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是的，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誕的，對人的理想、人的願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與惡意的敵對，那麼，人如果沒有反抗，又何以為人？又與蠕蟲何異？既然人生而荒誕，為了不至於自殺，為了在荒誕和絕望中尋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進行反抗。也唯有通過反抗這一條出路，才能最終體現出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意義。《反抗者》體現出來的精神和勇氣，足以與《西西弗神話》前後輝映，足以為加繆“在荒誕中奮起反抗”的一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耿占春）1952年加繆的《反抗者》出版的時候，它是一部西方世界較早對極權主義及其暴力哲學作出批判性反省的著作。比那些跟殘酷的歷史狀況不著邊的“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之類的思想要重要得多，但卻因為觸及了從虛無中走出來的暴力哲學的神經系統而遭遇圍攻，在薩特作為掌門人的親共知識分子勢力範圍的巴黎人文學界，直至偶然車禍逝世，加繆幾乎都生活在被放逐狀態之中。

《反抗者》的開頭寫道：“有激情犯罪也有邏輯犯罪。兩者之間的界限不容易分清。但是刑法典預謀了輕易的區分。我們生活在預謀和完美之罪的領域裡。我們的罪犯不再是無助的兒童，他們能以愛為借口。相反，他們是成年人，他們有一個完美的借口：哲學，它可以被用於任何目的——甚至把殺人犯變成法官。”這個時代依然不乏這樣的哲學和哲學家，為最不可思議的大規模犯罪提供哲學，提供其邏輯：把犯罪變成合乎更高的歷史準則或社會目標所標榜的歷史理性。加繆的論述不僅是對殺人犯的批判，更是對為犯罪提供其哲學的人的一項指控。二十世紀不缺乏大規模的被預謀的“完美之罪”，也不乏那些把令人髮指的罪行上升到哲學層面從而使其“正當化”的人們，缺乏的正是加繆這樣的指控者。面對一個武裝了的利益集團，況且還是一個擁有其知識和哲學的集團，孤獨的起訴者總是處在舉證不足——不是因為沒有證據，而是所有的罪證都被它的哲學闡釋為更高的必然性，面對這個集團，孤獨的起訴人陷於關注細節而非“歷史規則”和“政治權衡”，總是容易被人詬病為道德主義或情感用事，孤獨的起訴者處在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易受攻擊的位置上。加繆關注的不是政治行動的有效單元，比如黨或民族，而是易受傷害的脆弱的個人，因此反駁他的人總是處在有力的位置上：階級、黨或民族國家。獨裁或權力又直接或間接地給予這些人以力量。後者因為具有一元論的或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而顯得強大，有感召力。怪誕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具號召力的常常是殺人的號角。但加繆的指控卻因為放棄二元論而顯得軟弱，他的思想不僅難以被一個群體有效的實踐，還因為富於感情、飽嘗苦痛、不能自信正確而又易受傷害。事實上，加繆的指控常常使他自身腹背受敵。

加繆在二元衝突的意識形態勢力中堅持他的非暴力思想，不在對立的兩方中選擇：“無論如何，任何強迫人們排斥一方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誰想為一方效勞而排斥另一方，就將不為任何人效勞，也不為自己效勞，最終將雙倍地為不義效勞。”他不贊成以“正義”、“永恆真理”或“歷史原則”為由將暴力合理化，將犯罪邏輯化；比如最常見的是：犧牲幾百萬或幾千萬人，為了全世界人民的未來。或者為了抽象的“正義”而對軟弱的個人實施獨裁。他說：“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但是，從黑格爾主義對“暴力”、“征服”和“奴役”的合理化到現代社會對利益“競爭”的合法化以至於最終紛紛推崇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和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必然性思想，加繆的思想是這樣的不合時宜。他說：“放棄美，放棄與美相連的官能幸福，專一地為不幸效勞，這要求一種我所缺乏的崇高。”他說：“對於正義的長久要求耗盡了愛，而正義卻恰恰產生於愛。”還有，那行來自他的作品刻在他的石碑上的銘文：“我在這裡明白了什麼是光榮，那就是無節制地愛的權利。”這句話的下面還有“抱緊一個女人的身體，這也是把從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種奇特的快樂留在自己身上。”美，愛，包含感官的幸福。這是地中海正午的思想，散發著溫暖的陽光。加繆為個人“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拒絕獨裁及其暴力的時候，知道自己是一個有著這樣一種內心渴望和易受傷害的身軀的人。不那麼崇高，不那麼絕對，懷著有時被他人嘲笑的愛與道德。然而，這怎麼能是“政治”呢？那個時候，後現代思想中的那些未免有些花里胡哨的身體政治或慾望的政治還沒有被巴洛克化的思想技能發明出來，愛的政治（宗教）又早已在嘲笑聲中被拋棄了。

當《反抗者》發表的時候，推崇革命暴力與共產主義及其暴力的薩特覺得受到了哲學上不能容忍的挑戰，這個巴黎知識界的掌門人組織了對加繆的侮辱性批評。為了維護他的概念，不惜把暴力使用在昔日的好友身上。除卻那些不光彩的暴力與侮辱，論戰的主要分歧在於政治與道德的分離與選擇這一當代社會事態。在薩特看來，政治介入不需要道德上的就事論事式的考慮。他要求這樣一種理解世界的模式：世界的罪惡與非正義的主要來源是資本主義體系，而共產主義則代表著征服它的力量與歷史趨勢，後者代表了被壓迫者（的道德）進行的有效行動。這意味著必須支持這個政黨，接受現實醜惡的一面，讚賞其暴力革命和革命的暴力，不惜弄髒自己的雙手。為了他的目的合理性，為了建立二元對立世界觀及其邏輯，這種哲學提前放過了另一個陣營中的獨裁與恐怖。犧牲道德是政治行為的代價。正如薩特所寫的那樣：“當政治必須背叛它的道德的時候，選擇道德就是背叛政治。”加繆選擇了道德。薩特選擇了政治。為了政治正確，薩特聲稱“譴責世界上一切地方的非正義”，卻對極權主義的罪惡始終保持著禮貌的沉默，而且忌恨加繆這樣的人對它的暴力哲學所做的批判。這樣至少，這個早先的個人主義的存在主義者就一步從虛無中把自己拯救出來了，同時也把自己從理性主義、道德主義及其對世界走向的不確定性中解脫出來了。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存在主義”文學的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