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派

當時，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轉向反動。為了與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相對抗，在西方民族學界亦開始出現反對進化學派的浪潮。傳播學派即是在此浪潮中產生的第一個反進化論的學派。其基本理論是直接與“進化論”(evolutionism)相對立的“傳播論”（diffusionism）。這一理論是在地理學家F.拉策爾“人類地理學派”觀點的影響下形成的。其哲學基礎是新康德主義者H.李凱爾特的偽歷史主義，即認為只有獨一無二永不重複的現象才是歷史現象。

傳播學派否定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創造性，將民族文化的進步、發展與各族人民的創造性勞動割裂開來，把文化現象看成是獨立自在的東西，認為每一種文化現象（物質文化、社會制度和宗教觀念等）都是在某個地方一次產生的。一旦產生出來，便開始向外“傳播”。各個文化現象傳播到某個民族中間以後，便在那裡機械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定的“文化圈”(Kulturkreise)。他們認為，各族人民並不是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文化，而只是從世界上到處傳播著的各種文化現象中“借用”了某些現成的東西。這種文化“傳播”和“借用”的過程，便是“文化歷史”的基本內容。

英國傳播學派以G.E.史密斯和W.J.佩里師生為代表。他們認為，文明的中心只有一個，即尼羅河流域，所有高級文化的各個因素，都是從古埃及傳播出去的。因此他們也被稱為“泛埃及主義”。

傳播學派的觀點，在當時也曾對以民族學家F.博厄斯為首的美國歷史學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歐洲傳播學派與美國歷史學派一般也被稱為文化歷史學派。

“文化圈”學說影響最大的國家是在德國和奧地利。以奧地利 W.施密特和德國 W.科佩斯為首的一派，亦稱“維也納學派”或“天主教學派”。格雷布納和施密特的學派又合稱為文化圈學派。施密特等以教會為背景，1906年創辦了《人類》雜誌和“人類研究所”，進行了大量的民族學調查和研究，目的在於運用民族學資料論證《聖經》中的一套世界觀：原始神啟和原始一神觀念是宗教的發端形式；一夫一妻制是人類最古老的家庭形式；階級壓迫和剝削以及私有財產制度自古以來便是社會的基礎。他們通過這些活動從理論上維護當時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衝擊的資本主義制度，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合理的、自古就有的、永世長存的。

施密特根據格雷布納的理論，提出種種“文化圈”。他說，最早是“一夫一妻外婚制文化圈”,其特點是：使用木質工具，從事採集和狩獵，財產私有，行一夫一妻制，信仰上帝。這一文化圈的代表，是亞非兩洲的矮小黑人。由這個“原始文化圈”發展成三個“基本文化圈”：“父權圖騰制高級狩獵者文化圈”、“母權制種植者文化圈”和“父權制畜牧者文化圈”。以後的人類文化是這三個“基本文化圈”傳播開來而又互相結合的結果。

此外,“文化圈”還有多種劃分法，如：按時代劃分的原始、古代、近代等文化圈；按地區劃分的塔斯馬尼亞、美拉尼西亞等文化圈；按人種劃分的尼格利陀、巴布亞等文化圈；按物質文化劃分的澳大利亞飛去來器(見澳大利亞人)、東南亞吹箭筒等文化圈；按經濟類型劃分的熱帶叢林獵人、東非草原牧人等文化圈；按社會特徵劃分的圖騰崇拜（見原始宗教），母權制異族通婚文化圈等等。

這一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科佩斯，早在1931年就指出過“文化圈學說的危機”，到1952年又進一步指出：“危機確實開始赤裸裸地呈現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學派的繼承人J.黑克爾和R.von海恩-格爾登，基本上放棄了“文化圈理論”，主張研究具體的社會和文化，承認各族人民及其文化的獨立發展；並開始懷疑火地人、安達曼人、阿埃塔人、塞芒人等一系列採集狩獵部落的原始性，從而對施密特以此為基礎而作出的結論提出了挑戰。然而，他們並不完全否定其前輩的反科學議論，仍繼續片面強調“傳播”和“借用”的作用，堅持原始一神論和私有財產自古就有的學說。

目前，這一學派已完全喪失過去的影響。自從海恩-格爾登和黑克爾分別於1968年和1973年逝世后，沒有再出現比較著名的代表人物。不過，這一學派積累的民族學資料尚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一學派的代表著作有：格雷布納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層》（1905）、《民族學方法論》（1911）、《民族學與歷史》(1911)、《民族學》(1923)，安克曼的《非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層》(1905)，施密特的《近代民族學及其起源、性質和目的》(1906)、《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層》(1913)、《民族和文化》(1924)和《民族學方法》(19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