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嵐

20世紀40年代就讀於國立西北大學，抗戰初期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任浦江隊部宣傳部長。

1945年起，先後在《青年日報》《華北新聞》《新運日報》《新民報》工作，歷任編輯、記者、編輯部主任、文藝部主任、主筆、編委。

1982年《新民晚報》復刊后，任編委、副總編輯，兼任《漫畫世界》常務副主編。

1993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歷任上海市第七屆政協委員、上海市新聞學會副會長、《上海新聞志》副主編。

2017年12月29日19時09分，著名新聞工作者、《新民晚報》老報人張林嵐在中山醫院逝世，享年93歲。

1990年離休。獲全國記者協會“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年”獎，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上海市第七屆政協委員，上海新聞學會副會長。

20世紀40年代開始寫詩，作品有長詩《灰色馬》、《積雪的山林》等，1949年後出版小說《國家機密》，散文集《夢裡的童年》，雜文隨筆集《月下小品》、《月下小品及其他》、《月下三嘆》、《月下霜天》、《懷夢草》，傳記文學《趙超構傳》等。

為《漫畫世界》、《上海新聞志》常務副主編，《新民晚報七十年史：飛入尋常百姓家》主編。

《趙超構傳》獲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優秀傳記文學獎，《月下小品》（部分作品）獲市文聯文學藝術獎，《七○七》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

無論是住在建國西路、高安路口沿街的花園洋房底樓，還是後來搬到肇嘉浜路、高安路口的景福苑，張林嵐家裡最奪目的一直是書。他似乎總有辦法按照自己的需要，改變室內陳設原有的功能：洋房的壁爐上排著書，新宅的裝飾隔斷照例是書的天下。

11歲的時候，他跟著伯父去春暉中學讀書。春暉中學位於浙東丘陵和寧紹平原間，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豐子愷早年都在這個學校教過書。

青年張林嵐因關心時局而嚮往光明，因行為“偏左”而被當局視為異類，因頻受監視、懷疑、審問而被迫避害自保……

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他轉學到省立杭初，聽到了許多抗日救國的消息和對時局的議論。從那時起，開始留心國家大事。秘密加入民先，負責宣傳工作（民先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簡稱，是一二·九運動中，黨領導的革命青年團體）。還主編一份刊物，叫作《吼聲》，用來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對形勢的看法，動員學校師生和社會青年參加救亡運動。不過，這份刊物才出了一期就被禁了。

1938年，結識了同鄉人、老黨員、《新華日報》戰地記者石西民以後，產生了去延安的願望。借著西安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來浙江招考的機會轉赴延安。1939年盛夏，他徒步一萬四千餘里，跨越浙、贛、湘、鄂、豫、陝六省，到達西安。到了那兒才知道，陝甘寧邊區已遭國民黨軍層層封鎖，去延安已經不可能。不久，他被國民黨特務抓去，投入秘密監獄。1941年，得難友之助，他做了陝西《青年日報》記者。這個報紙和主辦機關是黨的地下組織所掌握的。他們是一二·九運動中的黨的骨幹，大都是中共黨員和民先隊員。國民黨特務一直把他看作“共產黨嫌疑分子”，暗中監視，他需要改換生存環境。為了找個掩護，他給自己取了個灰色的筆名：林嵐。這個筆名用久了，後來乾脆成了他正式的名字。在這段時期，他開始學習編輯、採訪及評論業務，懂得了編輯思想比編輯技術更加重要。教他辦報的是中共黨員李恭貽。在西安的三四年裡，他還是沒有逃過特務機關的“關照”，先後被“捉放”三次，吃了不少苦頭。

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很多青年相約復學，他借用別人的學生證插班西北大學國文系二年級。在那裡，結識了許多進步的青年，參加了學校的文學活動。可是，一學期沒讀完，他就被不知名的惡勢力趕出校門。經朋友推薦，回到西安《華北新聞》，當編輯部主任，代理總編輯，一個人編3個版。報社編輯部只有他和生病在家的總編輯趙蔭華兩個人。一年後，正是因為這段緣分，趙蔭華聽說重慶《新民報》在延攬人才，就把他介紹給《新民報》負責人。1945年8月，他經四川自貢到了重慶《新民報》。

在《新民報》以及後來的《新民晚報》，張林嵐一干就是半個多世紀。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大躍進”和“文革”等時期的張林嵐，幾乎體驗了中國現當代史的每一次變革，他喜愛平靜的、正常的辦報生涯，不願回首那些不堪的日子。暮年的他，謹言慎行，很少把話說滿。他習慣做300字一篇的短文作者，單是“月下小品”一個小專欄，20年中就寫了三四千篇。

他參加了兩項史志類大工程：一項是130萬字的《上海新聞志》的編寫，這是幾個報社的離退休記者共同參加的，他是副主編之一。這項工作始於1986年，2000年底出書。還有一項是50多萬字的《飛入尋常百姓家——新民晚報史》，由我總纂、改定。報史原定1989年出版，經過數易其稿，終於在2003年底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