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清代何秋濤作品，是研究中國西北史地學的作品，也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論述中俄關係的代表巨著。何秋濤深感於俄羅斯與中國相接壤，邊境綿長，「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采官私載籍，為《北徼彙編》六卷，后增編為八十卷。此書「旁搜博採，務求詳備，兼方誌外紀之體，攬地利戎機之要，庶言北徼掌故有所徵信雲」。首十二卷為「聖訓」、「聖藻」和「欽定諸書」，記述清太宗（皇太極）至道光關於邊事的上諭，並摘錄《平定羅剎方略》、《欽定大清一統志》、《欽定皇朝通典》、《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欽定大清會典》中有關中俄的資料。正文六十八卷，有「聖武述略」六卷，「考」二十四卷，「傳」六卷，「紀事本末」二卷，「考訂諸書」十五卷，「辨正諸書」五卷，「表」七卷，「圖說」一卷。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何秋濤未親履西北實地考察，系利用原始資料加以考證、校勘、訓詁，糾稽錯誤，或據古以證今，或依今以稽古。《朔方備乘》還提倡“左圖右史，相須為用”。

咸豐八年兵部尚書陳孚恩以何秋濤「通達時務，曉暢戎機，足備謀士之選」而向咸豐帝舉薦，將《北徼彙編》呈覽。咸豐十年，何奉召入覲，賜書名《朔方備乘》。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正本被毀，僅存副本，後來副本又毀。何秋濤逝世，無人再為其整理原稿。光緒年間，何芳徠將殘稿呈交直隸總督李鴻章。經黃彭年和畿輔通志局編修恢復原稿，光緒七年（1881年）刊行。翰林院編修李文田作注《朔方備乘札記》，收入《煙畫東堂小品》及《靈鶼閣叢書》。

白壽彝將何秋濤、張穆與林則徐、魏源相提並論稱“都開創了新的研究風氣，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反映了時代變動在文化領域裡的脈搏，影響是相當大的。”

《朔方備乘》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針對沙俄的史地專著

《朔方備乘》是一部針對沙俄的侵華野心，為當時中國國防軍事服務而又不失學術水準的史地專著。鴉片戰爭之後，國人對外患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東南海防，這使《海國圖志》於時之所以會產生轟動的影響不無關係。但實際上，兩次鴉片戰爭中最大的受益者並非來自東南海疆的侵略者，而是來自北方陸路的沙俄帝國。隨著《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及一系列勘界條約的簽定，中國東西北疆的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划入了沙俄的版圖。就在當時大多數國人還未真正意識到來自沙俄的巨大侵略威脅之前，何秋濤就開始了《朔方備乘》一書的編撰。他從“攬地利戎機之要”的目的出發，用昭邊禁，固封圉，抵禦沙俄入侵的思想來縱貫全書。不僅記載了歷代北疆用兵利弊，還深入考析了中國北疆的歷史沿革和攻守地勢。認為中國北疆的最大威脅莫過於沙俄，從西北方來看，“俄羅斯人竟可直至喀倫之外。如嘉慶年間有俄羅斯向哈薩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在塔爾巴哈台喀倫之外，……其明驗也”。故“邊防之事，有備無患”，敲響了“西北塞防，乃國家根本”的警鐘。從東北方向來看，何秋濤則重點考析了吉林、黑龍江、庫頁島的邊防形勢，提出了重防吉林、要防黑龍江、屯戍庫頁島的方案。應該指出的是，《朔方備乘》一書中對軍事防務的議論，都是建立在對中國北疆史地沿革進行嚴謹考證的基礎上。所以議論不但極為精當，而且在史實上也訂正了許多偽謬，從學術的視野很有力度地維護了中國領土的權益，堪稱經世致用的典型之作。

二、探求夷情與促進團結

《朔方備乘》，是一部重視探求“夷情”和民族團結的愛國主義著作。鴉片戰爭后，隨著“師夷之技以制夷”愛國強國思想的提出，“知夷”就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受到許多愛國知識分子關注的內容。何秋濤在當時國人極不了解俄羅斯的情況下，通過閱讀300多種俄國進呈之書和檢索大量古文獻資料，努力探求俄羅斯情況及中俄歷史關係，撰寫了眾多的價值極高的有關中俄關係的篇章，如《北徼星度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門考》、《北徼方物考》、《烏孫部族考》、《漢魏北徼諸國傳》、《俄羅斯互市始末》、《俄羅斯進呈書籍記》、《考訂俄羅斯國總記》、《俄羅斯境內分部表》等等，系統地介紹了俄羅斯的歷史、地理、政區、沿革、人口、文化、宗教、物產、民族、貿易的概貌以及清初的中俄關係，為國人展現了一個“雄長歐洲，侵凌回部、疆土日辟，事變日增”的沙俄帝國，從而為“知夷制夷”，抵禦沙俄侵略提供了全面的依據和參考。同時，《朔方備乘》也極其重視有利於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的歷史。如對土爾扈特回歸祖國的事件，不僅在《聖訓》、《聖藻》中言及，更立《土爾扈特歸附始末》專捲來敘述其回歸原因和過程。土爾扈特舊居中國境內蔥嶺東天山北，因和准葛爾部不和，被迫遷往額濟勒河、伏爾加河下游，慘遭沙俄奴役。但是土爾扈特與俄羅斯在宗教、習俗上諸多不同，“土爾扈特司蒙古俗，務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羅斯城郭居，風俗既異；土爾扈特重佛教，敬達賴喇嘛，而俄羅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爾扈特雖受其役屬而心不甘，恆歸向中國。”終於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在渥巴錫汗的率領下，歷經千辛萬阻，回到中國境內。何秋濤對此愛國行為大加稱頌，毅然建議清政府，凡歸附的“各部夷人，不易其習。”以維護整個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愛國之心躍然紙上。

三、高質量歷史著作

《朔方備乘》是一部編撰獨特、博採眾長、論證縝密、自成一家的高質量史籍。

1、“兼方誌外紀之體”，編撰形式獨特。《朔方備乘》一書中以中俄關係為中心，北疆歷史為紐帶，溶紀傳、編年、紀事、考據、註釋等形式於一體，綜合地反映了這一領域的諸多成果，從內容和結構上適合於其廣涉古今中外的需求，更為西北史地的研究擴展了時空範圍。在該書之前，論西北史地的研究，往往局限一隅一時一國，《朔方備乘》幾收三者匯為一體，並把西北史地放到沿革變遷的角度進行動態的研究，這種形式在西北史地學的研究中是前無古人的。

2、考辨群書，博採眾長，量足質高。何秋濤專精漢學，在史地研究中，或據古以證今，或依今以稽古，或以本國正史，或以西人所著外國史地相互印證，糾稽錯誤，運用考據學的成果以及考證、校勘、訓詁的方法從文獻上來考察西北史地。他雖未親履西北實地考察，但卻極重視學者親身經歷所得到的原始資料，並以此為據進行研究。《朔方備乘》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考訂、辨正諸書達20卷之多。如在卷首“聖訓”中指出1634年（皇太極天聰人年）命管步軍副都統巴奇蘭率軍征黑龍江全境，“遠近部落，相率來歸，皆號新滿州”。此後俄羅斯始來佔據雅克薩城，“近人著述咸以為黑龍江至康熙二十一年始入版圖，失考訂矣。”書中除了考訂有關北疆史地方面的具體問題外，尚對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圖理琛的《異域錄》、魏源的《海國圖志》、姚瑩的《康輶紀行》、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等18部書中有關記載俄羅斯情況的部分一一作了詳盡辨正，數量極大，質量亦好，形成了何秋濤治西北史地學的一個重要特色。

3、方位合理、論證縝密、圖文並茂。何秋濤與當時大多數傳統的史地學者不同，他沒有把眼光局限在對北疆沿革地理的孤單研究上，而是在這一研究過程中結合考察了北疆各民族的歷史、習俗、遷徙、繁衍等眾多的人文風情，從而大大提高了《朔方備乘》一書的史料價值以及可讀性與真實性。同時，《朔方備乘》書中一律採用經緯度定位法記載地名方位。康熙年間，《欽定皇輿全圖》對直省各州府縣均測其北極高度和距京師偏東偏西度來定經緯度，乾隆間平定西域后，又命推步之臣前往測量經緯度數，補入全圖。對於這種經緯定位法，何秋濤備加推崇。他說：“北徼星度，古者言天家所未詳，史傳載各國相距里數，亦多未能核實，惟定北極高度及距京師偏東偏西度，斯為準確。”故特設《北徼星度考》一卷專載北徼諸地的經緯度數。國內地名方位皆按《欽定皇輿全圖》所測，俄羅斯境內地名經緯度則依西人《地理全志》的記載。這較之以前的准望測量法，準確性大大增強，論證更為縝密。不僅如此，《朔方備乘》還提倡“左圖右史，相須為用”的做法。

以往諸書畫圖往往出自畫師之手，而與全書所載內容不相符合，有鑒於此，《朔方備乘》置《圖說》一卷，詳載《皇輿全圖》、《中國與俄羅斯交界圖》、《歷代北徼俄羅斯圖》等共25幅，每幅圖后均系以論說，“庶使疆域、山川、遠近、形勢、如指諸掌。”圖史結合，更使讀者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