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泰晤士報

《京津泰晤士報》（，Template:Kj），又譯《天津時報》，英國建築師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 ）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創辦。

初為周刊，1902年改為日報。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停刊。邵飄萍曾為該報撰寫文章。愛潑斯坦曾在該報擔任編輯。被譽為：中國北方外國人的“聖經”。

中國北方英文報業的發展相對於廣州、香港、上海等南方地區要遲一些。第二次鴉片戰爭后（1860年），天津被闢為國際通商口岸（Treaty Port），英、法、美等西方諸國紛紛在天津設立租界，於是外交人員、外國商人等紛至沓來。英文報刊正是隨著西方人在以天津為中心的中國北方的大量出現而創辦、發展起來的。天津的英文報紙在近、現代時期數量與香港、上海相比並不算多，總共僅十種左右。1 其中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京津泰晤士報》)2 影響最大。該報經常在權威的The China Year Book上發布廣告，說自己是"The Leading Daily Newspaper of Northern China. British Owned and British Edited. Entirely independent in its views and criticism, ...by far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 in the district."。此話應該不假。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發刊於1894年3月，開始時是周報，1902年10月1日開始改為日報。創辦人是William Bellingham（? - 1895）。他原先是天津的職業建築師，創辦這份報紙後任經理和主編（早期的英文報紙一般都是創辦者即第一任主編和經理，如上兩期介紹的North-China Daily News [North-China Herald]的Henry Shearman即是）。他曾直言不諱地說："In thought and opinion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will be essentially British."。其實，該報雖然表面上是份商業報紙，但接受天津英國租界工部局（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ientsin）的資助，實際上是份半官方的英國報紙。可以說，天津的英國工部局是 準備把該報作為自己的喉舌來扶持的，因為他們看到了英文報紙作為輿論陣地對西方人以及中國上層人士的巨大影響。正如該報的最後一位主編所說?/span>?quot;The foreign press, and particularly the English press, in China, has formed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orces from the West which have been directed toward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odernizing China and bring her into the world system of economy and politics."。顯然，報紙的重大作用已成為西方人的共識。當時德國已把山東納入其勢力範圍，同時想把影響逐漸擴張到鄰省河北（當時稱直隸，天津是其首府）。Bellingham的"Essentially British"話一出口，就引起當地德國人的強烈反應，該報的德籍股份持有人更是猛烈攻擊資方（the Management）,並引起了一場官司。但是該報"（being）estab-lished on a British basis"這個原則始終沒有動搖。作為不久前停刊的Chinese Times (《中國時報》，1886-1891，天津的第一份外文報紙，由英國人Alexander Michie創辦)的後來者，《京津泰晤士報》第一任主編 Bellingham肯定會吸收《中國時報》的一些成功的經驗。其中的一個重要繼承是，把報道的重點放在中國北方，尤其是天津（及其所處的河北省）以及北方的其他一些通商口岸（如威海衛、青島、煙台等地）和北京。由於地域的便利，南方同類報紙在報道天津、北京時，在時效和報道的深度、廣度方面就很難與之匹敵。為了凸顯自己的特色，對於歐洲來的電訊，該報僅僅選登其中最重大的幾條。該報創辦人即主編兼經理Bellingham次年（1895年）在任上去世。他的繼任者是一位英國女士（這在中國近、現代的英文報紙主編中是極為罕見的），名叫Alice Mildred Vaughan Smith (1861-?)。她的丈夫是位印製商，1906年前還是Imperial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的經理。她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從28歲（1889年）開始即在日本、印度、中國等地從事新聞寫作和編輯工作，同時擔任包括倫敦的London Standard與美國的Chicago Daily News在內的多家報紙的通訊員。她還曾經是上海的主要英文報North-China Herald和Shanghai Times的主筆兼/或編輯。1897-1907年她一直擔任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的主編（1901-1903年為兩主編之一，另一主編是曾任中國Imperial Naval College的航海和航海天文學教授的William Mcleish，1903年他離職擔任天津英國工部局的秘書）。 Vaughan Smith擔任了十年主編后離職，由同樣曾在London Standard工作過的H.E. Redmond繼任。兩年後，資深報人George Collinwood擔任起了已空缺多年的《京津泰晤士報》的經理一職。此時（1909年），北京創辦了全部由中國人自己擔任經理和主編的英文報Peking Daily News 《北京每日新聞》（或稱《北京日報》）。此報稍稍換了上海《字林西報》報訓里的一個字，即變"neutral"為"patriotic"，為自己的motto，其實刊登的大多是政府的政令及中文報刊的選譯文章。而標榜自己以“輸入西方文化以激勵中國的改革”為宗旨的《京津泰晤士報》，常以“國際主義”的名義或傳教士的態度不管你“愛國主義”那一套，猛烈抨擊這份可能是最早的“中國人自己的英文報”。最具傳奇色彩的是該報的第五任主編David Stewart Fraser (1869-1953)。他先在紐西蘭和印度從事銀行工作，1900年參加了南非的Boer War3，后以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遠東通訊員的身份來到當時英國在中國北方的租借地威海衛設立無線電接收站。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他對許多重要戰役進行連續報道，影響很大。後來他在中東地區旅行了一段時間，1911年回到中國，開始擔任《京津泰晤士報》的主編。Fraser去世時英國《泰晤士報》的訃告（OBITUARY）說他"sat uncomfortably in the editorial chair of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而且，他對民國后的所謂"New China"的態度是"a wary though not immutableskepticism"。因此，辛亥革命（1911年）后該報在評論時事時往往有詆毀國民革命的言論。 《京津泰晤士報》的 影響在 G.W. Woodhead任主編時（1914-1930）得到了很大的擴展。他1902年來華，接任前曾先後擔任過《字林西報》記者、路透社通訊員、《京津泰晤士報》的老冤家英文《北京日報》的主編等職，對中西的新聞業都非常熟悉。若引用一位研究當時中國的英國報業的人士的話，Woodhead對該報的貢獻就在於"conducted a vigorous policy both on Chinese and foreign issues, and restored the original prestige of the editorial utterances of the paper."。該報的最後一位主編是Wilfred Victor Pennell。他1912年來到香港，任Hong Kong Daily Press的記者，1916年來到天津，到1930年一直擔任Woodhead的副手，1930年繼他之後成為主編。關於在他任內《京津泰晤士報》的編輯宗旨的調整，Pennell曾宣布： "The paper has had to deal with day-to-day affairs in a more controversial than an historical spirit, but both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it has consistently responded to the ultimate needs of modernization. Its criticism, irritating as they may often have been, were undoubtedly of great value,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Chinese Press was in its infancy and hardly aware of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enormous and unparalleled period of change which the impact of the West has introduced. It has no doubt wavered between the immediate necessities of peace and order and the ultimate goal, which is thorough-going reconstruction and change. But in daily journalism that was perhaps inevitable. Generally speaking it has supported the best elements as they appeared, and turned to hostility as they lagged superfluous and reactionary on the stage. Throughout, its broad mission has been to interpret the West to China and by applying Western standards of criticism to stimulate the deepening of change. That function is still being fulfilled today, and though its freedom is more precarious than in the past, it is still in a better position than the Chinese Press to express its viewpoint vigorously and courageously." 一句話，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把中國帶入到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中。他認為《京津泰晤士報》或廣義地說英文報有三個法寶：第一，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責任感；第二，與尚十分幼稚的中國報刊相比，在觀察世界大趨勢上目光要銳利得多；第三，比起必須嚴格接受新聞檢查的中國報刊，4英文報更能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從以上主持該報筆政的人選可以看出，他們均是在中國頗有影響的英籍報人，絕大多數具有相當豐富的從業經驗和較高的業務水平。從我們今天還能閱讀到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的樣 報可以看出，報社的設備也是一流的。天津的英文報發展較遲，但起點很高，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一直希望能深入到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以及當時勢力尚無法到達的中國內地和北方。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機會終於來了，緊隨其後的便是大量的西方人的到來。這為英文報紙的創辦奠定了必要條件。原因是：一、作為商業報紙，需要讀者的訂閱和當地（也包括在英美本國的）洋行的廣告來維持，（這方面該報在北方的英文報刊里無疑獨佔鰲頭）；二、西方人要更好地深入到中國的北方，英文報這個宣傳網路可以起到中外信息迅速有效傳播的重要作用，而且還可能對北京的上層人士施加政治影響。北京一直都不是對外開放口岸或貿易城市，在作為天朝重地不易讓外國人隨意進入辦報的情況下，毗鄰北京的天津無疑是個極佳的選擇。因此，以《京津泰晤士報》為代表的天津的一些英文報，雖然性質還是商業報紙，但大多能得到英國官方的資助和扶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天津的英國租界被日本人佔領，《京津泰晤士報》與其他許多在華的英文報刊一樣受到壓制，被迫停刊。主編Pennell於次年被遣送回國。那麼，若回顧《京津泰晤士報》四十七年的歷程，七任主編所標榜的宗旨，即“為中國輸入西方文化，幫助中國現代化”，究竟實現了幾分，我們已不易做出精確的判斷。但是，該報在清朝覆滅后民國前期刊載的一些有影響的報道還是應該在這裡略提一提：強烈反對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1915年）；刊載題為"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的系列長文，希望引導中國以平等的身份步入現代國家的行列；反對“巴黎和會”把山東轉讓給日本的決議（1919）；一貫反對鴉片貿易，1919年刊登了在中國北方從事鴉片貿易的黑名單，引起國際震動；刊載一系列文章強烈要求廢除英日聯盟；反對武器走私，反對軍閥統治與割據，反對武力成為解決中國國內問題的唯一途徑，同時還反對侵犯人權和尊嚴，包括許多中國人的人權和尊嚴。該報的實際發行量未見有完整的統計，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許多上層的中國人都是它的訂戶和讀者，在長江以北，它幾乎是無處不見，而且，它發行到國外的數量是近、現代時期所有在華的英文報中最大的。《京津泰晤士報》在中國內外的巨大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1. 據初步統計有：Chinese Times (1886-1891),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4-1941), China Times (1902-?), Evening Press (1902-1911?), China Review (1906-1909), China Critic (1909-?), North China Daily Mail, China Illustrated Review, North China Star, The China Advertiser, North China Commerce共11種。 2. 該報報頭沒有中文名稱，只有似乎是報訓的拉丁語、漢語對照?quot;Comitas Inter Centes（萬邦協和）"一行字。除了以上譯名外，還見到《天津泰晤士報》、《天津英文泰晤士報》兩種譯法。 3. 指南非的英國人與布爾人（南非的荷蘭人 後代）之間的戰爭。戰爭於1899年爆發，1902年結束，英國以沉重代價獲得勝利。 4. 當然，英文報有時同樣受到中國政府的審查。如1930年初，《京津泰晤士報》刊登文章反駁國民政府的宣傳，報道說傳教士來中國的目的在於嗎啡等毒品貿易，而且給土匪、竊賊、殺手提供兇器。當地的國民黨“探捕”就在郵局扣留了報紙。同一年，該報報道了政府要關閉山東教會大學的消息，結果進入青島的報紙全部被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