胞接受，他們被有著正常秩序的社會拒之門外。劇本中寫到：“任何艷遇都不能越過愛國主義的界線，越出界線的艷遇就必遭扼殺。”德國士兵最後被滿懷愛國精神的法國人所殺，麗娃也受到了同胞們的懲罰。一對無辜的情人毀於殘酷的戰爭。人們帶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愛國觀念把一對年輕人美好的愛情扼殺了。在杜拉斯看來法國小姑娘和德國士兵的愛情同樣是美好並應當得到尊重的愛情。狹隘的愛國主義者打死了前來和女友約會的德國士兵是不應當的，沒有人可以隨意殘害他人的生命，更何況德國士兵是來約會並沒有傷害法國人的本意。儘管他來自敵國，但是並非所有來自敵國的人都是敵人。他是德國人，但是他不可能為他的國家的所作所為負責。任何對生命的踐踏都是不允許的、不道德的、沒有人性的。罪惡的應當是戰爭，是發動戰爭的人，而不是戰爭時期的愛情。法國同胞更沒有理由剃光麗娃的頭髮沒有人性的把她關進地窖。

杜拉斯在《廣島之戀》中以弱小個體為對象表現戰爭對個人帶來的不幸，更加有力地控訴了戰爭的危害。她親歷過戰爭的痛苦，她的丈夫曾經被關在納粹的集中營里，她的第一個孩子在出生時由於戰時醫療條件有限而死去，她的德國朋友貝蒂·費爾南德茲在法國解放後作為法國的敵人被逮捕，剃光了頭髮遊街示眾……戰爭給了她無限的痛苦。她憎恨納粹，憎恨戰爭。儘管在戰後杜拉斯曾一度對德國法西斯充滿了仇恨，可是她的丈夫羅伯特·安泰爾姆告訴她：“只有對人的尊重可以讓我們再在一起重新開始生活。仍熱抱著仇恨不放，以惡抗惡，只能將我們永遠關在戰爭的牢籠里。同樣，面對復仇的狂熱，面對秘密的謀殺，面對毫髮無損的膽小鬼……我們說：不。”在寫作《廣島之戀》時，杜拉斯表現了痛苦並超越了痛苦。在她看來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的戰爭，都是人類歷史上的災難，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總是不遺餘力地反對戰爭，祈福和平。在《廣島之戀》中她把同情給了所有受到戰爭傷害的人，給了廣島無辜的平民，給了麗娃和德國士兵，告訴人們學會遺忘，熱愛和平，反對戰爭。

愛情悲劇

《廣島之戀》的故事有著杜拉斯作品中一脈相承的悲劇性——求之不得的愛情。杜拉斯總是讓她的人物能經得起悲劇事件的打擊，總是把痛苦維持在她們所能承受的限度里而不至於使她們活不下去，雖然不曾死去，但卻在身體和精神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痛，這種傷痛將一直伴隨著他。這種伴生的傷痛隱隱的存在於整個作品之中，並為作品奠定了哀傷惆悵的基調。這種哀傷惆悵基調的美學追求，與傳統文學中那種要悲到極點，悲到盡頭，悲“滿”的美學追求相比，情人沒有死亡，那麼，痛苦也就沒有死去，它將長久的纏繞著沒有死去的情人，當然也就使讀者隨之得到一種悠長的感動，對人物產生一種持續的挂念。以內心的傷痛代替現實的死亡，這是杜拉斯在其作品中刻意安排的情節，這種相愛卻註定分離的命運是人類的困惑和生命的劫難。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她創造了另一種愛情模式：不狂喜，不痛苦，不像是活著但也沒有死去。在《廣島之戀》中，法國女人因為在戰爭中與敵國士兵相愛，戰爭結束后她被剃了光頭髮，關進地窖，“由於沒有其他東西，（她）就吃硝石，石頭裡的鹽，吃牆，她也親吻牆壁，她生活在牆的世界中，對一個男人的回憶埋藏在這些牆裡，溶入在石頭、空氣和泥土中。”在這暗無天日的地窖里，女主人公被徹底孤立，毫無自由可言更看不到任何出路。在這樣的境遇中，生命是無意義的，人生是孤獨的，也是最具悲劇性的。不能感受到得痛苦才是極致的痛苦，杜拉斯的這種“幾乎無事的悲劇”才讓人更深刻的體會到生活的悲。

《廣島之戀》是一部靈活運用空間敘事技巧的典型作品：文本中包含三重敘事時間，即圍繞法國女人與日本男人在廣島的愛情故事所展開的當下時間，廣島核爆炸的過去時間，以及圍繞法國女人年輕時期與德國士兵在內韋爾的初戀故事所展開的過去時間。這三重時間界限模糊，文本在核爆炸的廣島、當下的廣島以及二戰中的內韋爾之間任意切換，完全脫離了清晰嚴整的時間線索，時間鏈條的斷裂隨處可見。當“廣島火車站的高音喇叭在廣播：‘廣島！廣島站到了！’”時，聲音卻在內韋爾的敘事畫面上出現。內韋爾的愛情場景與廣島的愛情場景始終以交錯重疊的狀態存在。杜拉斯將自己的這種敘事特徵描述為“一切都糅合在一起，並沒有什麼預想的原則，而是以一種隨時隨地都會發生這類混合的方式進行。”藉由這一敘事技巧，空間從時間語言的牢籠中解放出來，文本呈現出一種空間膨脹而時間受到壓縮的敘事形態。

由該劇本改編的電影《廣島之戀》於1959年6月上映，獲得第12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困際評委會獎、法國梅里愛獎、紐約影片獎、英國電影學院聯合國獎、法國影評聯盟最佳影片、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等獎項。

翻譯家柳鳴九：《廣島之戀》是一個與我們的規範頗有距離的作品，在我們看來，是一個規範之外的傷痕愛情的悲劇．它將有助於我們了解兩方現代人的感情與生活，有助於我們體驗瑪格麗特·杜拉斯那使得世界各國很多觀眾讀者陶醉神往的現代的、靈致的抒情風格，特別因為與我們有距離，它也就更能成為磨鍊我們的開闊而富有鑽探性的藝術理解力的礪石。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原名瑪格麗特·陶拉迪歐，法國作家、電影編導。代表作有《廣島之戀》《情人》等。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年出生於法屬印度支那。十八歲時定居巴黎。自1942年開始發表小說，1950年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使杜拉斯成名。這段時期的作品富有自傳色彩。自1953年的《塔基尼亞的小馬群》起，杜拉斯探索新的敘事語言，逐漸抹去小說情節，更強調主觀感受和心理變化。1955—1965年是她創作上的高峰期，代表作有小說《如歌的中板》《副領事》，以及劇本《廣島之戀》等。1984年發表《情人》，獲當年龔古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