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海建國學院

濱海建國學院（1945.8-1950.2）。1945年8月，濱海中學改名為濱海建國學院，原濱海中學的教職工大部分到建國學院工作。1947年春，山東省教育處（廳）把直接管轄的山東大學附中改名為濱海師範並下放到濱海地區。濱海地委、行署決定將濱海師範與濱海建國學院合併，成立“濱海公學”。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的需要，1948年1月，學校奉命停辦，教職員全部轉入華東大學學習，學生全部分配了工作。同年10月，濱海地委、行署決定在濱海地區恢復濱海中學，恢復后的濱海中學改名為濱海鄉村師範學校，1950年2月，濱海鄉村師範學校奉令從莒南遷至臨沂城南關靛市街，改稱臨沂師範學校。濱海建國學院以及後來的濱海公學、濱海鄉村師範學校的師生員工們在動蕩不安的戰爭環境中，依靠黨的領導和堅強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密切聯繫群眾，艱苦奮鬥，不僅長期堅持了教學工作，而且在戰爭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項戰鬥任務，為黨為革命培養和輸送了成千上萬名幹部，為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在沂蒙山區，這裡是山東黨政軍的機關所在地。當時魯中南地區有三塊毗連的根據地：魯中區，魯南區和濱海區。

1940年根據地各項建設運動廣泛開展，創辦培養幹部的學校既是根據地文化建設的需要，也是軍政建設的需要。

1941年春，山東五地委和濱海區各縣聯合辦事處作出決定，按照抗大一分校的建制在濱海區建立一所幹部學校——濱海中學。5月13日 師範部在莒南縣朱邊鎮開學。學校雖然名叫濱海中學，實質上於今天的意義上的中學不完全相同，最初設有師範部和中學部，後來中學部一度停辦，因此，濱海中學 也經常被稱作濱海師範，這是一所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幹部學校。學員有的是在職幹部，有的是革命青年，有的是農村少年，年齡大者三四十，小者十六七，文化程 度從小學到中學各不相同，學制從短期培訓到長期在校學習也不一樣。

1944年夏，正擔任省文協秘書長職務的劉導生接到調令，來到這所學校接任原校長高燮宸的職務，同時兼任學校黨支部書記。

之後，學校領導體制被調整：首先在隸屬關 繫上作出調整，由原來的歸濱海專署文教科領導，變為歸濱海區黨委和行署領導；其次，對學校內部管理體制也作了調整，劉導生來之前學校內部管理實行董事會管理制 度，即董事會下設有校長、教導主任、總務主任等職，董事會成員多是當地開明士紳，這也是這所學校區別於當時山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的地方，目的是為了爭取更 多的愛國青年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劉導生就任校長之後，取消了董事會制度，直接實行校長負責制，校長主持校務委員會，決定學校的一切重大 問題。學校領導部門有：校長辦公室，配備秘書和軍事參謀各一人，下設通訊班、收發室、文印室、衛生所等；組織科有一名科長和一名秘書；教育課有一名科長和 教育幹事、圖書幹事各一人；總務科有科長一名，下設生產委員會，其辦事機構是生產股、供給股、財糧股。當時學校有師範部和中學部兩個專業，各有兩個大隊。後來根據需要又增加了一些專業。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各根據地一方面組織迎接抗戰勝利，一方面準備可能發生的內戰，同時在準備建設新中國。因此，抗戰、反內戰和建國成為當時的中心工作。正是基於這樣的形勢，也是為了吸收敵占區和國統區的熱血青年參加革命和建國，8月，中共濱海區黨委和行署作出決定，將學校更名為濱海建國學院。從客觀上看，濱海中學更名也是學校發展的需要，因為這從來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學，或者說，本來她就是一所高校。

據1945年7月的統計，學校的專業開設和在校生情況是：戰爭宣傳隊有學員100餘人（後轉入軍分區政治部）；衛生隊有學員100餘人（後轉入軍分區醫院和專署平民醫院）；行政隊63人，學員多是1937-1944年參加革命的人員，年齡從20-40不等，入學前一般是正副區長和縣裡的科長、科員；群工隊63人，年齡也在20-45之間，入學前一般是各界救國會會長、職工運動委員等；教育隊（即原師範部）76人，年齡在20-45之間，這部分人原文化程度相對較高，入學前相當一部分是完全小學領導幹部，區文教助理，也有在職教師或中學生；普通隊（包括原中學部及敵占區來的愛國學生）116人，年齡從十幾歲到二十多歲不等，多為學生、《大眾日報》工作人員和黨政機關後勤工作人員；藝術隊有學員50人。學校更名為濱海建國學院之後，根據革命需要，學校又增設電話隊和會計隊兩個隊。

作 為一所游擊學校，學校沒有固定校址。在戰爭環境中，除少數警戒槍支外，學校沒有多少武裝，因此，沒有戰鬥力。隨著敵情的不斷變化，學校得經常轉移，有時十 幾天一轉移，有時一天兩轉移。學校每轉移到一個新地點，各隊、各單位，就根據指定的地點，一般每一家或兩三家住一個最小建制單位一班或組，這樣便於開展活 動。學校生活在群眾中，師生一到住所，首先向房東進行慰問，然後向老百姓借鋪草，打地鋪安排住宿。黎明早起，替房東掃院子，擔水，取柴；農忙時則先幫助農 戶干一定的農活后再組織場院等空地上課。

戰 爭年代，由於敵人的封鎖破壞，學校的物質條件是很差的。按上級規定，學校的教員供應全是細糧，夏發單衣，冬發棉衣。實際上，當時根本沒有細糧供應，大家只 能和學生一樣地吃糝子煎餅和地瓜干，能吃上小米和高粱就很不錯了。為了不麻煩群眾，學校生產股組織自己生產，儘可能改善學生生活。如，學生領來高粱，就把 它碾成米，煮著吃，大家戲稱它為“珍珠飯”。

學 校沒有固定教材，教師要自己編寫，必要的印刷品是在《大眾日報》印製的。無論是接受短期培訓的學員還是長期在校學習的學員，接受的課程主要是馬列主義教 育、戰爭形勢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文化教育、以及專業教育等。學生上課採取大課制，每課二小時，中間休息十來分鐘。沒有固定的課堂，一般是露天上課。夏天 多在農家場院，大樹底下和河灘空地，冬天一般在向陽的牆邊、空房。上課時，教師掛塊黑板，學員支個馬扎或者就地打坐，拿出筆記，認真聽講和記錄。

在 教學活動中，十分重視學以致用，理論聯繫實際。工礦專業的學生，曾參加過日照海岸擋潮壩工程的修建，並學會了駕船捕撈等技術。他們還實地勘察發現不少有價 值的礦苗，研究了很多礦石的成分、性質和實用價值，特別對高嶺土的性質和燒制工藝，做了較詳細的試驗和探討。會計專業和合作專業，經常參加和自己學科密切 相關的實際工作，為了幫助農村變工隊計算較複雜的變工帳，他們創製出較實用的變工帳計算公式。師範班學生的實習時間，一般占整個學習實踐的三分之一，在實 習中，他們把面向俄國的政治理論、教育理論，密切運用到教學實踐，創造出優異的成績，受到當地群眾的好評。轟動一時的“莊戶學”，就是師範部學員張建華在 根據地創造的一套學習和生產密切結合的教學方式，被廣泛推廣，後來張建華回到濱海建國學院當了老師。

劉導生是1944年同我的夫人高勵結婚的，當時，她還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文工團，婚後就來到我們學校當了一名教師。當時的生活艱苦，她懷孕期間，妊娠反應強烈時，就吃點學校自己種植的蘿蔔維持。在條件好的情況下，每月能吃上一兩次面飯，包 餃子或者煮麵條。所謂餃子，也不過是青菜，很難見到肉。那時，蔬菜也極端缺乏。大鍋菜，一般是熬菜湯，一組只能分到一小盆，不夠吃，就往裡加鹽。有時缺 菜，就乾脆炒鹽吃。生活必需品也是極端匱乏，如，在衣服被褥方面，只是重點補充，做到衣能蔽體，鞋能護腳就行。有時領下幾件衣服，不夠分配，就優先照顧原 籍為外省區的同志，當地的，盡量向家裡要點。發的衣服常常是有褲無褂，有棉無單，至於蓋的，“布被十年”是常事，入夏之後，每人一件蓑衣，一頂葦笠，就是 上等衣著了。我的條件還算不錯，代步工具是一頭毛驢，我完全是老百姓打扮，剛從國統區來的學生看到校長不騎馬而是騎驢，感覺很好笑。

後來劉導生離開了學校，但學校發展的歷史我是知道一些的。如，1947年2月，濱海建國學院與山大附中合併，改稱濱海公學。此時又增加了地干，工礦，合作等學科專業，並同時附設中學部和師範部。規模空前。

當時濱海建國學院各部門負責人是：

教導主任周抗；組織科有曹在均，龐煥，高勵；行政科有趙凱；教育科有李奎元，陳士賓；總務科有馬亞魯；圖書館負責人是劉衛；普通科隊長王恆在，指導員王衛，盧兼三；群工隊隊長李希平；政治教導員楊滌生；師範科主任主紀先；師範一隊隊長郭 抵，指導員龐煥；師範二隊隊長李實甫，指導員倪康華等。