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嶽英靈集

唐人所編盛唐詩選本。唐代殷璠編選。殷璠，丹陽(今屬江蘇)人。生卒年、字型大小不詳，約活動於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書首自題“丹陽進士”。

此書宋刻本分上下兩卷，明刻本分上、中、下三卷。《敘》稱“起甲寅(開元二年，714)，終癸巳(天寶十二載，753)”，一本誤作“終乙酉(天寶四載)”。它選錄了這個時期自常建至閻防24家詩234首，今本實為228首。由於選者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藝術鑒賞能力，選錄標準又非常嚴格，因而在唐人編選的唐詩選本中歷來最受重視，影響深遠。

在《序》中，殷璠回顧了自梁至唐的詩歌發展道路，他把自梁以來二百多年的詩歌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以為自蕭梁至武德，中間包括陳隋兩代，都是“尤增藻飾”，只重視詞採的華麗；唐開國以後，也仍然沿著齊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貞觀末，才開始有了轉機。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稱之為“標格漸高”，大約因為這個時期有了四傑和陳子昂，已經不完全是亦步亦趨的按照前朝的式樣作詩了。接下去，是睿宗景雲時期，殷璠認為是“頗通遠調”，當時，沈、宋和李嶠、杜審言已經建立了律詩的格式，張說、張九齡、賀知章已顯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揚名之後，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遠調”之說。這是殷璠對《文選》以後、玄宗之前一段時期詩歌發展的簡單的概括，也是符合詩歌發展實際的。開元、天寶之際，是唐詩繁榮興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音律和體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殷璠真正要編選以使之流傳後代的正是開元十五年以後的詩歌。《序》中說：

“開元十五年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在這段話里，接觸到了幾個問題，一是盛唐詩歌的聲律風骨是從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這時盛唐時代的主要詩人李白、王維都已二十七歲，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崔顥等也屆壯年，在詩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出現，以新氣派、新詩風，使唐詩展現了新的氣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歸之於玄宗的愛好與影響。這自然有些把問題簡單化了。一代詩風的形成，絕不會僅僅決定於帝王的好惡，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探討以及創作實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帝王的藝術傾向及其由此產生的號召與提倡，對藝術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確如殷璠所說，“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並從政令上對華麗的文風施加了批評和限制。在所下詔令中曾說：“我國家效古質，斷浮艷，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麗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又因為“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敕令改變考試內容（《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這些詔令既然事關士大夫的科舉前程，自然對革除浮艷詩風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此外，在這段序文里，殷璠還把“風骨”視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徵。不言而喻，這也是《河嶽英靈集》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只簡單舉出“風骨”二字；畢竟太籠統了，他深恐未來讀者對此發生誤會，因而在《集論》中又作了一番具體的闡述：

“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集論》）

選者在“敘”和“集論”里論述了詩歌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認為“伶倫造律”，“為文章之本”；“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詩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專事拘忌”，流為“矯飾”。他批判了齊、梁以來詩歌“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的不良傾向，指出唐代詩歌正是在糾正上述詩風中“去偽從真”，逐步向前發展，到了開元中期“聲律風骨始備”。殷璠評詩注重“風骨”和“興象”。他選錄的標準是“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由於有比較正確的觀點作為指導，通過選詩以標舉其論詩宗旨，書中所選，雖因當時的條件限制，不可能搜羅得很全面，但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詩人如李白、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崔國輔、祖詠、儲光羲、常建等人的優秀詩篇都能入選，基本上反映了盛唐詩歌的面貌。書中沒有選及杜詩，可能由於杜甫蜚聲詩壇，較遲於上列諸家，當時還沒有篇什廣為流傳的緣故。

書中略仿南朝鍾嶸《詩品》，對入選各家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作簡括的評論，其中有不少精闢之見為後人所稱述。這種把評和選結合起來，在體例上實屬創舉，為後來許多評選本詩文集的灠觴，但由於此書自序說“分為上下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也都著錄為2卷，而明代毛晉、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為2卷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今本3卷是後人“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並非編者原意(孫毓修《河嶽英靈集校文》引黃丕烈說。

敘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后相效著述者十餘家，成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輯纂，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眾品銷鑠，為知音所痛。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雖滿篋笥，將何用之？

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刪略群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為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倫次於序，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

《河嶽英靈集》有《四部叢刊》影明翻宋本、汲古閣本，通行的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唐人選唐詩(十種)》中。

在《序》中，殷璠回顧了自梁至唐的詩歌發展道路，他把自梁以來二百多年的詩歌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以為自蕭梁至武德，中間包括陳隋兩代，都是“尤增藻飾”，只重視詞採的華麗；唐開國以後，也仍然沿著齊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貞觀末，才開始有了轉機。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稱之為“標格漸高”，大約因為這個時期有了四傑和陳子昂，已經不完全是亦步亦趨的按照前朝的式樣作詩了。接下去，是睿宗景雲時期，殷璠認為是“頗通遠調”，當時，沈、宋和李嶠、杜審言已經建立了律詩的格式，張說、張九齡、賀知章已顯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揚名之後，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遠調”之說。這是殷璠對《文選》以後、玄宗之前一段時期詩歌發展的簡單的概括，也是符合詩歌發展實際的。開元、天寶之際，是唐詩繁榮興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音律和體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殷璠真正要編選以使之流傳後代的正是開元十五年以後的詩歌。《序》中說：

“開元十五年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在這段話里，接觸到了幾個問題，一是盛唐詩歌的聲律風骨是從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這時盛唐時代的主要詩人李白、王維都已二十七歲，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崔顥等也屆壯年，在詩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出現，以新氣派、新詩風，使唐詩展現了新的氣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歸之於玄宗的愛好與影響。這自然有些把問題簡單化了。一代詩風的形成，絕不會僅僅決定於帝王的好惡，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探討以及創作實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帝王的藝術傾向及其由此產生的號召與提倡，對藝術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確如殷璠所說，“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並從政令上對華麗的文風施加了批評和限制。在所下詔令中曾說：“我國家效古質，斷浮艷，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麗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又因為“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敕令改變考試內容（《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這些詔令既然事關士大夫的科舉前程，自然對革除浮艷詩風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此外，在這段序文里，殷璠還把“風骨”視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徵。不言而喻，這也是《河嶽英靈集》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只簡單舉出“風骨”二字；畢竟太籠統了，他深恐未來讀者對此發生誤會，因而在《集論》中又作了一番具體的闡述：

“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集論》）

選者在“敘”和“集論”里論述了詩歌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認為“伶倫造律”，“為文章之本”；“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詩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專事拘忌”，流為“矯飾”。他批判了齊、梁以來詩歌“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的不良傾向，指出唐代詩歌正是在糾正上述詩風中“去偽從真”，逐步向前發展，到了開元中期“聲律風骨始備”。殷璠評詩注重“風骨”和“興象”。他選錄的標準是“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由於有比較正確的觀點作為指導，通過選詩以標舉其論詩宗旨，書中所選，雖因當時的條件限制，不可能搜羅得很全面，但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詩人如李白、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崔國輔、祖詠、儲光羲、常建等人的優秀詩篇都能入選，基本上反映了盛唐詩歌的面貌。書中沒有選及杜詩，可能由於杜甫蜚聲詩壇，較遲於上列諸家，當時還沒有篇什廣為流傳的緣故。

書中略仿南朝鐘嶸《詩品》，對入選各家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作簡括的評論，其中有不少精闢之見為後人所稱述。這種把評和選結合起來，在體例上實屬創舉，為後來許多評選本詩文集的灠觴，但由於此書自序說“分為上下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也都著錄為2卷，而明代毛晉、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為2卷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今本3卷是後人“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並非編者原意(孫毓修《河嶽英靈集校文》引黃丕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