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譽刑

名譽刑之稱由來以久，歷來被學者們認為是現代刑罰中資格刑的起源。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指出：作為中世紀刑罰之殘餘，名譽刑構成了今天刑罰制度中之一種刑罰。

在中世紀，名譽刑以兩種面目出現：其一是作為一種對被判刑人的羞辱，如侮辱人的裝束和恥辱柱；其二是作為所謂的權利和名譽的喪失，主要是意味著減少被判刑人的法定權利。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人們開始對這種名譽刑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認為從特殊預防的角度出發，羞辱刑是不適宜的，而與此相反，現代各國普遍保留了源於權利和名譽喪失的名譽刑。正如李斯特所說的，國家在給予公民越來越多的參與社會活動、公共事務的機會的同時，也擴大了對權利進行限制和剝奪的可能性。由此可見，李斯特認為，名譽刑包括權利的喪失和名譽的喪失兩種情況。

與此相似，也有學者認為，名譽刑之稱可以涵蓋其他三種稱謂，認為名譽刑，即國家褫奪犯人所享有榮譽之資格，亦即使犯人喪失享有公法上一定權利之刑罰，喪失公權之資格，乃喪失公法上一定權利能力，故名譽刑又稱權利刑、資格刑或者能力刑。

德國羅登堡是個可愛的古城，不能錯過的景點，除了日本觀光團有趣而古怪的集體行徑外，就是犯罪學博物館了。館里展示了中古歷史上各種謂為奇觀的刑罰，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各式各樣剝奪名譽的“名譽刑”：偷斤減兩的麵包師傅、婚外情的女人、繞舌的男女、不上教堂的信徒，或在公共場所被掛上各種恥辱標誌，或被處罰騎在驢上遊街示眾（驢是當時的恥辱象徵，受罰者還必須面向驢尾反坐），讓人指指點點，當街嘲弄。簡之，就是透過眾人嚴峻的雙眼與訕笑來羞辱犯人的人格並踐踏其尊嚴。依照當時對於刑罰觀念的普遍“信仰”，刑罰的目的在於製造出對於受刑人的最大痛苦，據此，踐踏個人的人格與尊嚴，與剝奪其自由、財產的自由刑與罰金刑，同樣是容許而必要的處罰手段。至於如此懲罰有何正面作用，在非所問，當然也無所謂的更生或再社會化。

1764年，貝加利亞發表其曠世巨著《論犯罪與刑罰》，歐陸的刑罰史正式邁入啟蒙時代，文明進展讓名譽刑走進歷史。有幸的是，隨著我國繼受歐陸啟蒙刑法之繼受背景，名譽刑也隨著滿清帝國而一同走進歷史----至少就《刑法典》本身而言是如此。

實際上，名譽刑從未曾自我們的生活消失。更甚者，隨著1987年的解嚴，台灣媒體開放，其競爭白熱化，簡直到了各種光怪陸離現象皆不足為奇的程度！任何人只要在任何時段打開台灣的新聞節目，當可輕易領悟，正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現實社會，“名譽刑”不僅還活著，而且經由媒體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勢力量。

歐陸史上的名譽刑，雖然荒謬，但是處罰的對象起碼還經過法院的定罪。反觀台灣媒體，不僅懲罰被定罪的犯人，甚且還懲罰未經任何證實的嫌疑人。台灣電視新聞中司空見慣的畫面：嫌疑人一進入警局，隨即在鎂光閃閃的媒體公審場合，掩耳蒙面，記者則在警察襄助之下咄咄逼人，徑行“審訊”犯罪情節，不僅“審訊”犯罪情節，還兼帶“教訓”(你後悔了嗎？你覺得對得起被害人嗎？)。

台灣媒體公審的不當，不僅在侵害基本人權，還在造成預斷。當涉嫌的犯罪透過媒體畫面形成“國人皆曰可殺”的假象時，局勢已慢慢地一點一點侵害司法的獨立性：一方面它可能在“自由心證”的範圍內誘導檢察官、法官形成有罪心證的傾向；另一方面在法院判決無罪時誤導民眾對司法的不信賴，在犯罪發生后，經由媒體的觀點輿論往往早已形成既定的看去，雖然台灣檢察官與法官的任用管道不像美國許多地方以選舉產生，比較不受輿論壓力影響，但是，一旦判決無罪之後，往往必須面對嚴酷、非理性的輿論譴責，媒體形成的預斷，擠壓社會上理性討論的空間，扭曲正常司法程序的運作。

權力的行使該如何戒慎恐懼啊！司法權如此，強大的第四權更應如此！

從羅馬法時代就有“名譽刑”，將醉駕與不良信用相聯繫，即政府對醉駕行為予以負面的評價———醉駕者是可恥的。這是新時代的名譽刑，法律不止有事後懲罰的社會功能，它還有事前引導和社會評價的功能。飆車、醉駕等雖然是違法行為，在一些群體里，特別是年輕人群、富裕人群里，被視作時尚、個性張揚，正如吸冰毒被某些人稱為“溜冰”，與“時尚”掛鉤。那些敢於以身試法醉酒駕駛者，其中的一個社會心理原因就是醉駕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它與偷竊、欠債不還完全不同。

習慣是逐漸養成的。當全社會沒有達成對違法駕駛的負面評價共識、沒有法律的嚴格管制，當還有人把酒後駕車如何逃避交警作為段子講述，當把通過種種手段消除交通違法記錄視為“有本事”，“違法駕車是可恥的”是不可能進入每個人的意識當中，並自覺迴避的。

政府不僅可以將違法駕駛與個人榮譽、個人信用相掛鉤，還可以依法對違法駕駛者在媒體上曝光、公示，將違法記錄與官員的升遷、企業資質相掛鉤……政府責任之後，更是公民的責任———每個公民應該自覺意識到醉駕是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