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釗韜

梁釗韜先生對中國人類學事業的貢獻，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組織上的，一個是學術上的。

在組織貢獻方面，經過梁釗韜先生的不懈呼籲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學恢復了停辦30年之久的人類學系——這也是新中國復辦的首個人類學系，並創建了人類學博物館，為人類學在中國的復甦和勃興披荊斬棘，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在學科體繫上，明確以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等四個部分相結合，呈現出鮮明的學術流派特色。1986年美國傳記協會主編的《世界名人錄》，評價梁釗韜先生“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學術貢獻方面可以細化為民族學、考古學兩個領域。對前者，梁釗韜先生十分重視田野調查工作，幾十年來走遍了我國南方的民族山寨，深入調查研究，他在關於中華民族形成的研究、關於百越民族的研究、關於我國南方文化區域和特點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

在考古學領域，1958年，梁釗韜先生鑒定出曲江縣馬壩鄉農民施工挖出的人頭骨為古人類頭骨化石，該化石後來明確為距今13萬年前的“馬壩人”，乃從猿進化到新人中間的重要一環。

同年，梁釗韜先生對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研究，則是他對我國考古學的又一貢獻。在治學方法上，梁釗韜教授開拓了跨學科研究，提出“民族考古學”的新課題，主張以民族學的方法和資料與考古學的方法和資料，及歷史學的文獻，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互相綜合，從而對歷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細緻的說明。

梁釗韜先生治學十分嚴謹。他常說：“不經自己核實的材料不能用，不經自己深思熟慮的觀點不要寫。”實踐證明，他的許多學術觀點都是超前的，逐漸為後人所印證，且對後人的研究頗具啟發性。與此同時，梁釗韜先生也具有相當的人格魅力，後人每每道及便肅然起敬。

梁釗韜一生編寫了大量教材，出版的代表作有《中國古代巫術——宗教的起源和發展》、《梁釗韜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文集》、《中國民族學概論》、《文化人類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