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

1.比喻某人或某種力量，從相互對立的雙方中間完全倒向一方。

2.比喻在形勢上傾向一方，或一種情況占絕對優勢；一方連連得分，另一方潰不成軍的情況。

建國初期“一邊倒”國際背景

1.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外交孤立。

2.亞非拉許多國家擺脫了殖民枷鎖，贏得了獨立。

3.美蘇兩極對峙。

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毛澤東在文中明確提出了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方針。“一邊倒”方針的提出，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一邊倒”方針是近代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總結的產物。

中國共產黨人在認真總結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革命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實踐也證明了“一邊倒”方針的正確。新中國成立后，美帝國主義並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繼續支持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妄圖捲土重來。它極力阻撓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上承認我國，並在經濟上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隨後又公然擴大侵朝戰爭，威脅中國的安全。當時只有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向新中國伸出了友誼之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四年中，我國同蘇聯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種專項協定和議定書等，共達 110多種，而與其他國家訂立的各種協定，總共才二三十件。由此可見，當時要從社會主義陣營之外得到援助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國同蘇聯和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條約和協定，對鞏固革命勝利的成果，對打破帝國主義孤立和窒息新中國的陰謀，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對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邊倒”方針有助於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

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帝國主義長期文化侵略的影響，使不少人對美國的物質文明抱有幻想，期望美國能給中國經濟的恢復和建設以物質援助。特別是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想藉助美國的力量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極力主張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以免得罪美國。明確闡明新中國在國際鬥爭中聯合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正義立場，對於打破一些人對美國抱有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振奮革命鬥爭精神，是完全必要的。

“一邊倒”方針有助於消除斯大林對中國政府的偏見。

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核心，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主張進行了抵制，所以，蘇共和斯大林對中共一直是持保留態度的。在1948年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堅持自己的獨立立場，斯大林錯誤地將南共開除出情報局，並與南斯拉夫中斷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后，則對在中國革命中堅持自己獨立立場的中共更加特別敏感和警惕。尤其是中共執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準備吸收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新中國的政府工作，斯大林又懷疑中共會不會執行親英美的路線。在此情況下，公開表明在兩大陣營對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採取“一邊倒”的方針，對消除蘇共和斯大林的偏見和疑慮，增強相互間的了解和信任，加強友誼和合作，也是完全必要的。

總之，“一邊倒”的方針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與新中國的國體相適應的，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作用。絕不能因為後來中蘇關係的破裂而對它在歷史上的正確性產生懷疑以至否定。

“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以後的外交政策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這一政策解決了國民經濟建設所急需的貸款、物資設備和技術，有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0月2日蘇聯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隨後中國和東歐一系列民主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1950年初，中蘇簽定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我們爭取到了蘇聯的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為戰後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二）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世界的和平還存有隱患，剛剛建立的新中國政權也極不穩定，國內有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破壞，國外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威脅。要想解決這些問題，要想立足於世界之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樣一個特定的環境，必須找一個堅實的“靠山。”鑒於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只能“倒”向蘇聯。1951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暫時給了中國這樣一個安全的保證。條約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採取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與日本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應立即盡全力給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均不得參加反對雙方的任何同盟、集團、行動和措施。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定后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並操縱聯合國組織 同年直接介入朝鮮戰爭。所以抗美援朝不僅關係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命運，也使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為了國家安全，為了給朝鮮以支援，中國毅然做出了出兵的決定。蘇聯在陸軍設備、裝甲設備、高炮部隊、炮兵方面、工兵方面、空軍方面等等，給予中國的幫助，不僅幫助中國打勝了朝鮮戰爭，而且對於中國的軍隊現代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總之，朝鮮戰爭的勝利，這與蘇聯的支援和支持是分不開的。它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領土的完整，保證了遠東乃至世界的和平，為新中國的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國際環境。

（三）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新中國剛成立，蘇聯就在外交上給予積極的支持。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天，蘇聯就第一個宣布承認新中國並和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正是由於作為世界大國的蘇聯的帶頭作用，其他十幾個國家也先後承認新中國，從而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外交上孤立新中國的陰謀。

第二，蘇聯還為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大聲疾呼。

1950年1月，毛澤東訪蘇聯期間，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代表蘇聯政府建議中國政府立即給聯合國安理會發一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在安理會的代表蔣廷黻的地位，並明確表示，如果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蘇聯就準備採取一項行動，明確要求聯合國驅逐前國民黨的代表。如果蔣廷黻仍留在安理會內，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毛澤東指示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並採取了其他措施。由於安理會在美國的操縱下否決了中蘇兩國的合理要求，蘇聯也遵守諾言，宣布不出席安理會，以表示抗議。儘管此事沒有成功，卻揭開了新中國為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進行長期鬥爭的序幕。正是在蘇聯的支持下，新中國的代表衝破了美國的阻撓，與1950年冬成功地首次登上了聯合國的講台。此後許多年，蘇聯幾乎每年都要為此作出努力，支持中國的要求。

第三，在日內瓦會議問題上給中國以堅定的支持和配合。為了緩和緊張的國際局勢，根據蘇聯的提議，1954年2月，蘇、美、英、法在柏林舉行的外長會議終於達成協議：與同年4月，由中、蘇、美、英、法五國和其他有關國家派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分別討論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和印度支那的停戰及政治解決問題。這是中國首次世界五大國的身份參加的國際會議，由於中國代表在這方面缺乏足夠的經驗，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會議召開之前，周恩來與莫斯科交換了意見，並且同意會議期間中蘇之間保持密切的聯繫，隨時交換意見，互通情報，統一口經，協同行動等等。

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首次出席的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第一次登上國際舞台，外交上同美國等西方大國直接進行較量的場合，對中國來說意義是重大的。儘管這次會議只解決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問題，未能在朝鮮問上達成協議，但中國參加此次會議卻收穫不小。首先我們掌握了些外交經驗，還有由於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努力和蘇聯的支持、幫助和配合，中國第一次以令世界輿論尊重的新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中國的國際地位得以顯著提高。

“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制定在當時來講是正確的，達到了預期目標；但從長遠來看，不利於中國的發展。 （一）造成了中國外交戰略上的不平衡。“一邊”倒政策是“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方，這就使得新中國外交對象局限在了蘇聯以及東歐的幾個少數國家之內。儘管新中國表示願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權獨立、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與一切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但在實踐中卻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區別對待。例如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我們一再宣稱晚建交比早建交好，對他們很少主動地去做一些必要的爭取工作。在第一次建交高潮后一直到1954年10月，無一建樹。尤其是在美國的影響下，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一些中立國家和正在從事民族民主運動的國家也對新中國敬而遠之，不敢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這種由“一邊倒”外交政策帶來的外交格局的不平衡對中國外交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加疏遠了我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事實上延緩了我國和西方國家的接近和接觸。

（二）客觀上加劇了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敵意。新中國的成立，事實上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樣一個事實本身就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產生反感。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們對中國在經濟上實行封鎖和貿易禁運，在軍事上採取軍事包圍的政策，企圖把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再加上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敵視。在這方面表現很多，例如關於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上，美國使用各種阻撓新中國這一合法的行為。另外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也曾先後申請加入國際電信聯盟、國際紅十字會、萬國郵政聯盟、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但由於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的阻撓，最終沒有同意接納新中國。新中國不被國際組織所接納的後果，就是越來越走向了自我封閉，與世界的發展潮流相脫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其積極作用，但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必然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的分析總結其利弊，更重要的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為今天的外交事務提供某些可咨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