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北伐

1853年至1855年的北伐是太平天國的一次重要軍事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1853年太平天國攻陷南京后，五月東王楊秀清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從揚州出發乘船到浦口登陸，率九軍二萬兩千五百多人北上。並派朱錫琨、許宗揚、黃益芸為北伐後續梯隊。當時目標是佔領天津，然後等待援軍，再取北京。後續梯隊在浦口上岸后誤走六合，未跟上前面主力部隊。這支部隊在當地宿營時發生大火，死傷慘重，黃益芸喪生，朱錫琨逃生后與林鳳祥會合，許宗揚則返回天京。此次事件削弱了北伐軍兵力。

北伐軍從揚州出發后，途經安徽的臨淮關和鳳陽府，最後經亳州於六月進入河南。北伐軍攻陷河南的歸德府，奪得火藥兩萬多斤並鐵炮無數，但糧斛不足。北伐軍本欲於歸德府北四十里的劉家口搶船渡過黃河，但清軍已將船隻收泊北岸並全部燒毀。北伐軍只得繼續西進，經陳留縣、朱仙鎮、中牟、鄭州、最後到達鞏縣的汜水口渡河。因船少人多，尚未渡盡清軍已追到。未渡河的後續部隊約3000人被迫南歸，經湖北回到安徽，併入西征部隊。渡河的北伐軍自六月起圍攻懷慶府（今河南沁陽市），經五十多日仍未能攻下，只好放棄，然後進入山西，經平陽府、洪洞縣折往東趨屯留、黎城再由太行山入武安、涉縣向直隸挺進。於8月28日攻克直隸重鎮臨洺關，京城震動，逃離北京的不下三萬家。清廷一方面增強北京周圍的兵力，也作了必要時撤出北京的準備。

因清軍扼守保定，北伐軍乃從深州趁虛而東，打算經滄州、靜海從東面取北京。但這一帶此時洪水泛濫，使北伐軍無法再前進。一直到年底時，北伐軍約四萬人都還停留在天津附近的靜海和獨流附近，從而給清政府得到調動軍隊時間。由於北京一帶清軍比北伐軍多出數倍，加上北伐軍以南方人為主，未習慣北方寒冬，令北伐軍處於劣勢。1854年初因糧盡北伐軍被迫南撤。當北伐軍在靜海受阻時，派人潛回天京請求援軍，天京當局派曾立昌、許宗揚和陳仕保等率領七千五百人北上增援。援軍在1854年三月渡過黃河，沿途吸納了不少新兵。四月間，援軍到達山東臨清州，不久因為新兵不聽號令而潰敗，曾立昌只好向南撤退，他和陳仕保先後戰死，許宗揚得以身免回到天京，被收入東牢。林鳳祥、李開芳的部隊在3月間退至阜城，吉文元在該地戰死，再南退至連鎮（今河北東光縣內），林鳳祥聞知援軍到達山東，派李開芳分兵迎接援軍。在李開芳會合援軍前，援軍已經潰散，李開芳只好固守山東高唐州。天京當局曾經命秦日綱率領第二支援軍北上，在安徽舒城為清軍擊敗，被逼折返。

清軍分別在連鎮和高唐州圍困北伐軍，兩地的北伐軍無法聯絡，堅守多月後，因糧盡而逐漸不支。1855年3月，清將僧格林沁攻下連鎮，林鳳祥受傷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處死。僧格林沁率兵到高唐州，李開芳知道林鳳祥已全軍覆沒，從高唐州突圍至馮官屯，又被清軍圍困，不久被俘，6月在北京被處死。

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郭廷以在他的《近代中國史綱》中認為失敗的主因有二，其一為兵力不足，且為步卒，不利於平原戰，難敵清將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其二為南北語言隔閡，北人性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兩湖之時，從者動以萬計。

另有觀點認為，太平天國僅以二萬餘人北伐，反映了當時主政的東王楊秀清的偏安心態。他曾在1852年說：“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齣，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也。”

在李秀成自述中，此次孤軍北伐行動被認為是天朝覆滅的十大誤之二。原因即為兵力上明顯不足，無法達成目標。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中考出大約只有九軍約兩萬兩千五百人。因此有人認為北伐是重大決策失誤，徒然斷送了太平軍大批精兵良將，又分薄了西征軍的實力，令西征波折重重，未能及早消滅新興的湘軍。但也有人認為太平天國的北伐雖然失敗，但北伐軍深入清朝統治中心地區，打擊了清政府的封建統治，牽制了清政府的注意力，為同時進行的西征和1856年的東征的勝利，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